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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弗洛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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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的故事  发帖心情 Post By:2018-1-3 9:56:51 [只看该作者]

 

弗洛姆的故事

 

一个把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整合在一起的社会心理学家

 

安田一郎 著

李毅强 译

 

一 作者的叙述

 

日本清水书院出版的丛书《人与思想》中的一册《弗洛姆》一书(19801120日初版,199031日,第五次印刷),作者安田一郎。作者1926年(大正15年)出生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心理学科毕业,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医学博士。他的书,我买得不多,好像有几册翻译书。荷奈全集中有他翻译的部分,还有威尔逊·柯林斯的《地下的大王——荣格》好像亦是他所翻译的。我藏书中有一册《感情的心理学:脑与情动》(青土社,1993123日初版,第一次印刷),也是他写的。

本书代序言写自己与弗洛姆的渊源,非常有意思。作者回忆了求学时代读书的热情与艰辛,清水几太郎(社会学家,我有他一部自传,现在想来应该不错,值得一读)介绍的书籍他都喜欢。在昭和二十六(1951)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一书,其中清水先生提到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说它是自己精神的支柱。引起了安田的注意,同年日高六郎翻译出版了《逃避自由》,安田急忙去买回来,阅读之余,非常佩服,认为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心理学”。其时,日本战败不久,虽然《逃避自由》分析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可对如何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构造亦有启发,所以该书让安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虽然也读过该书,但是感受毕竟不同,没有切肤之痛,泛泛而读,至多只觉得分析到位、议论精彩而已——其实对于文革的精神状态亦需要这样一部鞭辟入里的分析著作。安田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意识形态与权威性性格》。昭和五十三(1978)年,应小牧治之请,撰写《人与思想弗洛姆》一书。但是弗洛姆本人著作虽多,但是谈自己的事情很少,也没有什么传记可供参考。于是他是根据沙利文(18921949)与荷奈(18851952)他们的传记,从中钩沉,作为写作《弗洛姆》的参考。作者1979年开始动笔时,美国还没有详细的传记出版。因此他打招呼,乞求读者们的宽容,他所努力的只是运用跟弗洛姆有过交游的人的材料进行再构作而已。

我喜欢这样把自己与传主的关系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文章。至于自己的不足之处,也交代明白。丝毫不曲意隐瞒,这也是“修辞立其诚”的态度,这样并不影响读者对他的观感,据实道来,反而令人增添了几分亲切感与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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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兰克福与犹太人

 

法兰克福,临近法兰西边境的德意志西南部,被称之为“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区别于柏林东部奥顿河畔的法兰克福)。此城建立最早,大约在八世纪之末。这个地方发生过两件重大的事件,对德意志产生巨大影响。1152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此地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推举,接受德意志皇帝的戴冠仪式,此后成为一种惯例,凡接受戴冠仪式都必须在此进行。另一件大事是:1848年,此地召集了最早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了德意志统一的伟大决定与宪法制度。不过它不仅是德意志的政治要地,还是经济上的重镇。缅因河通过法兰克福市与莱茵河汇合,流向并通过荷兰,西往法兰西,南去瑞士,而后向东南部直抵奥地利。正因为水路上的交通发达,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业大都市。

1900323日,弗洛姆出生于法兰克福,是一家富裕的犹太商人的独生子,犹太教的色彩颇为浓重。必须交代一下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情况。根据1905年的调查,德意志6064万人口之中,清教徒3760人,天主教徒2200万人,犹太教徒60万人基本上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在法兰克福,根据同年的调查,33万人口之中,清教徒20万人,天主教徒10万人,犹太教徒3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情况在德意志其他城市中是很罕见的。

十六世纪后半叶,西欧诸国(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与荷兰)禁止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同居一处。而是把他们关押在指定的地区,称之为“Ghetto”(犹太区),还有“犹太街”。入口处有一座结实的大门,由基督教徒或者军队看守。在德意志,犹太人如果要走出大门,必须在左胸上佩戴一个黄色的圆形徽章。夜间不能出去,一旦出去则被视同犯罪。犹太人区中狭路纵横,恍若迷宫。由于土地的限制,人口增长之际,除了房屋增高之外别无它法。(但是此处有一幅插图是十九世纪的法兰克福是犹太区,看上去房子是建筑得很高,但是道路似乎也很宽。别急,后文果然有所说明了……)

