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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东郊那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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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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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那所小学  发帖心情 Post By:2018-2-13 14:16:02 [显示全部帖子]

李南央 
  
  
   我两岁半进幼儿园,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想家一直是我的一个大问题。我想蔡阿姨做的饭,我想九号楼前雨后飞着许多蜻蜓的花园,我想大鱼缸里那几条傻呼呼的金鱼,我想家里不按钟点睡觉起床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幼儿园毕业,想着可以像在育才上学的哥哥一样一个礼拜回家一次了。可是没料到因为公务员小马叔叔的疏忽,报名晚了,育才的名额已满,家里只好把我送到位于通州(现在的通县)的燃料工业东郊小学上学。我还记得爸爸为此很生气,当着我的面狠狠地训了小马叔叔一顿。我对于把我发配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上学,而且又是两个礼拜回家一次,十分地不满意,觉得爸爸妈妈太偏心眼儿。特别觉得我的不安分大概不得妈妈的喜欢,要不哪有把老大放在离家近的地方上学,把小的送出去的道理?知道闹也没用,只好不情愿地接受了现实。
  
   到了开学的日子,我由公务员领着到石油部大门口上了送我们一群住在六铺炕附近的孩子去上学的班车。班车从北郊出发,经地安门、南河沿上了长安街,一直开过那条笔直大街的尽头,驶过一个插着一面小红旗代表北京边界的小岗楼木屋,又晃晃悠悠了好一阵,才到了那所位于东郊为燃料工业部门的干部、职工子弟们新建的小学。班车把我们这些孩子和行李卸下来就掉头走了。学校的大门也随之紧紧地关上,我感到了一种被抛到了天边的荒凉。拖着自己的行李,我惶惶地向四周望去,这里没有哥哥学校里郁郁葱葱的小松树林,外一层里一进的套院儿,红绿相间做宿舍的庙宇,整个儿学校不过是一个一眼可望尽的大方框。学校的一切设施都是围绕着中间一片寸草不生、泛着白茬的硬板泥土操场建的。操场用一条黑呼呼的煤渣跑道围着,它的西边是我们刚进来的那个大洋铁皮校门,校门两侧各有一排灰砖砌的平房,一边是教室,一边是医务室;东边是礼堂兼食堂,也是灰砖砌的;南边一幢四层的楼房是教室和老师宿舍,北边一幢二层楼房是学生宿舍,也是灰色的。这些建筑的后背身就是铁丝网,整个学校就是由这圈儿只在校门处断开的铁丝网围起的。平时校门紧闭,住校生不得擅自走出校门。我觉得这不是学校,是监狱,打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讨厌它,一丁点儿也不想在这儿上学。
  
   在进校的新生中我只认得同门洞二楼沈局长的女儿晨英,我跟她说,我想从这里逃出去,可是离家这么远,不知道怎么个逃法儿。晨英看着我强忍住眼泪,很悲切的样子,说她也想家,俩人就对著抹开了眼泪。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她的姨就住在附近,她认识去她家的路,她可以让她的姨先帮助我逃回北京,然后我到她的家里向她父母述说学校像个监狱,让她的父母把她也接回去。我一听大喜过望,说要逃现在就逃,趁水电部和煤炭部的学生还没有到校,女生宿舍这边同学不多,行动方便。我和晨英拎起我还未打开的行李,绕到楼后的铁丝网处,看看四下无人,先帮助晨英钻出了铁丝网,我把行李从铁丝网上扔给她,自己也随后钻了出去。我们俩人抬着行李,兴匆匆不多时就找到了晨英的姨家。记得她姨梳着快齐肩的短发,两边用卡子别在耳后,是那种不是机关干部的普通居民的打扮。她住着打通的两间平房,不记得为何家里只有她一人在。她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晨英把我做了介绍,说我是住在她家楼上的好朋友,不想上东郊小学,要回家。我的父母知道这个学校的情况一定会同意我不在这里上学的,这样我的父母也会说服她的父母把她接回城里上小学。姨听明白了我们的意思,做出了无奈的表情,和气地说:“这么远怎么跟你爸爸妈妈联系呢?”我立即骄傲地说:“我家有电话,电话号码4局5170。”姨听后说她这就去给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姨回来了,说一切都谈好了,我家现在已派人出来接我了,让我们哪儿也别去,在这里安心等。我们一听别提有多高兴了,对她千恩万谢了一番。姨开始作饭,我们也热烈地帮着忙。正在吃饭当中,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小马叔叔来了,高兴地从饭桌旁跳了起来。没想到进来的竟然是今天下午才认识的生活满老师,我们一下子傻在了那儿。我愤怒地转向晨英的姨,她却满脸和悦地说:“跟老师回学校吧。”她从里屋拿出我的行李,满老师接过来,谢了她。然后严厉地转向我们:“走吧!”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只好怏怏地跟在她的屁股后向那座“监狱”走去。其实晨英的姨如果不同意我们的逃跑行动,完全可以当面告诉我们这样不对,把我们劝回学校,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段收拾我们呢?我从此对大人存了戒心,觉得他们是不友好,是不可以相信的。所幸到校的同学不多,此事并未被更多的人知道,学校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处分。
  
