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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知青杂记——厕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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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杂记——厕所革命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2-7 10:23:04 [只看该作者]

  史啸虎

 

 

 

   石岭也是一座大山的名字,千余米高,东边四十余里是闻名遐迩的1500米高的明堂山,南边三十里处则是一座如同锥形的高约1200米的司空山(此山也是佛教禅宗二祖慧可的修炼驻跸地),西边三十里则是与湖北英山交界的大约1300米高的羊角尖。我们的生产队——石岭村就位于石岭山的山腰处。那里山高林密,住户分散,一共也只有11户人家,72人,分散于山上的各个山坳之中,最高处住户与最低处的可能相差100多米,要走好几里山路。人住得稀疏。一般都是两三家聚居一处,还有一家独自住在村子最高处的。当然,厕所也就随便了。

  

   其实,山区平畈地区尤其是集镇上的厕所也比较正规。比如靠近白帽区(公社)镇上的厕所,看起来也是中规中矩,总是有围墙,竹木的或是土坯垒的,有的还有屋顶,茅草的或片瓦的,与城里的厕所差别不大,至多是小,且不分男女。而且里面较暗,乍一进去一般是看不清里面东西的。

  

   如果有人来上厕所,走到跟前就得哼一下或咳嗽一声,算是打招呼,里面如有人,不管男女都会也哼一声回应。异性哼一声是怕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那为何同性也要哼一声呢?因为除了区政府或公社里面的公共厕所,其它所有厕所都很小,只有一个坑位,也就是在地下只埋有一个缸,上面搭两块木板,中间的空隙处就是厕所粪坑了。两个人上厕所当然就挤不下了。

  

   不管怎样,这些还都算得上是厕所。至少可以遮挡一下上厕所去方便的人的隐私。但我们插队处——石岭山上石岭村的厕所就不敢恭维了。我们刚下到石岭村的第二天,有关厕所的问题就给了我们当头一击。

  

   插队那天,由于在白帽区和公社组织的欢迎和分组,耽搁了时间,加上路程较远,我们随着接送我们的农民社员和公社大队干部爬山来到石岭村时,天色已黑。再加上村里摆宴接风,一直热闹到半夜才睡。山里面的夜,黑灯瞎火的,伸手不见五指,再由于我们的房间都放有一个木桶当尿桶,所以晚上谁也没有出门。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当我们几个男知青起床打开祠堂院门想出去看看村里环境时,就傻眼了。

  

   离大门四、五米处的田坝边沿上,邻居一个女人正蹲在埋着的一口大缸边大解。除了在路边,也就是我们住的祠堂门口,歪歪斜斜、稀稀疏疏插在地上的几根竹叶已经泛黄的野竹竿之外,那口埋在地下的粪缸周围几乎毫无遮挡。白花花的女人屁股就在我们眼前晃动。那个中年女人似乎还回头对着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也许是毫无心理准备,年轻的我们面对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场景,几乎都本能地惊叫了一声“啊——”,然后触电般地跳回了大门里,又连忙关上了门。

  

   后来才知道,那口埋在地下的瓦缸就是西边邻居家,也就是生产队长家的茅子(岳西人称厕所叫茅子)。他家一直以来不分男女都是这么上厕所的。而且石岭村的几乎所有村民家的茅子,不论是设在路边,还是放在房侧,也都是如此开放漏光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插在周围的竹竿和编挂在其上的竹叶是稍多些还是更少些。

  

   面对这种如此开放私处、不惧走光的便溺条件,我们这些从省城来的知青们一下子被推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自己以后怎么办?小解还好办,男的在山上找个背人的地方即可;但需要脱裤子出恭,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茅子我们蹲进去恐怕拉都拉不出来。何况我们知青组还有一位女性:我的胞妹。

  

   经过对祠堂周围环境的紧急实地考察,我们几个知青做出了插队后的第一个决定:必须尽快在祠堂附近选址建造一座文明可靠的厕所。但在这之前,我们决定将屋后一处坡度较缓、周围还有一些低矮马尾松遮蔽的坡地暂作我们男知青的出恭之处——厕所。其实那个所谓的厕所,连村民的茅子也比不上,也就是在那块地上挖了两个深约一尺,长约两尺,宽度刚好适合一个人蹲下来的坑,旁边再放一个当铲子用的木块,供每个人大解后负责拨土覆盖住秽物。为了保险,我们去大解时还得有人在附近放哨,看有没有小媳妇、大婆姨之类的人突然走过来。