当时法兰克福的犹太街是最大的犹太区。由于犹太人不许有自己的“姓”,所以每每在家前附上纹章,以替代姓。比如罗德谢尔特、阿德勒与希夫,都是法兰克福的一些富翁,于是罗德谢尔特家族徽章是“红盾”,阿德勒是“老鹰”,而希夫便是“船舶”,用来代替自己的姓——没想到,西洋家族徽章的发达(好像英国还有一个家徽调查局,专门负责家徽与家族之间关系的调查),其中还有这么一个原因。英国贵族提起自己的家徽或许是一种自豪与光荣,而这在犹太人来说,则应该是一种耻辱的提醒吧!

犹太人的职业是受到限制的,不准经营农业、工业与手工业,只能做一些旧货生意、放贷、当店、宝石商、鞋店等。在法兰克福,犹太人不准经营武器、水果、丝绢之类的买卖;也不许拥有不动产。结婚也受到统一管理,必须按照死者的数目来调节。同时还课以重税,当时德意志还是有许多小国形成的,进出之际必须交入国税、入市税。犹太区以外,犹太人不准开店。所以进进出出也就成了犹太人最大、最重的负担。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过缅因河还必须交摆渡费。(——这些就是犹太人的先天环境,细想起来要比我们城市平民艰辛得多,犹太民族能够出那么多的杰出优秀之人,真是不容易,他们是把艰难辛苦当作跳向成功事业的跳板。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多犹太人会成功,环境好,加上他们本身的努力,自然是一定取得更大的成功。山本七平先生有一部关于犹太人的研究,值得一读。以前我泛泛而读,现在看来值得认真细读,以吸取犹太人成功的经验。还有几部关于犹太人的研究著作,比如《十字架下》、《为何犹太人如此优秀》诸书都值得一读。)

尽管犹太人被隔离开来,但是却加强了犹太人自身的团结,还有对犹太文化的保存。Getto之中有犹太会堂,进行犹太人作为生活文化中的礼拜活动。其中有学校。都是自己建立的。礼拜与学习希伯来语——这两件事情加强了犹太人的自觉与连带意识。犹太文化传统也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由于关闭在犹太区里生活,使得他们的视野狭隘,身体也衰弱化了。他们身材不高,弯腰曲背,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神经质,但是使用起狡猾的手段来,也行若无事,心安理得。

一举把这些受压抑的犹太人解放出来的是拿破仑。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都实施自由与平等的人权宣言。Getto的大门被打开了,莱茵地区就是由于法兰西大军的侵入,犹太人才得到解放。1811年,法兰克福市政府是德意志首先承认犹太人具有市民权的地方,废除了对于犹太人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后来让犹太人获得市民权的城市渐渐多了起来。犹太人在商业、工业等所有领域里也可以自由进出了。商业大都市法兰克福一下子涌现了许许多多的生意人的富翁。弗洛姆的父亲亦属于这样的犹太商人。弗洛姆在自己的许多书里都说他父亲神经质,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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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少年时代女画家自杀事件的冲击

 

弗洛姆十一二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女画家自杀的事件,对少年的他产生了冲击性的震撼,令他终生难以忘怀。原来有一个一流的女画家,跟他们家的人很亲切。当时二十五岁左右,很漂亮,富于魅力。有过婚约但解除了,便跟父亲居住在一起,她父亲自从她母亲去世后也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老人家平平常常,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而她除了画画,就是关心她的父亲,对于其他什么事情都毫不在乎,什么东西也进不了她的视野。她所画的父亲肖像,也属于似与不似之间。某一天,那位父亲去世了,女画家也当天就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希望请别人把她跟父亲一起埋葬。这幕情景使得少年弗洛姆惊诧莫名,为什么比较起画画、享受美好人生来,这位年轻而美丽的女画家会宁愿跟父亲埋葬在一起呢?如此仰慕她的父亲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读到弗洛伊德学说,知道有俄狄浦斯情意结这么一回事后,才明白这正是少年时代所体验的那次事件的一个解答。