   我上小学不久就开始了大跃进。大跃进对于我,就是在隔壁煤炭干校的露天剧场看节目:看“元帅升帐”,“除四害”的京剧。大人们扮着花脸,叫一声:“钢铁元帅升帐!”就有一个花脸“哇呀呀!”一声从后台雄赳赳地走出来;再叫一声:“粮食元帅升帐!”,另一个花脸“哇呀呀!”出来站在前面那个的旁边;然后又是“哇呀呀!”,又一个元帅,很热闹。四害则是丑角,大人们脸的中间涂一块白,戴着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帽子,也是有人一叫:“把那个坏家伙带出来!”一个丑角就“吱吱吱!”鬼头鬼脑地出来站在台的一侧,“吱吱吱!”地也是一会儿站成一排,只不过一个个缩头缩脑,不是元帅们那般的神气。再就是起劲儿地把自己的铅笔盒,铁垫板捐出来炼铁。想也没想:这些本来已是铁生产的成品,为什么不用了,反要送回去炼成制造它们的生铁,这岂不是傻瓜干的事吗?抓麻雀不是我们的事情,是高年级学生的任务,因为要起早床,还要上房顶。高年级的学生们站在宿舍楼、教学楼的楼顶,扯着挂着各色小旗的绳子,敲锣打鼓赶得麻雀不能落地,最后连累带吓摔死在地上。如果说我对大跃进的记忆主要是热闹、好玩,那么反右斗争就有些严肃了。
  
   学校的反右斗争是以校长的被捕开始的。东郊小学的校长是个白头发的高个子老头,我不记得他有多么亲切,但也绝不记得他有多么可恶。只记得他有时会在课间操时给我们训话,除此之外则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比起生活教导主任林老师的重要性差远了。林老师可是不可豁缺的,每隔两周的回家,我们都是在林老师的三吆四喝中按三个部排好队,等待各自部里派出的班车。林老师还要一一向我们说明回家的注意事项。队排不好,或者听训话时不安静,即使车来了也不让上车。后来的困难时期,林老师的训话就更重要。比如她会告诉我们这次每个人的成绩册中夹了多少粮票,多少是粗粮、多少是细粮,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家长们见不到粮票是不会答应学校的。那天校长正站在高台上对着等待作操的学生高谈阔论,突然从校外驶进来一辆吉普车,跳下来几个警察,二话不说,当着全校的师生把校长从台上揪下来,铐上手铐带走了。同学们都愣怔在操场上,不知如何是好。我至今记得老校长的白发在风中瑟瑟地抖动,低着头,高大的身体团缩成很小的一球儿,被公安人员连推代搡地塞进了汽车。我觉得这是电影中的镜头。事后同学们激动地议论了好几天,猜测着校长一定是特务,否则不会被公安局抓走。“没想到那么和善的校长,会是个大坏蛋!真是太可怕了!”这位校长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被抓,学校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学生。今天无法查证那是个冤案,还是一个真案。即使是真案,有必要当着年幼的学生演出逮捕的一幕吗?也许是让我们从小接受战斗的洗礼吧。
  