  

   非礼勿视嘛。我们还上山砍来一些1-2米高的野竹子,准备将邻居,也就是石岭生产队长家的那个茅子原有的遮挡物进行修补,加高加密那些野竹叶子遮挡物,以便于我妹妹和那个邻居女人使用。这位队长当年四十来岁,很直爽也很粗犷的一个山里汉子。但一开始跟他说时,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他家的那个四面透光的茅子很好使,我们这么做是多此一举,不同意我们帮他修茅子。我们听了感到很纳闷。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时候的山里人在男女和性的问题上居然出乎我们预料的开放(后续文章会专门谈这个问题——作者注)。在山里,无论男女老少都认为,登缸(岳西方言,蹲缸,也就是上厕所的意思——作者注)还怕给别人“敲”(瞧)到自己的“皮鼓”(也是岳西方言,指屁股)?你登缸就得脱裤子,脱裤子就会被人“敲(瞧)皮鼓(屁股)”,这有什么丢人的?

  

   于是,我们就给他讲道理:每个人身上都有隐私,也就是害羞的地方,所以每个人的“皮鼓”(屁股)是不能随便给别人“敲”(瞧)的。我们的话他一开始不接受,但他的堂客倒是听进去了,最先接受了我们的上茅子需要遮羞的观点(也许是觉得我们都是城里来的人,有了陌生感才不好意思吧——作者注)。那天晚上我们听到那女人把她老板(老公)一顿臭骂(骂什么我们没听清,可能无非是她不愿意再“献世”(丢人),让外人再敲(瞧)她的“皮鼓”了吧?——作者注),第二天队长也就同意了。

  

   没两个时辰,那个谁去都会被人“敲皮鼓(瞧屁股)”的茅子就被我们修建好了。其实我们也就在其周围多插了一些野竹子,然后再用野竹叶子将篱笆从上到下编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光就行了。但朝向田坝那一面也顾不上了,还跟原来一样是空着的。不过,只要对面山坡上没有人,上这个厕所也是安全的。

  

   当这个茅子被我们整修一新,再也“敲”(瞧)不到他家上茅子人的“皮鼓”(屁股)后,那位队长也感到了一种新鲜和惬意,跑到我们知青的住处对着我们连连地说道“难为嗯(谢谢的意思),难为嗯。”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远处的山坡上看到他在出恭时一个人蹲在那密密遮挡的私密空间里,露着个头,望着山野,居然哼着小调,抽起了旱烟,一锅烟不抽完还不愿起身。

  

   把这两件事办好后,我们就开始琢磨如何为自己修建一个既安全又卫生的厕所的事情了。但盖一个厕所并非小事。首先还得做好那位生产队长的思想工作。否则哪来的地皮、工时和材料呢?这时的队长已经能够理解我们知青的想法了,经我们一说也就点头同意了,但还是对我们说,男伢子“皮鼓”(屁股)还怕给人家“敲”(瞧)?真没办法。

  

   盖一个厕所,材料主要是两种,一是屋顶材料,二是墙体材料。山里面这两种材料都好办。当然,要讲究些,还是得下功夫。比如,屋顶如不用瓦,还可以用茅草代替。山上到处都是茅草,多割一些码得厚厚的做厕所的屋顶不成问题,用绳子捆牢或用石板压住不给风吹走就行了。问题是墙体。厕所嘛,再不讲究那也得用野竹子或栎树条编成篱笆。好在我们就住在山上,而山上这两种东西也到处都有。当我们正在考虑到山上哪个地方可以砍到一些野竹子或栎树条时,得到一个好消息,生产队要盖牛棚,准备打一些土坯了。

  

   山区的冬天,没什么农活。生产队便找些事情让农民社员们干一些活儿。一是给集体做些积累,如盖牛棚(生产队那年准备多养两头牛),要么清理每个农户家的猪舍,给已经放干水后的田里上肥等。

  

   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们就跟生产队长商量了一下,请队里打土坯时多打一些,给我们盖厕所用。盖厕所?刚开始队长觉得新奇,土坯都是用来盖房子的,你们要用土坯盖什么厕所?用野竹子编个篱笆墙不就行了吗?后来经一些村民做工作,我们这些知青虽然讲究,但也是队里的社员,总得有一个厕所不是?于是队长也就答应了。但条件是这垒厕所的土坯得我们知青自己打,还不记工分。