弗洛姆之走进精神分析学说是有个人原因的,年轻女画家自杀事件成了他进入精神分析学说的契机。这就是与弗洛伊德形成“我与你”那种精神交流关系的根本原因。女画家自杀事件做了一个媒介,起到了触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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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统合

 

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不仅是弗洛姆,当时还有不少对于马克思主义抱有强烈兴趣乃至信仰的人。1926年第一代研究所所长阿伯拉罕姆去世以后,第二代所长是恩斯特·金迈尔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担任社会主义医生协会的会长。作为研究所的教师和训练生,教课结束以后,便在咖啡室里高谈阔论,提出要尝试把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结合起来,当时弗洛姆就在一旁,常常是一个热心的听众。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依存于经济的下层建筑的。或者说意识形态是物质基础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但是,物质基础是怎样反映意识形态的呢?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都没有说。法兰茨·梅林在《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史》(1897)中发表了1893714日恩格斯写给梅林的信,其中这么说道:“我们大家都把重点放在下面的观点上,那就是:政治的、法律的以及意识形态,来自经济基础的事实,引导出被这些观念所媒介化了的行为。——我们都把重点放在这里。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其内容所吸引,而在形式上——这些观念是怎样起作用的——却给忽略了。”

弗洛姆认为,此地恩格斯所指的被忽略掉的东西,正是精神分析。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时代所发表的论文都是旨在解决这些问题。霍克哈姆任所长之际,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统合,甚至作为研究所的方向。弗洛姆在这方面的尝试,表现在发表者精神分析杂志的《Imago1930年的论文《基督教教义之变迁》上,其中他对犹太教、基督教的渊博的知识得到毫无遗憾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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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督教教义的变迁

 

耶稣诞生之际的巴勒斯坦是罗马的所属国,希罗德是犹太王。他冷酷而残忍,猜疑心重,连自己的妻子与儿子都给他杀死。但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统治者,他的统治非常成功,国家长时期得到和平。租税虽然很重,但是人口与财富仍然不断地增加,发展地中海沿岸的港口,积极跟西方世界做贸易,所以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豪华的宫殿。不过由于贸易的发达,富裕阶级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住民们苦于苛捐杂税,有的由于欠债而沦为奴隶。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产生了中层阶级,政治上受罗马的压迫,但是经济上却比较稳定。与之相对应,产生了三个集团。萨埵嘉义派、帕里萨伊派与阿姆哈莱兹派。

萨埵嘉义派(意谓:“正义的人”),来自祭司扎多的名字,代表富裕的上层社会。他们礼拜耶和华,接受希腊哲学,宗教态度比较宽容。帕里萨伊派,亦被称之为“分离派”,狂热的遵守摩西律法,并付诸于严格的实践活动,护持带有古风的偏见与迷信,强烈排斥外国的东西。这代表中层阶级,生活上非常吝啬,凡是遇上什么事情都归诸于命运。而阿姆哈莱兹派是没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最下层的无产阶级,他们憎恨萨埵嘉义派,萨埵嘉义派也恨他们。《达尔穆德经》中有记载云:“他绝不跟无知无识的阿姆哈莱兹派的女人结婚,缘何?那些人都被人憎恨的缘故。”这就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雏形,此处应该参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我有日译本。

随着罗马帝国的日益加强的压迫,帕里萨伊派分裂成两派,在希罗德王去世的当时与后来(元前4年),下层的帕里萨伊派反抗罗马帝国与帕里萨伊派的上层,元前四年,就有不下于两千名造反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直到纪元6年,犹太王给废止,巴勒斯坦直接成了罗马的属地,暴动仍然爆发。此时,帕里萨伊派中的中层阶级开始与罗马妥协,下层阶级另行组织“热心党”,不断地杀害与罗马妥协之徒与有钱人。当罗马人在耶路撒冷城的神殿中挂上凯撒大帝肖像与老鹰的纹章之际,小规模的暴动时有发生。66年,发生了民众反抗罗马的大暴动。最初的斗争获得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支持,当失败的迹象渐渐浓郁之际,中产阶级开始考虑如何跟罗马人和解。帕里萨伊派的领袖向罗马人投降之后,民众仍然与罗马人斗争了五个月左右,终于不敌。失败后,有10万犹太人被罗马人杀害。

