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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我的嫂嫂戴乃迭——杨敏如先生访谈录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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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嫂嫂戴乃迭——杨敏如先生访谈录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2-6 12:35:04 [只看该作者]

 访谈者按: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期间,系里的李岫老师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展一项“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点课题(该课题成果为《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秦林芳主编),我和几位同学也有幸参与其中。李老师约我撰写《传达中国文化的灵魂――中文英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一节。当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极少,撰写基本依靠对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他们大量翻译成书的作品的爬梳来完成。稿件写完后,李老师将它交给杨宪益先生的妹妹,北师大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杨敏如先生,请她和杨宪益先生审阅。稿件得到两位先生的首肯之后,李老师介绍我去拜访他们,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我也帮助杨宪益先生整理过一些资料,包括戴乃迭先生英文自传的整理与翻译。后来我决定在课题的基础上,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的翻译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并开始多方面搜集资料,也对杨先生及其亲友进行过一些访谈。这篇访谈录就是那一时期完成的。由于杨敏如先生所述以生活细节为主,当年不知是否适合公开发表。戴乃迭先生1999年去世,杨宪益先生尚未从伤痛中恢复,此访谈中提及他们丧子之痛,也不宜给他看到。故而这篇文稿存于资料堆中,一放就是十几年。

  

   杨宪益先生于2009年冬天辞世,海内外同悼。此后学术界对他和戴乃迭先生的回忆与研究并不多。读者也大多只知他们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的翻译成就。现在回头看看,这篇访谈中提及的他们自抗战回国后大量的生活和工作细节,大都是当今研究者不尽了解的。比如,他们1940年在牛津毕业,不恋国外的良好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回国后安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苦,不出怨言;建国后面临工作中的重重压力,仍能泰然处之,在各种制约下完成卷帙浩繁的翻译工作;杨宪益先生自幼及长的史学基础和学术志向,后半生专事翻译的主要原因;戴乃迭先生在合作翻译时对译稿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贡献,等等。了解这些,有助于将两位翻译大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俗世情常。

  

   当时的采访,我是准备了访谈提要的,只是后来感觉杨敏如先生的讲述灵活生动,从既是学者又是家里人的身份出发,谈及兄嫂,别有一番亲切感。所以整理文稿时,我把自己的问题基本略去,只保留了她的言词,行文也尽量贴近她的口吻,为的是存一份历史的风貌,力求真实。

  

   前贤已远,后来者固不能及,知之总比不知为好。

  

   乃迭跟着我哥哥到中国来的时候才21岁,比我小好几岁呢,很年轻。当时我们住在山上,一个叫流水湾的地方,在重庆郊区。我哥哥领着她,从香港坐飞机就找来了。他们先到了小龙坎,那儿有个豫丰纱厂,我们一个表哥是纱厂的厂长。他们从小龙坎找到流水湾,找到了我们。当时我们是跟着天津中国银行一起到那儿的。我叔叔在银行接替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40多岁,就推荐了他接替我父亲。中国银行几百人,浩浩荡荡到了重庆,后来又到了甘肃天水,在那儿建了个分行。我们留在重庆,没有跟着走。

  

   跟中国银行的人在一起,就有人管我们了。可是我母亲很要强,一路上所有该交的钱她都交。她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也是一到重庆就急着找工作,要自立,要自己负担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我不要跟银行的人有来往。其实当时中国银行的人是很念旧的。当时的经理姓潘,我父亲做行长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小书记。他很照顾我们。那时候我们要进中国银行工作太容易了。可是我们不要。我和我哥哥、我妹妹都不要进银行。我们要靠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我哥哥到重庆的时候,我已经进南开了,在南开附中教书。当时南开附中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那儿的要求要严一些,每个月的薪水也比别的学校多10块钱。我当时教两个高二班、两个初二班,一个月是110块钱。可是我们租的房子当时一个月就要100块钱。

  

   当时我们住的是罗家伦的房子,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其实我哥哥和我嫂子回来的时候是准备到西南联大去教书的,人家连聘书都给他们下好了。他们还在牛津的时候就跟联大说好了的。可是回来以后我母亲不同意了。六年没见了,六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刚回来就又要走,她受不了。罗家伦也一直在我母亲旁边出主意,让她动员我哥哥留下,留在他们中央大学教书。我母亲就想啊,那么多年不在身边了,兵荒马乱的,怎么让他们再离开?中大也是国家的学校,条件听说也很好,房东就是校长。在中大教书,天天都能见到他们,怎么不比到别处去好?不能走。

  

   我母亲就哭啊,哭得我哥哥没办法了,说好吧,就留下吧。可是留下以后才发现,不是让他们在中大里边教书,是让他们去柏溪的分校。柏溪在乡下,他们一块儿去,不能天天回来。还没结婚呢,怎么住?我母亲很有主张,决定马上给他们完婚。乃迭的父母亲都不同意。本来她跟我哥哥订婚的时候,跟家里说好的,先在中国生活两年,看能不能习惯,再决定结婚。现在刚到中国没几天,就张罗着要结婚,她父母亲能不着急吗?她父亲就从成都到重庆来了。他们父女俩在那儿谈,她父亲说,怎么也得再过上半年吧?她就跟父亲解释,说明是要到柏溪去,不结婚两个人一起住不方便。

  

   后来我就问她:“你想什么时候结婚?”