  

   不记工分就不记工分。那时我们已经听说不管我们干什么农活,挖红苕、挑圏肥,反正每天只给记6分工,这还是针对我们男知青的。我妹妹跟着队里那些堂客和未嫁的女伢子们干些剥茶籽、切茯苓、纺纱线等活,从来不记工分(后来到年底我们抗议了,才给我妹妹每天补记了4分工。那年底队里结算我们才发现,队里每10分工才值两角一分钱——0.21元,我们干一天6分工,1角2分钱多一点,只能用粮票买一斤半稻谷,舂米也只能舂出一斤来,一个人吃都不够,哪里能养活得了自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作者注)。不记工分这事我们想得开。我们还早就算过,盖我们这个厕所,按照山里土坯的尺寸,不到两百块就够用了。心想这么点土坯还不好打?我们当然是一口答应。

  

   山里做土坯与平原上的做法大致相同,无非是在一处山坡上找一处黏性好一些的土壤,然后挖取,一担担地挑至村里一处硬土场地上,泼上少许水,撒上一些碎麦秸或稻草,再牵一头牛到场地上去绕圈子踩踏这些泥土,旁边人则不断地将被踩挤出来的土再铲到中间去供黄牛踩踏。大约两个时辰后,这些生粘土大致被踩踏得熟了,麦秸也被充分搅匀了,就开始拿这些熟泥去倒模子了。

  

   所谓倒模子就是用一个长约1尺半,宽约1尺,厚约一拃(20公分)的木模子,在底部和木模内侧撒上一点草木灰,用水淋湿,装满熟土,用石锤夯击熟土,使之挤压填平木模并与之平齐。然后将木模取出。土坯即做好成型,再在其上覆盖上茅草让其阴干,三五天后就基本干燥了。这时土坯很重,每块至少有五六十斤。这时就需要壮劳力将这些土坯一个个地侧竖起整齐码放在场地附近的一高埂上,依旧盖上茅草,荫上七、八天就可使用了。在此期间下雨也不怕,覆盖其上的厚厚的茅草完全可以防雨。

  

   根据我们的估算,建造这个厕所约需土坯将近两百块。但队里那次打土坯,我们知青从头到尾都参加了,而且被队里当作壮劳力使用,干了快一个月,足足打了上千块土坯。好在我们那时年轻,只要吃饱饭,有的是力气。挑土是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编的簸箕,每挑都有上百斤。从取土的山坡到打土坯的场地比较远,足有2-300米,中间还有上坡。印象中那是我们插队后干的最重的一个农活。由于挑担子时得不停地换肩,我脖子后的背脊处都挤压出了一个大包,几年后方才逐渐消退下去。

  

   打土坯的活也不轻。倒模子的熟土都得人用手一团一团地搬过去,一团也有十多斤。不停地弯腰搬土,再用石锤夯击压平,那个累呀,每天干完活后晚上腰部酸疼得都直不起来。打完土坯后又是上山找石块和割茅草。不要小看这个割茅草。割茅草可是个技术活。

  

   山上的茅草很多,到处都有,路边最多,一丛一丛的,茅草茎叶每根长约1米多,宽约2-3厘米,但在叶片的两侧布满了锯齿样的叶边,很坚硬,又像刀锋一般锋利。割茅草时稍不小心,手就会被割破(茅草也挺奇怪的,即便是春天,茅草发出的嫩叶,山里的羊也不会吃,据说叶子里存有沙粒状物体,山羊吃起来硌嘴,不喜欢吃——作者注)。所以,我们组的几个知青几乎每个人都为盖这间厕所去割茅草而付出过流血的代价。但最后,在一些农民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将盖厕所屋顶所需要的茅草都准备齐全了。当然,我们还在山上砍了一棵比较直的且已经有点枯萎的小松树作厕所的大梁。

  

   盖厕所就容易了。我们事先便画有厕所的设计图纸(大家设计的,我画的),由一位盖房手艺高超的村民,也就是我们的房东主持,我们在生产队同意并指定的、位于祠堂的东后侧一块比较平坦的稀树山坡上,按照图纸尺寸挖了一个呈排笔字的6字形沟槽,下面方框算里间,那上面的横直就是外间。我们将从山上各处,主要是溪水边,通过砸、挖、挑拣搬过来的大小石块填充到沟槽里当地基,在高出地面两寸许的地方开始码土坯。我们知青当下手,负责搬土坯,递竹竿和送茅草。很快,一座在当年山区具有独特风格的厕所落成了。