当改革的希望在政治上、现实中遭遇失败、挫折之后,希望渐渐进入幻想的领域。在热心党武装斗争失败的同时,这些幻想性质的希望从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的绝望中产生了出来。幻想之一:在这个世上虽然还有未曾经验过的苦难将要来临,但到世界末日,人之子一定会在巨大的光荣和辉煌之中踩云而来,做最后的审判。幻想之二:最后审判的时候,富人就要永远被赶着远离财富。用精神分析学说来说,这反映了对能够帮助自己的好父亲的期待,同时反映了对压迫自己、让自己受苦的坏父亲的憎恨。这些Messiah(救世主)的思想不仅在启示文字(《丹尼尔书》、《艾诺可书》等)中有所表示,在约翰与耶稣的说教之中亦宣传了这样的思想。那就是约翰所说的“改悔吧,天国就在眼前!”(《马太福音》3·2),耶稣说“神之国临近了!”(《马太福音》10·7)。耶稣甚至说,“你们这些穷人们有福了,神之国就是你们的了。你们这些饥民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可以吃得饱饱的。今天你们这些大腹便便的人可悲了,因为你们要开始挨饿了。”(《路加福音》6020·21·25)“富人想要进天堂,还不如骆驼钻过针眼来得方便一些呢!”也就是他们现实中满足不了的愿望——统治者垮台和他们自己来统治——,全都在这个幻想中获得满足。

那么,最初的基督徒是怎样考虑天主与耶稣之间的关系的呢?那就是“神让耶稣成为主人与基督。”(《使徒传》2·36)这就是“养子论”,也就是一开始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而是根据神的意志成了神之子。耶稣所到之处常常有奇迹,这些奇迹并非耶稣创造的。而是神通过耶稣创造的。根据最初的基督教集团的看法,耶稣在死后将回来实行最后的审判,替穷苦的人带来幸福,替统治者带来惩罚。因此他是献给神的人之子。那么,为何这一“养子论”会吸引住当时人们的心灵呢?他们憎恨压迫自己、使自己受苦的统治者,但是在无意识之中,又憎恨通这些统治者成为伙伴、允许他们压破自己、令自己受苦的神。而在现实中打倒统治者是不可能的,对此已经绝望了。在那样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有意识地非难神。只能在幻想之中来满足一下愿望。那就是如果人成为神,神或许就能够剥夺那些为人所力不能及的特权地位吧!因此,在人们的无意识愿望之中,便有成为神的人子把作为天父的神赶走的想法。由于耶稣正好是尝到跟自己一样的困苦的人,他们很容易把耶稣看作他们自己,那就是所谓的“同一视”。这一情况在无意识之中,也就意味着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当作他们自己。

两个世纪以后,一直为下层阶级所信奉的基督教,渐渐为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所接受。313年,康斯坦丁大帝公开认可了基督教。其时,罗马是一个严格维护阶级秩序的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到三世纪,基督教已经变质,本来对最后审判论的期待渐渐消失了。换言之,天堂即将来临——那种对于未来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基督教徒把眼光投向过去,认为决定性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耶稣诞生这件事情本身也被视为奇迹。本来寄希望于耶稣的现实救济,也改为对灵魂的救济了。教会也舍弃了否定社会国家的态度,转而成为维护国家的力量。与此同时,耶稣观变化了,人不是成为神,而是神变成了人。

325年,根据康斯坦丁大帝的提议,在尼凯亚(今土耳其伊斯坦丁堡的东南部)召开宗教会议,同质论的观点获得了胜利。所谓同质论的观点就是:神之子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上帝的独生子,意味着父亲与儿子的调和,也意味着除去了对于父亲的儿子的敌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想驱逐统治者,赢得自己这个阶级的胜利,那是绝对无望的事情。由于只是一种徒劳的追求,劳而无功。于是人们想向父亲投降、爱父亲,把接受父亲之爱的耶稣看成自己,有、又一次完成了“同一视”。(想起某些人的可笑之处,最特出的一点是俨然把自己当作一回事,好像自己怎么了不得似的。估计其中也会有跟什么“同一视”的情况,只是一般人不了解罢了)