   反右斗争很快波及到每一个教师。每个班级教室的外面都开辟出一块墙报园地,学校号召学生们给学校领导和老师提意见,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园地开辟出好几天,仍然是空空的,没有人在上面贴出什么。学校就又在广播中反复动员,老师们也在班上动员,我觉得老师们似乎很有些诚意,想听到学生们对他们有些什么看法,希望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我就大起了胆子,给语文丛老师写了条意见贴在了墙上。丛老师是位四十岁左右,矮胖的女老师。我那时的手瘦得象个鸡爪子,因此十分羡慕丛老师那双白白的胖手和手背上那些好看的小窝窝。可是丛老师一点都不和善,那柔软的小手里永远拿着一杆教鞭。一旦发现谁不注意听讲,或者谁在做小动作、说话,那杆教鞭就会直朝着你的心窝捅去。我挨过不止一次捅,丛老师出手总是十分突然,棍尖点在身上生痛生痛,滋味实在不好受。我刚上一年级,学完注音字母,还识不得几个字,记得纸条是这样写的:“丛老师你老爱拿ㄐㄧㄠˋㄅㄧㄢㄊㄨㄥˇ学生,希望你能够改正。”并工工整整地签上了我的名字:李南央。第二天上课,丛老师红着脸向我们道了歉,保证以后不再用教鞭捅我们了。看到我的意见居然生了效,同学们开始纷纷给老师提意见,不几天墙报就贴满了。老师们基本都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不再象以前那么凶了。但是没有一个学生对学校领导提意见,不是不敢提,而是他们离我们太远,我们不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年级太小,还没有从老师的问题看到领导问题的水平。后来学校说给老师、领导提意见告一段落,改成同学们之间互相提意见,因之给老师提的意见都被从墙上撕了下来。但是不管怎样动员,那块墙壁始终空空如也。同学们天天在一起玩,彼此间没有什么惧怕,闹点矛盾、意见当时就吵吵了,谁还会留到墙报上去让满世界的人都知道。童心还是单纯、充满了友善啊!
  
   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经历了大跃进、反右斗争。所幸那时年龄小,依我的天性,如年龄再大些,也许就不是糊里糊涂地经历,而是糊里糊涂地吞食政治斗争的苦果了。
  
   在东郊小学那五年的时间里,对一个地方我有着特别清晰的记忆,那就是食堂。也许是因为学龄前那严格控制零食和饮食的幼儿园生活,一直使我对食物有一种饥渴感。小学继续住校,这就又继续了我吃食堂饭的生活,而且没有了幼儿园午睡后的那一顿点心和晚饭后的一块水果糖,这就更使我经常性地发馋。因而在那所令我讨厌的学校里,唯一让我日日想往,誓志不变的地方就是食堂。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食堂,是学校的大礼堂兼做的。因为需要用礼堂的时候并不多,因此大礼堂平时总是按食堂布置。全校每个年级有一班住校生,每班大概三十人左右,高低年级共一百多学生一起用餐。学生们在台下吃饭,饭桌是长方形的,椅子是有靠背的长条凳子,每桌对坐四个人。老师们则在台上吃饭,而且永远用一块白布帘将老师和学生的食堂分成两个天地。菜、饭是由每班当天的值日生从厨房用铁桶和簸箩领出,按份儿在饭桌上分好、摆好。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前,分剩下的馒头或米饭就放在簸箩里,摆在每班最头的饭桌上。学生们如果主食不够吃,可以随意去拿。簸箩里的拿完了,再由值日生去后边厨房里取。开饭前,每班的学生要在食堂前排好队,等待自己班级的值日生摆好饭出来叫,就可以进去了。不过如果生活老师觉得有人很不守纪律,队排得不好,即使饭菜已分好,也不让我们进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吃凉饭了。而且因为进去晚了,后边厨房的主食被别的班级拿光,我们则可能吃不饱也没有办法再添主食了。赶到冬天,因为食堂里没有放大衣的地方,排队时不能穿大衣,那时北方的冬天可不像现在,是滴水成冰的,在食堂外边等着迟迟进不去是很受罪的事情。因此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十分遵守秩序,特别是知道食堂改善伙食的时候,就会格外卖力地互相催促着把队排得齐齐的,好一刻也不耽误地进去吃饭。
  