  

   “As soon as possible.”(“越快越好。”——访谈者注)

  

   我告诉她,在中国我们不兴这么说。我多想结婚,别人问起来,我也得说:“我还不想结婚呢。”她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明明自己要结婚,为什么还要说假话?我这位嫂子一辈子有什么说什么,一辈子没学会说假话。

  

   到了快结婚的时候才好笑呢。我母亲决定把我和我哥哥的婚礼放在一块儿办。这也是为了省钱。当时轰炸,炸得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得想着要方便。决定结婚了吧,我和我母亲就开始忙开了。再不讲究,也得预备预备啊,毕竟是结婚,是件大事儿。我忙着绣了两对儿枕套,乃迭一对儿我一对儿。什么都得预备双份儿,有我的就得有她的。她可倒好,什么都不操心,怎么都行,什么也不管。给她什么,她就谢谢,不给也不要。

  

   我们决定不戴婚纱,当时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那表哥首先就急了:“不戴婚纱成什么样子?要婚纱我可以到仰光去买啊。”不戴,我们俩都不要。我的丈夫罗沛霖是从延安回来的,倔得要命,什么都不让要。我说结婚的时候,我们女的总该拿束花吧?乃迭也说“Sure”(“确实是”——访谈者注)。可是他们男的都反对。我们也只好听话,不拿花。婚礼上我们也不行礼。

  

   我母亲也开通,说:“咱们来新派儿,不磕头了。”我母亲一说不用磕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让乃迭磕头多不方便哪。可是生活里头还是有一定的摩擦。她母亲来了,来参加婚礼。一看我们的礼服就说了:“我的女儿不适合穿黄色。她适合穿蓝的。”我母亲来了句:“结婚能穿蓝的吗?”人家说:“我想看看别人送给我女儿的结婚礼物。”——都给退回去了。所有的礼金我母亲一概退回:璧谢。我母亲是很要强的,别人的礼金送得太多,她要避嫌。

  

   结婚的时候条件是很差的。总得有件睡衣吧?我母亲买了白布回来,自己在小油灯底下裁。可是说句小姐的话,那种布做的睡衣,我真是穿不惯。可是我嫂子她也不挑剔。最要命的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用的是马桶。就这样的条件:油灯、马桶、手摇的井水,她也都受过来了。多差的条件她都不抱怨。

  

   他们结婚以后的笑话就更多了。我哥哥和她都不会过日子。我哥哥在英国的时候,就特别能花钱。从伦敦、牛津回来的人没有说他好的。“你们杨家那少爷,不得了。他花的钱打他那么一个金人儿都够了。”他爱买书,花钱没计划,又特别大方,自己的东西随便就给人。后来结婚以后还是这样。这种脾气一辈子没改过。要是在一般人,这太太就该管了。两个人过日子就得生气。可是我嫂子不说什么。我哥哥送出去的东西,她也认为应该送。两个人在这些事情上看法都一致。我哥哥从来没在这方面受过委屈。

  

   后来两个人靠工资过日子,一到月底,工资还没发下来的时候,就可笑了。钱都花完了,怎么办呢?我哥哥就下点儿白面条,浇上点儿酱油。那是真的酱油拌饭哪,可不是嘴上说说。我嫂子也就跟着这么吃,她也不抱怨。

  

   所以我哥哥现在就后悔,老说从前没有好好照顾乃迭。乃迭不会做家务。他们家做饭、洗衣服这些事都是我哥哥做。有时候她也说:“什么时候宪益要是喜欢做饭就好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学呢?她一直没学会这些事。一直是我哥哥在做。我母亲也说:“我这个儿媳妇什么都好,就是太不能干了。”

  

   她喜欢种花儿,一直喜欢。她从英国带回很多花种,朋友也给她带,她后来回国的时候,自己也往这儿捎,在外文局宿舍后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溜儿。她喜欢花到了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骑的自行车后面有一兜儿,路上碰到马粪就捡起来,兜儿里捡的都是马粪。她也不怕别人笑她,回来就给花儿做肥料。

  

   除了种花,她就是喜欢看书,喜欢做翻译。家里的书和杂志多极了。那时候外文局还兴旺,外国专家不少,现在还有两位在世的:Ruth Weiss和Betty Chen。 后面的这位嫁了个中国丈夫,不过后来两个人分开了。当时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的也不少,可是后来一直很好的少极了。我哥哥和我嫂子是大家都羡慕的。