  

   这个厕所外墙高约2米,粉刷石灰,雪白整洁,很是抢眼,面积不大,仅约3-4个平方,也分成里外两间。厕所的里间埋口大缸(也是我们从白帽区镇上的商店里买了再抬回山上的),上面平行地铺上两块厚木板,中间空隙为便池,宽度二十多公分,人不易掉下去,是为人身安全。地上则铺上一层夹杂着石灰的沙土,墙角处也撒了一些石灰,是为杀菌和消毒。外间则放置一只木桶权作小解处。厕所屋顶则用厚厚的茅草覆顶,檐边向内倾斜修剪整齐,但土坯墙与茅草檐之间仍留有较宽空隙,便于空气流通,消散厕味,是为环保健康。我们在厕所门前还插上一排翠绿的野竹子以便更好地遮挡视线,增加厕所的私密性。

  

   新厕所,新气象,墙面新白,屋顶新茅,篱笆新竹,一股时尚清新之风从山乡刮起,扑面而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又安全又卫生的厕所,再也不需要到屋后的山坡上或野地里怕被他人“敲”(瞧)“皮鼓”(屁股)出恭了。我们看着通过自己努力修建的漂亮厕所,高兴得难以自抑,于是便不管有无便感,都轮流去上了一次厕所,想亲自品尝一下自己劳动成果的味道。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知青组的厕所落成后立刻闻名在外,几乎轰动整个石岭山乡。不仅石岭村的村民,同一个大队附近某些村子的山民都曾来参观过,纷纷说:下放学生盖茅子,奇真吆!(奇真,岳西话是指漂亮,讲究的意思)

  

   之后一段时间,也不知为何,可能是榜样的力量吧,石岭村里有好几户村民也都陆续开始修整自己家的那些原本四处走光的厕所了。再到后来,隔壁邻居,也就是那位生产队长,也悄悄地在他家房屋附近的一个偏僻处,按照我们知青组厕所的样子也盖了一个新厕所,而他家原设在祠堂门前的老厕所则填平不用了。祠堂门前的田坝一下子宽敞了许多,视野也好看了许多。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与其说我们只是盖了一间新厕所,还不如说我们这些知青曾给偏远的山乡带去了一场“厕所革命”。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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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知青杂记——山乡女人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2-8 12:08:42 [只看该作者]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了岳西山乡里的一位大美人,只可惜留给我们的都是背影。尽管如此,那个袅娜多姿的身影给我们这些初懂男女之情的懵懂少年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能吸引众多白帽知青目光的山乡美人确实不凡。

  


   其实,岳西这个地方的漂亮女子还是挺多的。虽然偏僻落后,但此地民风淳朴,更有一股好风气:女子不下田。这就是说,此地男人呵护女人,田里的重体力农活都是男人干的。水田里的一切农活,无论耕田、耙田、育苗、插秧、修田埂、种黄豆、蓐草、追肥,还是收割、打稻、挑草,全部是男人干。当然,男人的活计还包括所有需要出力气的重活,如挑担、砍柴、打土坯、起猪圈和打场等。

  


   女人最多干些旱地里的活,如种菜、种收红苕、采茶、切晒茯苓以及采摘茶籽(榨茶油)、木梓树籽(可制木籽油和木籽粉,代替可可粉制巧克力,文革期间中国缺少外汇进口可可粉,就用木籽粉代替可可粉做巧克力,据说价廉物美,味道却可以乱真——作者注)、板栗、毛栗和洋桃(也就是野生猕猴桃,酸酸的,有点儿甜——作者注)等林副产品以及家里的烧饭、洗衣服、带孩子和喂猪等家务活。

  


   相比于山区女人不下田,我印象中的合肥附近的江淮丘陵地区,如我中学时学农时去过的肥东、肥西和长丰县的农村女人就辛苦多了:除了与男人们一样下田干农活,如插秧、蓐草和割稻子外,打场和挑担子等重活也得干。而且干活收工后还得赶回家去带孩子、烧饭和浆洗衣物等,辛苦极了。

  