尽管如此,但是仇恨——攻击性的冲动,并没有消失。只是统治者太强大了,压迫得太凶!但是人的精神总是要追求出路的,这一点是谁也无法阻挡的。这次的精神出路在哪儿呢?这一回的方向不是对着权威者了,而是对着自己。之所以受苦受难,还是由于自己有罪的缘故。如果自己不幸,也就不得不责怪自己。换言之,也就可以把眼前的一切解释为,是通过让自己受苦的方式,神不断地为自己赎罪、宽恕自己,自己也可以接受神的宽恕。而统治阶级压迫大众、榨取大众,则通过神之子受难的故事,来缓解自己的罪恶感(这跟不少歹徒,一面做坏事,一面不停地烧香拜菩萨,是一个道理)。缘何?因为耶稣本身也是一个受难者,大众受难可以看做是来自神的恩惠,这样一想统治阶级就可以由此获得安慰自己的理由了。同质论不仅如此,也意味着:不仅仅儿子变化了,连父亲也变化了。从权力强大的父亲变化成保护自己、疼爱自己的母亲了。作为父亲之神的一部分——无意识的母性的性质,就以玛利亚为象征,四世纪后,形成了玛利亚崇拜的现象。怀抱耶稣的玛利亚成了中世纪天主教的象征,这意味着人倒退为婴儿,对父亲的反抗被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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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经济欲求与宗教教义之间的关系

 

弗洛姆在此地所揭示的是: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对一个特殊的集团给予怎样的影响啊?(或者说使它产生怎样的精神变化呢?)于是这样的影响在宗教的教义(或者说宗教幻想)之中是怎样表现的呢?根据弗洛姆的观点,正如梦是无意识愿望的满足一样,教义也是无意识愿望满足的体现。即:社会经济状况——情绪的倾向——宗教的教义。这一图式适合上述的情况。

1)犹太下层阶级的贫困、对罗马反抗的失败——对待罗马人、上层阶级的仇恨与绝望——(无意识中满足了的情绪)成为神、耶稣旨在夺取父亲之神座,于是产生《养子论》。

2)罗马末期、身份制确定强化,现状绝无变革的可能——只能指望灵魂的救济。接受父亲之神的爱与恩惠的愿望——刚开始是神之子,被作为父亲的神所爱,即耶稣的“同质论”。呵护耶稣的圣母玛利亚。

马克思主义中的欲求 1931年,弗洛姆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方法与课题》一文,对于此点从理论上做更深的挖掘。

有种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经济心理学,还有马克思把经济欲求、也就是利益追求本能,即营利心当作人类行动的决定性的动机。这说法来自拉萨尔与德·曼(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弗洛姆则认为:马克思绝不主张所谓这些经济欲求便是人类本质性的欲求。根据弗洛姆的观点,历史唯物论几乎没有心理学的前提。即便有一些,亦不过是人类制造自己的历史、欲求替人类的行动、感情附上动机,随着社会发展,欲求亦升高,这一欲求的升高也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亦无非是这样的情况下,提到欲求而已。历史唯物论中,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并不是说作为主观的、心理的动机的经济活动,而是说对于人类活动的作为客观条件的经济活动。因此,人类的所有活动、所有愿望的满足,都是由自然的、经济的条件所特有的性质所左右,人类的意识必须根据社会存在,也就是现实大地上的生活来说明的。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或者说是经济的下层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

精神分析中的欲求 弗洛姆把精神分析看成唯物论的、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理由是:一,精神分析发现了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本能(欲动)。第二,被意识到的精神活动只不过占有精神生活的极小一部分而已,精神活动的许多动因都在无意识之中,个人、集团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暴露了根植于本能的每个人的愿望与欲求的表现罢了。其实弗洛姆拒绝了弗洛伊德刚刚提出的生之本能与死之本能的本能二分法(因为无法知道有关死之本能的生理学基础)。弗洛伊德原来的两分法,仅仅是自我保护本能与性本能。自我保护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个体生命保存必要而不可缺少的、与身体机能相联系的本能。饥饿便是代表。与之相对的性本能,弗洛伊德的用法比较广泛,比俗说的“性”范围更大,包括婴儿吮吸乳房、哺乳瓶之际所感到的快感,还有排泄之际感到的快感。但是自我保存本能的满足尚未获得,即,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得不到满足的,提前延期,最终总要死亡的。但是与之相反,性本能的满足则可以延期,也就是把它从意识中赶出来,封闭在无意识之中(压抑),也可以倾注到别的东西上(置换:即不是倾注在异性身上,而是倾注在猫的身上)。还有性本能可以转化为具有社会价值的东西(升华)。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相比较,具有很明显的弹性、富于柔软性。这一特征意味着对社会而言,性本能具有能动性,或者说能够被动地适应社会。