   礼堂的大厅并不直接冲着大门,大门和大厅之间有一个小的门厅,进门厅的右侧总架着一个大木盆,学生们吃完饭,自己将盘碗带出来放入这个大木盆。那时木盆里已盛满了碱水,一个大师傅站在旁边,随来随洗,最后再拿到厨房后边冲洗、消毒。不过这个大木盆旁边往往站的不是大师傅,而是几个自愿做好事的学生。其实说是自愿并不准确,学生们不过想以此讨好大师傅,使本班在吃米饭时能分到锅巴。每当大师傅一手将硕大的一块锅巴高高托在头顶,从厨房里走出,一饭厅的学生都会停止咀嚼,眼巴巴地看着焦黄焦黄的锅巴落入何人之手。如果是那个姓高的大师傅出来,几乎十有八九会将锅巴给了高我一班的那个班级,无论我们如何卖力帮他洗碗也没有用,我因此很讨厌那个高师傅。在一次食物中毒事件中,看到这个高师傅痛苦地蹲在地上呕吐,我很幸灾乐祸。他是唯一的一个中毒的大人,其他都是学生,这说明他偷吃了学生的饭。中毒的人都被送入医院治疗,很快就都痊愈了。我们这些没有中毒的学生也被灌了极其恶心的蓖麻油,翻肠倒胃地呕吐一番算完事。部里因此还立案调查过,似乎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学生平时的伙食并不好,只有在部里有人来参观或视察时才会有烧鸡等好东西吃。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是常事,细粮很少,只有每天早饭有半个馒头,五年级以上是一个馒头。待我好容易熬到五年级,定量又降了,早上还是半个馒头。此外只有星期五的晚上有一顿面疙瘩汤喝,其余日子的中、晚饭都是窝窝头。我因此至今对面疙瘩汤情有独衷。在我记忆里,困难时期开始后好象只吃过一次米饭,但是里面全是谷壳,难以下咽。那天同学们都离开食堂了,我还没有将那一小碗米饭吃完,最后只好放弃了。一直守侯在一旁的同班同学张丽华拿过饭碗,几口就吃完了。看来我还不是如她般真饿得象头狼。记得三年级时,我只有不到五十斤。后来有了高价点心、高价糖,可以不凭票证买到高于凭票食品十多倍价格的吃的。妈妈看我太瘦了,又老是吃不饱,给我买了一大盒高级饼干让我带到学校去吃。可是学校有规定,不许带任何吃的东西到学校,一旦发现就要没收,还要公开批评。我将那一盒饼干藏在床底下,整整两个星期,没有找到一次可以偷偷吃的机会,只好又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妈妈对学校的这一规定气得要命,可是也没有办法。我记得那时唯一可以解馋的东西就是桂皮。偷偷交给要好的走读同学3分钱,她就会给你从外边的小合作社买回很大的一块。这东西揣在口袋里不易被发现,可以趁四周无人时,以极快的速度掏出来咬一小口,那带点甜气的涩辣味儿可以令我回肠荡气很久。
  
   困难时期学校养了羊,每天下午学生们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出去打羊草,班级间还要竞赛看哪班打的多。可是我们从来连羊肉星儿也没见过。其实我们那时的定量,绝不至于只有那么一点儿细粮的。学生们小,没有人怀疑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淘气的学生跑到台上把将老师的食堂隔在另一个天地的白帘子一把扯开,正在吃饭的老师们惊呆了,在台下吃饭的学生们也惊呆了。因为台下的学生们在啃窝头,台上的老师们却在吃炸油饼。学生们哗然了,老师们尴尬极了。部里派人来调查,对管事的大人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不知道,只是自此以后伙食明显好转,细粮多了起来。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老师们怎么会铁板一块,没有人对多占孩子们的定量提出异意,那么心安理得地在孩子们吃窝窝头,填不满肚子时,在台上的另一个天地里吃香喝辣!
  
   我在这座“监狱”里蹲了快五年,五年级的下学期,妈妈才把我转回家旁边的燃料工业北郊小学走读。可是那时爸爸妈妈已经离婚,妈妈的脾气暴戾无比,我后悔莫迭,想再回去坐“监狱”已经晚了。在这五年里,除了家里的保姆蔡阿姨来看过我,爸爸一次没有来过(他多次和妈妈一起去育才看过哥哥),妈妈也只来过一次。那是因为中央电视台要录制我们学校舞蹈队的节目《好妈妈》,放了暑假,舞蹈队的住校生不让回家,继续在学校排练。妈妈找到学校,和舞蹈队的老师争执了起来,把我领回了家。我因为是个替补队员,知道自己上台的机会几乎是零,对于妈妈能够亲自来接我回家是十分高兴的。
  
   但是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学校每年一次的家长会是十分隆重的,每个班级和学校的舞蹈队、话剧队都要排练好长时间的节目,在家长会那天的上午演给家长和全校的老师和同学看。那一天的伙食也是一年中最好的一顿。我既是班级舞蹈队的成员,也是学校舞蹈队的成员,多希望爸爸或是妈妈能看到我的演出啊。我在台上跳舞时总是会往台下看来看去,希望能意外地发现爸爸妈妈的身影,可是是永远的失望。这里离北京太远了,他们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后来爸爸去了北大荒,家里又多了妹妹,妈妈一人支撑全家,就更不可能来了。
  
   那所远离北京的东郊小学啊!以为到了五十岁会为孩童时自己的懵懵懂懂好笑,没想到现在写来仍有着一种深深的遗憾。不过那住校的生活训练了我整洁和行动迅速的习惯。我至今会把床铺整理得像军人一样,朋友们总说我们家是一尘不染。吃饭时,丈夫的半碗饭还没有吃完,我已经收拾起自己的碗筷离开饭桌了。哈,事情总是有它的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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