   山区女人不下田的结果是,很少晒太阳,皮肤普遍较白,手脚较为细嫩,皲裂粗糙者少,再由于很少干挑担负重等粗重农活,身材一般也都比较好。女伢子(岳西方言,指姑娘家)干活就更少。除了一些采摘类农活和纺织针线等女工细活外,前述的那些堂客们干的活也偶尔干干,但干得不多。所以,山里的姑娘一般来说还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害羞,且略显青涩。

  


   结过婚的女人叫堂客,也叫婆娘,脑后都打个圆形发髻,用丝网罩上。她们出嫁那天都开过脸,平时也常用丝线绞脸上细绒毛,还文眉,两弯细细的眉毛挂在多为双眼皮的眼睛上,再加上总是洁净细白的脸庞,穿着整洁的衣服,你说能不漂亮吗?

  


   当然,山里女人还干一种技术活,那就是纺纱织土布。当时山区农村,由于交通不便,农村生产生活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山里人很少买布做衣裳,公社或大队干部还有条件穿一些机织布服装(我还见过有的大队或公社干部还穿着用日本进口尿素尼龙袋缝制的衣裤,虽然大多染成黑色或藏青色,但上面仍隐约可见“尿素”及xx株式会社字样。但即便如此,穿着那种用飘飘抖抖的“时尚”布料做的衣服的农村干部们还是很得意的——作者注),其他人,主要是农民,身上穿的衣服和床上铺盖所用的布料大多都是由当地女人纺纱、织造和印染出来的土布。

  


   我们那时常看到村里的女人或在家里纺纱或浆纱,或在场地两端分别插上一些五六十公分高的带有筘齿的竹竿以理顺经纱(织布前处理,也叫筘纱,“丝丝入扣”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只是这个扣字其实原为筘字——作者注),或在机房内装纱,最后坐在织布机旁边的木凳子上“啪嗒啪嗒”地织布。所以,山区殷实人家一般都有一间房,里面放有一台木制织布机,是为织布间。

  


   女子织布,虽是脚踏穿梭,手动压纬,但工效还不错,一般每人每天可以织出6-7尺布。能干的女子每天甚至还可以织1-2丈土布。这些布织好后要铺平用竹篾片刮去纱头及杂色的棉籽碎屑,然后在一根木条上卷起成匹。这种由家庭作坊织出来的土布也叫老布,幅面较窄,一般多为2尺左右,暗白色略带点黄,布面较粗,也硬,不能做内衣,易伤皮肤,只能印染后做外套或夹棉类服装。

  


   但也有心灵手巧的山里女人会织细白土布。这种细白土布纺纱前处理就很讲究,棉花经仔细捡摘之后,经多次梳篦,然后再搓成细细的棉纱棒纺纱。纺纱时动作较轻,也慢,稍有不慎,纺出粗纱就得拽断重新细纺。一锭纱要比粗纱长至少3倍。

  


   那个时候的山区,不会纺纱织布的女子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所以,山乡女子在姑娘时期就跟着母亲和奶奶学习纺纱织布的手艺。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女人都会这个手艺。这也是冬天女子的主要劳动。

  


   刚下去插队那年,我妹妹年仅16岁,也跟着左邻右舍的农家女人学习纺纱织布。但纺纱织布那活儿确实很繁复,尤其是在场地上理顺经纱,又是纱筒纱骨朵的,又是纱线绕来绕去的,还不给人靠近,连狗和鸡都要撵得远远的。妹妹学得很认真,到后来她也学会了坐在织布机前织上一会儿布,然后高兴地对下工后的我们指着还在织布机上的布说:瞧我今天织的布。

  


   这些老布织出来还要经过染色才能成为布料做衣服用。山乡染布颜色多为黑色和藏青色,也有一种颜色稍淡的海棠蓝。没有印花,也没有蜡染,就是一种单色。一般农家没有染坊,织好的布多是送到白帽镇上的一家染坊里染色。染过色的土布多是自用的。山里染布用的颜料也多为就地取材,利用一些植物花果或树皮,甚至土壤作为原料制作,纯天然,污水除了烧碱部分,其它都降解得很快,量也少,也极少污染。比如当地女人喜欢穿的毛蓝,也叫海棠蓝,颜色的土布衣服,就是用大别山里到处都有的一种植物——蓼蓝草染制的。

  