弗洛伊德虽然充分地认识到性本能是具有生理学的、生物学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亦承认:性本能又会根据环境与社会而变化。特别他认为孩子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本能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弗洛伊德没看到,家族本身受到将其包围的社会、阶级背景的影响,还有由社会构造(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等)所规定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没看到所谓的家族亦只不过是社会对孩子、大人造成心理倾向之际的媒介物——“心理的代理店”罢了。这是由于弗洛伊德所看到的患者都是中产阶级,他本人也是把家长制(家父长统治全体家族,独占从祖先传下来的全部财产等)看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样的观点显然经过研究才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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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弗洛姆发现了马克思观点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接点

 

这一点显然也表现为把奥迪普斯情结(幼儿憎恨父亲,爱母亲)绝对化。这个情意结本来只是从家父长制社会中男性身上看到的现象,而弗洛伊德却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他没有考虑到如果社会体制不同的话,家族的构造也会不同。但是精神分析是一种心理疗法,其目的在于让患者改变自己、能够适应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即使无视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造成社会体制的不同,也没所谓。但是如果把精神分析用来做社会心理现象的分析之际,这就成了致命的错误。弗洛姆提倡下列的见解:

1)社会心理现象必须把本能作为对于社会经济状况主动与被动的适应过程来理解。

2)本能的活动虽然是有变化的可能(即有其柔软性),但是使之产生变化的条件却是经济条件。

3)当经济状况对个人心理产生影响、起作用之际,家族便成了媒介物。

因此,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课题,就是对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心理态度、意识形态,作为经济条件加之于本能(Libido)的影响来说明。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联系的地方。从而“经济的下部基础——意识形态”的图式就便成了“社会经济状况——性本能(或Libido)——意识形态(或社会心理现象)”的图式。

1932年.弗洛姆发表《精神分析的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具体解释上面的图式。精神分析法最初是作为神经症(Neuroses)的治疗开始的。精神分析法认为:必须把精神障碍跟性能量(Libido)联系起来说明,这股子能量被拦住或者不允许出现在意识中,就关闭在无意识之中(压抑),此时此刻,便出现了神经症。因此,“能量——压抑——症状”。此后,精神分析开始研究患者乃至健康人他们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于是被认为是这样的图式:“Libido——升华(或反动形成)——性格”。形成这样的因果之链。升华,是指变化为对社会产生价值的东西,反动形成则是正相反的东西。此处且稍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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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与社会结构相应的驱动力

 

 

婴儿在吃饱以后,仍然津津有味地吮吸乳房、奶瓶口或者手指头,也就是说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婴儿吮吸本身亦是有快感的,弗洛伊德把这样的快感看做是性的快感。把从口的粘膜那儿获得的快感的驱动力,称之为“口唇性欲”,口唇性欲占优势的一段时期称之为“口唇期”(生后到十八月之间)。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口唇性欲被升华的话,可以成为知识欲旺盛的人(我显然是这样的人,喜欢说话,喜欢追求知识)。在乳儿期间,口唇性欲得到充分满足的,性格上虽然有些任性,但是为人有品味,宽大而愉快,容易成为社交家。而口唇性欲未曾得到满足的人,则总喜欢占人便宜,性格残忍、充满敌意,妒忌心重,老是喜欢讽刺别人。这就是口唇欲性格的两种类型。

