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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病房里的卖布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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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的卖布大爷  发帖心情 Post By:2018-2-12 11:41:23 [只看该作者]

袁凌

 

 

 

一、

我是在出院那天认识袁大爷的。

以前,他每天来按时来病房换垃圾筒,拾掇厕所,但我没有印象。这天赶上出院,听说我姓袁,他支着拖把和我聊了几句。袁大爷是安徽人,全家都在北京打工,自己在望京医院这家外包的专科门诊干了一年多保洁了。听到我是陕西人,他脸上露出微笑,说我去过,卖布。

是三十来年的事了,那时袁大爷是挑担的货郎,翻山越岭,也转过我们那儿的山。虽然他挑的是布,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货郎担子。担子本身大约只是两只箩筐,订婚交礼的时候常见,主要是其上的琳琅满目,是两座别样的山,一头是用,一头是穿,独独缺少吃的,大约山民没有余钱用在零嘴上,连水果糖也是奢侈。

用和穿却是必需,无法自产。用的从大的铁锅搪瓷盆到小的打火石,后来有了香脂,穿的从针头线脑顶针到围巾袜子,印象最深的是彩线,不知哪里会有那么多种,妈妈和几个舅娘都会一股股理起来,慢慢地挑,用来绣鞋垫的花样子。除了山上开的花,这就是童年家乡最多的色彩了。

货郎从山底转上来,爬上煤炭灰包,把担子在沙梨子树下一放,会拿出随身的小喇叭放“新鞋新袜啰”,小孩子立刻循声前来围住,几个表姐表妹连同我的姐姐是主力军。记得有一年,货郎担来了几双高跟鞋,说是外面流行得不行了,几个姐姐在那里试穿。我们几个当弟弟当暗中约定,要是她们买了高跟跟来穿,就暗中给她们把鞋跟剁掉。似乎姐姐们穿上高跟鞋,会大大的丢失我们当弟弟的脸面。还好对于这样新奇东西,姐姐们只是翻翻看看,没有人真的尝试,后来我想,货郎挑高跟鞋上我们这样的高山,虽说新奇,却难免是失策,因为穿了没法上下坡走路。我想这是姐姐们没买的主要原因,并非忌惮我们的密谋。

后来又有了高弹裤,松糕鞋,也纷纷穿在了姐姐妹妹们身上脚底,却不一定来自转山的货郎,我们也没有密谋抵制的心情了。世界变了。

似乎没有见过专一卖布的货郎。不过也可能是那种货郎只有大人感兴趣,因此在记忆中忽略了,眼前的袁大爷,或许也到过沙梨子树下,打开过他的货单,供妈妈和舅娘们挑选。眼下他却在这望京的专科病房中,倾倒着墙角和厕所里的垃圾筒,再也不会给那个没有公路的小山村,带来外面新鲜的物什和气息。

 

二、

再次见到袁大爷,是在医院楼梯下面的小房间里。这里本来是放扫帚洁具的地方,加了一张床,保洁员可以在这午休,有时用电饭煲煮点稀饭。和上次一样,他穿着一件牛仔包质地的牛仔衣,似乎从当年卖布起,他从来没有真地把行头卸下来。

屋顶是斜的,只能躺或坐床,站不起来。袁大爷说,他在这家专科医院干得并不舒畅,收拾两层楼病房,加一起工资不到三千,不如他之前在海淀八里庄摆摊卖鞋。早上五点零七分准时到医院,到中午不闲,下午四点半走,收垃圾两次,打扫两次,另外清理手术室和厕所。“手术台上要有血,我得擦”。肛肠中心厕所总是脏,主要是洗脸盆那块,因为泡药水,总是擦不掉。我不禁有点不安,自己住院期间,是否也给他制造了一些小麻烦。他大致看起来是个好心情的人,即使不太舒心的时候,也能把一副笑容挂在脸上,正像那些挑担到山村的货郎,心里累也不能说出口,对于精挑细拣最后却只要了一根丝线的母亲和姐姐们,不能表示出不耐烦。

 

《鸡毛飞上天》中的乡村货郎形象《鸡毛飞上天》中的乡村货郎形象

 

袁大爷的老伴在社科院干保洁,工资高些,也比医院轻省,相比之下,就是时间长,早晨五点就要出门,晚上下班要八点以后,又在十里河那边,隔得太远,就两天回来一次,那边有个类似的楼梯间,不过是在转角下面,屋顶是平的。

等到下了班,我们跟着骑电动车的袁大爷一起,去他家租住的东辛店。渐渐离开繁华的望京,沿着京顺路一直北行,一旁是高架的机场快轨。走出五环,高楼就消失了,现出京郊地带的样貌,四十分钟后来到东辛店入口。这里有另一种热闹。