   我曾去过白帽镇上那家染坊看过。到处挂的都是染好的布,颜色各种各样,黑的,藏青的,海棠蓝的,还有紫的和红的,但以前三种颜色为主。一股染坊特有的有点温热感的烧碱味儿伴着水蒸气氤氲着四周,闻多了还头晕。

  


   山里人也有点重男轻女。男人壮劳力一天10分工,干重活也可能给记12分工。(下放当年,我们男知青即使与村里壮劳力们干同样的活,包括打土坯、起猪圈土送到山上梯田里堆基肥这样的重活,干到年底算工分时才知道自己那些天每天肩膀肿的像馒头似地干也才给记6个工分。当地男伢子也记工分,跟我们差不多吧——作者注)。

  


   但女人因为不下田,不管干什么集体活儿,都比男人评的工分低,一般都是每人每天评6分工。由于山乡男女各干各的农活,几乎不重叠,因此似乎也不能说它违背了当年强调的集体劳动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但奇怪的是,山乡里只有结过婚的女人,在当地称之为堂客的女人,参加集体劳动才这么记工分,也才能享受这个明显比男社员低很多的所谓工分。而未婚女子,当地叫女伢子,不管干什么农活,居然是什么工分也不给评记的。

  


   不过,队里还是记下哪个女伢子哪天干了什么活,这样到年底可据此分一些与其劳动相关的队里的副产品实物。比如,参加摘剥茶籽了,就分几斤用队里茶籽榨的油;参加摘棉花、纺纱和织布了,就分几尺用队里棉花纺纱织出来的白土布以及参加过采茶和揉茶的还可能分上1-2斤炒青茶什么的。能分多少实物还得看挣工分的男女劳动力们分了以后还剩多少。

  


   山里面女伢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参与实物分成这事也是到了年底我们才知道的。这就是说,我妹妹自那年秋天跟我到石岭插队,干了两个多月的杂七杂八的农活,居然没有被评记上一个工分,只分到了2斤茶油、五尺土布和一堆山芋等。

  


   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未婚女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分与所干农活相关的产品的规定是谁定的?公社还是大队甚或仅仅是石岭生产队的土政策?抑或仅仅是一种当地习俗?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工分制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的产物。一般都采取“评工记分”的方式,即社员集体出工,收工后则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年终由生产队根据以前评议的工分账簿计算每个农户的工分账。队里将全年粮食总收成除去缴纳公粮的结余部分以及国家收购的农副产品和余粮(如果有的话)均按官价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全队一年总收入,再将这理论上的人民币,除以全队工分的总数,就得出这一年队里的平均工分值,即每十个工分值多少钱。队里的总账算出来了,每个农户的一年的收入账也就清楚了。

  


   (我们刚下乡那年石岭村的每10分工年终结算后仅值0.21元。而那时供销社的猪肉价格是每斤0.73元——鸡、鸭、鹅和鸡蛋的价格也是比照猪肉价定的。这就是说,男社员干一天农活才可以换回3两猪肉或3-4个鸡蛋。相比之下,我们男知青辛辛苦苦每天干农活挣的6分工仅能买到1两多猪肉或1-2个鸡蛋——山区的鸡蛋比较小,一般每斤可以秤12-15个左右。作者注)

  


   评工分时,每家都是男人参加,女人似乎没资格参加。我们知青组则是派1-2个代表参加(可是头两个月队里也没人通知我们参加,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此事)。开会时,男人们都坐在队长家堂屋的各个角落里闷着头抽旱烟,坐在油灯旁边的队长为主说,会计负责记,有人有异议,就会讨论几声,然后又只是队长一个人说话。然后又有异议,然后再讨论。一直到没有异议为止。

  


   由于在那个年代,评工分是关系到农民社员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生存性大问题,如果队长说得不公平,或者有人觉得给自己评定的工分不公平,异议或争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好在每个异议或每次争吵很快就平息了。一般都是队长最后做出了部分让步,但总不会让步到底。因为这里微妙地维系着队长的权威。让步是一种策略,也能微妙地体现队长慈悲为怀的机会。

  


   我曾代表知青组参加过几次石岭队里的评工分会议,而几乎每次评工分会议都要开到深更半夜才结束。那一屋子浓浓的烟草味搝(音秋,岳西方言,意呛——作者注)得人眼都睁不开,有时还不由得咳嗽。还有两次我也累得发困,坐在昏暗的灯影里打瞌睡。但是,那年底的那次工分总结算会议上我不仅没有打瞌睡,反而提出了异议。这个异议就是:为什么我妹妹没有工分?