在幼儿时代,紧接着口唇期的便是肛门期,也就是开始接受对肛门粘膜刺激时产生快感的时期(八个月到四岁)。但随着对于大小便训练的进行,产生一个变化。那就是,大便时忍着,忍一会儿再去大便,到适当的时候去排泄,就有更大的快感。作为肛门性欲的反动形成,会有非常喜欢清洁的性格特征,作为升华的情况,也会有严格遵守时间、小心谨慎、占有欲强、吝啬等特点。(由于受“早上必须去大便”的影响)常常会产生“对什么非做不可”的义务感(未见得是义务感,我觉得有些像强迫症)。在口唇期,幼儿哭哭闹闹,就可以喂奶,乳房与哺乳瓶都会给他。因此就有一个母亲可以满足他愿望的好人存在。可是进入肛门期,母亲只是一个训练自己大小便的人,根据大小便的情况,或者表扬他,或者斥责他,未必一定是一个好人。况且对于大小便的训练毕竟是让他人介入自己的私人领域,所以幼儿会产生发怒、反抗与不听话的反应。这样的性格一直会持续着直到成为大人。这些就是肛门期的性格特征。肛门期以后就是性器期来临了,自然应当产生相应的性器期的性格特征,可惜弗洛伊德对此什么都没说。

Libido的构造与资本主义的精神 以上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不同性格。但是弗洛姆所关心的却是社会心理学,因此他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有的共同的性格是怎样形成这一点作为问题来研究。他认为跟每个社会都有独自的经济构造与文化构造一样,Libido也应该有独自的构造。那就是共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每个人的Libido所产生影响的产物。反过来说,也就是每个人的Libido都是从适应共同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结果而产生出的东西,比如,某一社会的人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结果,口唇、肛门与性器这三种性欲中的一种口唇性欲,大多数人一律都得到了强化,于是这个社会的Libido的构造就是口唇性欲,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性格看起来也就是口唇性格了。作为实例,弗洛姆证实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精神(也就是大多数人多显示出来的性格),就是肛门性格。

根据弗洛姆的观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精神跟资本主义以前的精神,比如中世纪精神明显地绝然不同。美丽的绘画、庄严的建筑、连续几天豪华节日,还有正如教会向大众所许诺的福音那样,中世纪的人们相信:人只要出生了就会得到幸福、福音与快乐。人们接受这些就看作是人生的目标。但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丢弃了这个目标,只管着忠于人生中所被赋予的天职,才具有最高价值。换言之,替代对幸福的追求的是,重视履行自己职业中的义务。布尔乔亚的资本家,与其追求快乐、经营舒适的生活,还不如为了积累而挣大钱。储蓄本身成了道德伦理的规范,浪费受到谴责,时间的浪费也是被排斥的。人们被建议,很早起来,然后按照这一日的日程表开始活动。资本主义社会是竞争社会,因此,同情心便是禁忌。即便缺乏同情心,亦不被认为是缺乏道德。概括来说,所谓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便是:

1)快乐的抑制,(2)所有、储蓄的重视,(3)义务的履行,(4)谨小慎微的强调以及同情心的禁止。

这些特征正好跟肛门性格的特点叠合在一起。从而可以说,肛门性格符合了资本主义的要求,既适应又因此而发达的性格。同时又可以反过来说,这一种性格亦成了促进资本主义发达的一种原动力。

因此,形成了这样的图式:社会经济状况——Libido构造——社会成员所共同反映出来的性格——意识形态

不过根据弗洛姆的观点,Libido构造是有惯性的,共同反映出来的性格也是具有安定性的。因此,即使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性格乃至意识形态都随之变化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在社会内部发生了矛盾与冲突,社会显示了解体的倾向,那样社会的Libido构造出现了变化,此时这一能量对于体质的维持不起作用,相反却会对新社会的形成贡献力量。弗洛姆说道:“此时此刻,Libido不是维护旧社会的水泥,相反转化为建立新社会的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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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附录:性格形成的四时期

 

 

第一期:口唇期

此阶段为吮吸母乳的口爱期,依存母亲,自己是无能力的存在。到了社会上,也必须依赖某个对象,领袖也好、宗教的神也好,只有依附于他们才感觉自己有力量。这个阶段的人跟着领袖,就觉得自己有Power。

但是当处于病理情况下,他便陷入无能力的歇斯底里状态。他渴望着依赖他人、或者从酒精中吸取力量,逃避到权力的幻想中去(即幻想自己一旦做大官把仇人都杀掉),在这样的错觉中过日子。