助动车和自行车都在路口拐弯,和公交车不停吐出的人流一起,纳入京顺路旁的一个入口。入口有一个大幅的拐弯,像是人的呼吸道,这时被人和车流壅塞,几乎不剩下空隙,机动车根本不可能驶入。不是亲身在场,想象不出会有这么多人,似乎这里藏着另一座北京的整个人口。路旁是密密麻麻的店铺,招牌琳琅,但都是清一色的平房,整个街道看不出一幢高楼,正像走进路口来的人,虽然形形色色,却无形中带着同一种标记,没人会觉得自己天生不属于这里。

没有分岔的街道,就是连续的拐弯迂回进入,像是顺着呼吸道往下,一直进入胃管,到达消化的底部,人群才在这里渐渐散开,在周遭放射的甬道内消失,往往连小巷也说不上,只是私搭的平房行列留下的缝隙,人群就在裂隙深处栖居,让我想起家乡生长在石缝里的某种小鱼。每天早晨从这些缝隙里出来,汇入主干街道,经历几个迂回,似乎为了缓住汹涌的冲击,来到京顺路辗转,去往五环内的北京。

走进一条这样的裂隙,袁大爷和他的老伴、儿子儿媳连带一个孙女,住在两间紧挨的小屋中,租金加在一起八百元。洗澡上厕所在外边,冬天没有暖气,太冷了就开个小电暖器。儿子媳妇住靠里的大房子,袁大爷和老伴带孙女在过道旁的偏屋内,因为床窄,用木板加宽了一道,屋内不开灯没多少光线,老伴不回家过夜的时候,早上袁大爷起床,天还黑着,留下孙女一个人害怕,总是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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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8-2-12 11:42:01 [只看该作者]

媳妇以前是超市收银员,怀了二胎没上班,儿子从前跟着大爷卖鞋,眼下也没有正式工作,“白天玩”,晚上兼职替喝醉了酒的人代驾,袁大爷提起来有些忧心的样子。

老伴不在家,我们请袁大爷出去吃饭,带上了五岁的孙女。在附近一家川湘菜餐馆里,袁大爷讲了他卖布的经历,八四年开始不种地了,一直干了九年,去过黑龙江、山东、甘肃,还到过青海。每次从如皋出门,从布头手里批一至两千米布,一百三十多人搭伙,坐火车托运,到了当地先存在县城或集镇的旅馆里,分批挑布下乡卖,各人挑80——100米。下乡一跑几十公里,要带干粮,都是馒头煎饼,要水喝,有时到了下昼两三点还没吃饭。卖得好中午下午回去,卖得不好,顶着星星回旅馆,有时投宿在农家,好心人给住,第二天继续卖。

有次五六个人结队,走到一个山西河北界岭下的村子,卖得不大好。当地一个大爷说,翻过眼前的大山,还有一个村子,人口不少。其他的人觉得山高,都回去了。袁大爷一个人挑担翻山,山可高,都是石头,爬上去难得下坡,“我有决心”,把包先放着坠下去,人慢慢扶着树木杂草往下挲,到了村里,人都特别淳朴,布匹很容易脱手了,晚上回到店里,伙伴们在打扑克,说袁师傅真牛。第二天再带130米布去,又卖光了。这是他最得意的一次。

出门在外,遇到好人,也就会遇到坏人。有一次袁大爷和老伴一起挑布到黑龙江卖,遇到当地的达斡尔族,袁大爷和老伴都挨了打,不敢还手,被打了几十分钟,头上打肿,身上打伤,布也丢了,回去自己去医院瞧伤。另有一次去天津,一同卖布的伙计把当地人的孩子碰到了一下,孩子哭,家长就来打那个伙计,袁师傅和伙计一起求他别打了,人家也不停手。

孙女一直不肯好好吃饭,在袁大爷身边扭来扭去,这时伸手摸老人的脸,说“爷爷真可怜”!她说,爷爷上班被人欺负,下班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奶奶还要欺负爷爷”。袁大爷捏住孙女的手,脸上露出微笑,不是随常挂出来的那种,说孙女六个月大就是自己带着,中间奶奶想把她放到孩子外婆家去养,呆了二十天,整天哭,只好接回来。那时袁大爷在六号线地铁白石桥站打扫卫生,晚上上通夜班,白天接送孙女上幼儿园,这样带了两年,才到了望京医院。眼下孙女六岁,明年要上学了。

“卖布是个可怜活,可是转念一想,买布的人更可怜。”袁大爷在沂蒙山遇到一个大爷,一辈子没有见过米是圆的是长的,“说起来我都想落泪”。走到内蒙古赤峰地面,下半年野外的草都干死了,几百公里地赤红,布根本卖不出去。一米布进价两块,3块五出手,生意好四块五块也在卖,布郎苦一个春天,能赚三四千元,下半年还比春天好,在当时就算不错。