  


   因为直到那天我才在生产队会计的工分账簿上发现队里在长达近三个月的工分评议过程中居然没有给我妹妹记上一分工!我立即对此提出异议并问为什么?生产队长和会计给出的解释居然是他们生产队的未婚女伢子从来只记参加集体劳动次数,不记工分的,而且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一听很生气,便质问说:我就不说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的男女同工同酬了(1954年宪法第九十六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作者注),我妹妹到石岭来插队,如果在结婚前连工分也不给记,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如果不能养活自己,那以后女知青谁还原意上山下乡呢?你们今天如没有一个说法,我就要到公社,甚至到县革委会去告你们。

  


   我这番话讲得振振有辞,其言下之意都影响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那还得了?屋子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队长听了心里也没有底了。他低头跟坐在油灯旁边的会计低声商量了一会,然后说:“哎,莫睇急,莫睇急,么事好商量嘛。以前这么做是针对村里的女伢子的,不是针对你们下放女知青的。我们明年就给妹伢子记工分,好不好?”

  


   “以后记工分?那以前呢?”我不依不饶,再次质问说。

  


   “以前也记。堂客们每天6分工,妹伢子每天出工就记4分工,如何?”会计发现确实是不妥当,便连忙补台说。

  


   “以前记4分可以,但以后只记4分工就不行了。”由于这事我们几个知青事先商量过,我心中有底,于是便慷慨激昂地继续说道,“我们男知青,以前干活不熟,你们记6分工也就算了,但以后只要干的活跟其他男社员的一样,也必须每天记10分工。我妹妹是女伢子,但也是知青呀,应该与我们一样。以前记4分工就4分工,我们也不计较了,但以后我妹妹如果干的活与那些堂客们一样,也得记6分工。这事怎么着也得一视同仁。”

  


   我的一番话说的义正词严,有理有据,但也有所让步。我们也想到了自己刚到农村干的一些活并不那么在行,除了挑担之类的一些纯体力活外,其他活计干得都不太好,就是挖红苕,也经常是一锄头下去,划开了好些红苕。所以,非要生产队头几个月将我们当作熟练的强劳力对待似乎也不在理。但经过几个月劳动,我们每个人干农活都熟练了许多,加上明年知青再也没有国家每个月30斤米和8元钱的粮食补贴,只能靠劳动养活自己了,所以那工分可是一点儿也少不得的呀。在这个事关生存的问题上当然不能再让步了。

  


   我讲完话后,评工分会现场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没想到立刻就有好几位农民拔着旱烟,嘴里不停地说着“要得,要得”,居然都附和我的话表示同意,还有人说,“妹伢子瞧病有两哈子吆。” (有两哈子,岳西方言,表示有本事。我妹妹下乡时带有一个医药箱和一些常用药,曾给一些农民看病,治疗效果居然还不错,挺受生产队农民们的欢迎的。后续文章将说到这个问题——作者注)生产队长和会计见状,底气更不足了,于是又交头接耳了一会儿,然后也就顺坡下驴地说,“大家说照那就照吧(照,岳西方言,表示可行和赞成的意思——作者注)。”

  


   年终的这次工分结算会议很重要。我们男知青的劳动终于获得了农民社员的认可。不仅如此,我妹妹作为未婚女青年也终于被认可与队里的堂客们一样干活记工分,而且明年也记同样的工分了。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收获。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天在会上表态支持我们知青意见的那几位农民社员家里都有1-2个十多岁的未婚女伢子。我为妹妹争取权益居然也给队里十来个女伢子带去了与结过婚的堂客们平等待遇的福音。这可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儿。

  


   后来我们得知,不仅我们石岭,就是我们所在大队其他生产队的女伢子们也以我们石岭村为榜样,陆续获得了与已经成家的堂客们一样的待遇——参加集体劳动就记工分,尽管记的工分可能仍然比那些堂客们要稍低一些。

  


   自那以后,山村里的女伢子们挂在脸上的笑容似乎多了起来,干起活来劲头似乎比以前也大了许多。在我们这些争取到自身权益的知青看来,山里面那些原本就很漂亮的山乡女子也就更显得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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