第二期:肛门期

由于排便造成自律性。即开始有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二三岁的时候,开始有自我主张,进入第一反抗期。

病理情况下,有过分控制自己的强迫神经症。比如有的心理学家,要想知道自己的所有的心理过程,致力于这样的努力,但是事实上并不可能。由于肛门期有蓄便的倾向,所以收藏家列入此类。

第三期:男根期

表示了权力倾向,即把自己的影响施诸于他人。此阶段的特征是富于竞争精神。

此阶段的职业政治家、检察官、记者、运动员、演艺者为多。

病理情况下,杀人、强奸、暴行。称之为“唐璜综合症”。骄傲、吹牛、自高自大、引诱女人、打倒对手,使用小手段等等。这种“唐璜综合症”有恋母情结,希望与母亲融合在一起,害怕跟万能的母亲分开。于是,不断地更换地追求女人,害怕家庭的束缚。由于想与万能的母亲融合,最后造成对强有力的男性的憧憬,他的勇气、精力最后朝自我破灭的方向移动。

第四期:性的相互性

超越自身,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使用权力。(以上根据《霸者的心理》,最后一段说得不清楚。小此木启吾有一部《Eros人间》,专门谈论第四期的性格特征。)

我的状态应该说以前口唇期的倾向极其严重,随即有第二期通过自身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想法与做法;现在方始进入第三期的侵略性状态。根本不依赖他人,但是憧憬像毛公那样的有力人物,这是事实。至于第四种阶段,我完全没达到。

(摘自2004年5月19日星期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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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母权还是父权:巴哈奥芬著作的复活

 

 

若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重视,瑞士的法律家巴哈奥芬的著作《母权:从宗教、法的性质的角度看古代社会中女人政治制度的一个研究》(1861)或许别人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在1920年终,这部书突然引起大众的注意。同时由于新浪漫主义者斯蒂芬·乔治(18681933,德意志象征主义诗人)与阿尔弗雷德·鲍伊姆拉的共鸣,影响越来越大。新浪漫主义往往对形而上学、灵魂、神秘主义、神话之类非合理的东西特别留意,带来了但对死之赞美、对信仰的憧憬那样的悲观主义风潮。由于这些共鸣的缘故,到1926年,这部书已经被翻刻了有半个世纪之久。弗洛姆阅读该书,也是心怀感激。缘何?正是这部著作修正了弗洛姆思想的轨道。

巴哈奥芬在这部书里提倡其实就是古代社会的母权制度。他通过阅读古典文学发现,希腊、小亚细亚、埃及的古代社会,女性占据了后来的时代所无法给与的高级地位,掌握了社会与政治的权力。这样的女性之所以被人尊敬的一个原因是:古代社会性关系混乱,属于乱混时代,换言之也就是人只知有其母,却不知父亲是谁。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男性征服了女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父权社会(家长制)因此而成立。巴哈奥芬指出了现存社会体制的相对性,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是对此发生共鸣。

母权社会是民主制,性也不会受到压抑,母**、平等与怜悯是支配性的道德,对死者与祖先的崇拜得到重视,血缘关系与大地的联系得到强调,并不以为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合理的东西一定有价值。这一点对从往昔中追寻乌托邦的新浪漫主义者来说,特别富于魅力。相对而言,父权制社会特别重视人类所制定的法律,认同理性思维占有优位的观点,对努力于改造自然的人给于高度的评价。巴哈奥芬这样叙述道:

“一切文化、一切美德、作为一切带有崇高性质发端的关系,无不是母与子的关系。在充满暴力的世界里,母子关系作为爱、统一与和平的原理起作用。女性由于要照顾幼小者,比男性更早地学会了超越自身、自我的界限,对他人怀有充满了爱情的关怀之心。同时学会了对他人的生存维持与美化而使用了饱含她精神的所有发明之才。文化的一切发展、人生的一切善行、一切献身、一切养育、对于死者的一切照应,都来自女性。……母性的爱不仅是温柔,而且由于一般的原因,几乎无处不在。父性原理是有限制的,而母性原理则是普遍性的原理。前者伴随着更为狭隘的限制,而后者却不识限制为何物。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想法是来自女性原理。这个意识由于父性原理的渐渐发达而渐渐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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