布是贵州威宁县的人发明的,如皋人仿制,看起来是布,但纬线用的是编织袋的丝。对卖布的人说是棉做的,卖布的人有专门的手法,拿打火机点着了烧,烧完能拉成一条直线,不起球,就说这是布料。但农民买了去做铺盖里子,很快就会起球,大半年就不能用了。

这时我想到小时候家里盖的被子,说是“白洋布筒子”,就是袁大爷说的这样,很快会起球,擦在光身子上硌得慌,还经不住几次下水,一洗就抽了。会不会就是袁大爷卖的这种布?脑子里也依稀浮现出,妈妈和卖布人交涉,烧了布来看线是否拉直的情节。看来也许在某一次,袁大爷真的挑着担子或者扛着编织袋到过我家那个小山村,或者是他的伙伴,他的布曾经摩挲过妈妈的手,晚上盖在我的身上

“布太差了,只能卖一次。”有的伙计第二次卖到甘肃的酒泉,被人家骂,说你们又来骗人了,赶紧走。卖布的要会说,袁大爷属于很会说的,儿子的大姨父曾经和他一同去贩布,袁大爷一包布卖完了,大姨父的还没动,“他不会撒谎”。到九三年不干了,因为布头发了财不做了,袁大爷跟新的布头不熟,其实也是不想糊弄了,改行刷了几年油漆,99年全家来北京,中间只回过老家两次,是因为在当地拉板车的大哥病重过世。

在北京,袁大爷依旧是卖布,在大红门市场批发,到官园桥摆摊,早上三点起床,和老伴从苹果园的住处踩三轮车,一个多小时到官园桥赶早市,五点钟摆货,有些人到市场买菜,就顺便看布。袁大爷还学会了缝纫,给人做被套枕套。卖的布和转山时不一样,都是棉质的花色不,化纤的少,更不用说编织袋做的,“摆摊位卖假的不行。”

 

 

以后菜市场拆迁,卖布的生意不好做了,改成卖鞋,又干了四年,前些年市场改造,小摊位升级成大摊位,租金上涨,袁大爷改行在万柳修鞋配钥匙,把卖鞋摊位留给儿子媳妇,勉强又摆了几年,关张了。配钥匙的生意竞争也太大,不到四百米的街道有四家,袁大爷干不下去,进了地铁,以后又来到望京医院,和老伴一样干上了保洁。

儿子是眼下袁大爷的心病。在家乡上到初中,十六岁那年来京,在餐馆端了两年盘子,不干了,卖了几年鞋,又不干了,现在说是代驾,天天晚上都有活,他又不一定出去。两口子窝在家里,常常吵架,孙女批评他们“你们俩不行,不如爷爷奶奶”。问她怎么个不如法,“她说,你们自己想想吧。”说到这里,袁大爷又笑了起来,孙女这时耐不住性子,已经从他身边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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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在北京没有学上,明年要回老家,她虽然出生在北京,却不讨厌回去,看天气预报除了北京,只看合肥的,问她,她说“合肥是我老家,我当然关心”。袁大爷打算明年不在医院干了,带孙女回老家庐江县上学,自己可以在老家做点小生意,配钥匙修鞋什么的。

这么多年来,在北京其实比贩布辛苦,冬天骑电动车太冷,袁大爷把牙齿都咬坏了。不过能比家乡多挣点。现在年纪大了,也挣不动了。至于老伴,她比袁大爷小十一岁,不想回老家。老伴上班也很辛苦,一个多月前骑电动车到丽都饭店换公交,路边一家餐馆倒油污,老伴转弯时车摔了,崴了脚,当天还去上班,前几天脚才好。

孙女不知什么时候又跑了回来,用大人腔问,“你们还没有吃完呀,到底是不是在吃饭呀。”我问她“你是要爷爷陪你回老家去上学吗?”小姑娘攥着爷爷的袖子,说是的,他不回老家,我就不回去上学。

袁大爷脸上又露出了隐约的微笑。

 

三、

最近一次去东辛店,我骑着一辆摩拜,在街道入口处被穿制服的综治队员拦住,说是共享单车一律不准入村。街口路旁已经拦下了一排共享单车。

街道依旧是人群拥挤,似乎顺从着地转偏向力往里流动,到了底部的中心区,我不太费力找到了袁大爷一家租住的地方,意外的是,他还在这里。

两年不见,他穿的还是那身牛仔布衣服,但态度变了不少。他不愿意出去吃饭,站在门框上说,自己要做饭带孙女,是新生的这个,大孙女已经回安徽上学,不过是在外婆家。

说话的当口,光着膀子的儿子路过我们身边,和媳妇一起,抱着婴儿去巷口乘凉,袁大爷望了他们一眼。儿子还没有找工作,依旧是干干代驾。袁大爷自己也没有在望京医院上班了,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问他怎么没有带孙女回老家,袁大爷欲言又止。他的脸上又现出微笑,和那次带着孙女在餐馆吃饭不同,是挂上去的,像在当年挑布转山的生涯中,需要随机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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