  

   他们俩一直那么好,为什么?有相同的爱好、相同的志趣,互相体贴,互相关心。我哥哥为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最大的牺牲。这一点是许多人做不到的。他做翻译是为了乃迭。因为乃迭喜欢翻译,他才陪她做翻译工作的。其实他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翻译。他喜欢的是历史。他老说:“要是再有一辈子,我一定去研究历史。”他从小就喜欢历史,从小就看。到英国留学的时候,一到了那边就要二十四史。我去邮局给他寄,分好几次才寄完。在英国他又看了外国的历史。回到国内,在北碚国立编译馆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也没人管他们,他就又看了好多史书,写了好些文章。他是可以搞历史研究的。可是为了乃迭,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跟她一起做了翻译。

  

   当时在外文局做翻译是不受重视的呀。我哥哥这样的人,连个编辑都做不到。编辑得要党员,政治上、思想上要过硬才行。我哥哥不够这样的标准。他只能做别人要他翻译的东西,不管好不好。有的时候刚翻完,那个作家倒了,译稿也就不能用了,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有的作品是太不好了,我哥哥也提出来,说不能翻译这样的东西,毫无意义。这也被领导看成“不听话”的表示。你就是个翻译匠,叫你翻什么你就翻什么,不就得了呗?哪儿来的那么多意见?就是这样的环境,他一身的本事使不出来。

  

   我哥哥和我嫂子一块儿工作,配合得很好。有时候我看了他们翻译的东西,提出来“这儿不对”,“那儿不好”,我哥哥那大马虎,听见就跟没听见一样。我嫂子不。“哪儿不好?”提起笔来,马上就改,认真极了。总是我哥哥译初稿,我嫂子给他改,仔细地推敲。所以现在我哥哥也不做翻译了——一坐到打字机跟前,就总觉得少了那么个人。不一样了。

  

   我嫂子不会做家务, 也不会照顾孩子。后来儿子出事以后, 她受的打击最大,老觉得对不起孩子, 对他们照顾得不够。杨烨, 多好的孩子, 后来到了那一步。其实在他考大学的时候, 精神上就不好了。他是一直想上北大, 因为他的姥爷原来就是燕京的教授, 他从感情上觉得亲切。他报的是物理系。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那属于保密的专业, 他是不能上的。结果后来给弄到了北京工业大学。我们都没想到。北京工业大学是什么样的学校? 那些北京市的, 华侨的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的孩子, 就都给送到儿去了。不是什么好大学。

  

   杨烨在中学一直得金质奖章。那时候中学有三种奖章:金的、银的、铜的。他一直得金的。他还得过全北京市长跑比赛第一名,优秀极了。考大学的时候,成绩都是100分啊,就硬是不让上北大。考大学的结果一出来,我们都接受不了。孩子从那时候起,精神就不太好了。后来他在家里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对我哥哥说话也不尊重了。当时我们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我哥哥非常生气,还骂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孩子是生病了。我哥哥非常后悔,难过极了。可是他也说不出来。乃迭是当妈妈的,更受不了。从孩子出事以后,她身体就不行了,就是从孩子出事以后不行的。

  

   刚知道杨烨出事的消息,我就赶紧往他们家赶。到了那儿一看,家里没有人。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回来,从办公室回来的。他们是上班去了,希望能通过工作忘记一点儿痛苦。可是没坐多久,还是回家来了。能忘吗?忘不了啊。可是乃迭看到我,第一句话,说的是:“别告诉妈。”她不说自己多难过,多受不了。在那样的情况下,看到我,先想到的是别让妈妈难过。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个孙子。可是当时她已经知道了。我说:“妈妈已经知道了。”后来谁也说不出什么,三间屋子,三个人,一人躲在一间屋里哭。

  

   是因为大人的原因,孩子才受的牵连。他们好多年一直受怀疑,说是外国间谍,后来终于给坐牢了。坐牢对他们都不算什么。儿子死这件事情对他们打击太大了。

  

   本来他们都是很开朗的人,家里老有客人,老喜欢请客。我嫂子也不懂招待客人。有一次,他们请客,说是要请侯宝林吃饭,还请了一位陪客。后来人家到家里来了,他们就请人家喝酒。喝着喝着人家就不懂了,本来说的是请吃晚饭的,都几点了,怎么还光喝酒,不给饭吃啊?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住了,问问吧。倒好,原来他们早忘了,自己早吃过晚饭了。一说开,我哥哥赶紧到厨房去,现做。要是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准羞愧极了,我得无地自容。可是乃迭也不着急。她还是坐在旁边儿,嘻嘻地笑,好像根本没她什么事儿。后来侯宝林说杨先生您这可真够意思,头回请我到家里来吃饭就这样儿,我回头得把它写进相声里去。

   (李晶/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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