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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006年日扎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李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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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日扎  发帖心情 Post By:2016-8-8 14:43:52 [只看该作者]

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条下,【集义】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p1377)此处《朱子语类》亦有一番议论:“盖学者所以学为君子者,不知命则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于水火,须在水火里死;合死于刀兵,须在刀兵里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说虽甚粗,然所谓知命者,不过如此。若这里信不及,才见利便趋,见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p1217,第四册)提出的亦是知命、安命,力求为君子,而不亟亟于趋避。

我读后深有感触,我之前半辈子大多为趋避之事,而且许多事情都属自身神经紧张,不少对象原属子虚乌有,或趋或避,都是空折腾,而耗费了无数时间与精力,以至于半辈子下来,竟毫无半点建树。自己的人生,冥冥中早有安排。天下有不少聪明者,亦在趋避之间浪费光阴,可惜之至!(当年去日本是一趋避之事也。后去公司工作亦是趋避之事也。结果都是白浪费时间与精力——2010-10-11补记)

此后我再也不作趋避之举也,故自奉“知命者”。不为趋避者,即毫无防卫心理机制,所有言行,全然真率流露,既不必杞人忧天,也用不着提前紧张,“船到桥头自会直”,所以“君子坦荡荡”是也。我原来从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两句话:“不为他人牺牲自己”,“不为未来牺牲今朝”,也完全是有道理的。所谓主体性,亦能由此建立。随遇而安,听随自然的安排,不起干涉,也不去担心,能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了。做人自己心中有一把秤,自然安心得多。

窗外亦有人放爆竹以庆贺新年来临的,我闻之,亦为之喝彩!愿天下人都能怀抱美好愿望,走进新的生活中去。亦愿祖国平安,稳步前进,不要有什么灾难!但愿人人平安康健!

年年过元旦,但是只有这一次我特别在意,简直将之视为是我做人作风起划时代变化的分水岭。我的觉悟虽然晚了一些,但这也是命中注定,但愿今后定心下来,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人。让我活着有为自己活着或者自己在活着的感觉。千万不可有虚无感、离人症之类的状态!古人之学为己,今后我的读书也是完全的为自己。

在元旦,新的一年之初,我已经问了自己“sonomama”还是“改变一下”,并且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选择崇高、纯粹,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世俗社会那里上升到精神世界中去。自己并不是为什么外在的目的所活着的,我只是一只飞鸟,向着蓝天翱翔;我只是一条自然的鱼,顺水而下,涵泳其中。具有活泼泼的生计。《诗经·大雅·旱鹿》:“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所谓“道被飞潜,万物得所”是也。在一个正确观念的引导下,我过上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毛公将之提炼为“鱼翔浅底,鹰击长空”,这样的意象自然更充满了一种挺拔的战斗力。但我有其涵泳沉潜之舒展,却无其急迫抗争之激烈也。圣德太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僧侣,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政治家。足见人的性情有宜于此未必宜于彼的倾向,此乃天性,不可强求也。如今我也只是“顺流而下”,求一个“无忤”而已。古代哲学于我亦是文化治疗也。

今后的岁月,于我亦不过好好读书而已。当年我进社科院图书馆,原研究所同事老先生薛老称我“得其所哉”!今日亦是如此!

刚才翻阅一册《哲学小辞典》,是一部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工具书,我仔细阅读了几个词条,挺有亲切感的。为什么说亲切呢?

一是有些词条原来非常熟悉,近二十多年来却不用了,比如培根的四偶像论,种族偶像,洞窟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p66),本来都读过,现在几乎无人提起了。

二,那种分析方式,也还是较为熟悉的。比如“经验主义”一条,提到毛泽东,说:“根据毛泽东的观点,经验主义是革命运动中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无原则地、根据个人经验确立方针而行动。因此亦可说是现象追随主义。同时是右翼偏向的理论。它无视事物的客观联系及其发展方向,根据直接的经验行动,从这些地方来看,都是小市民分散的不安定的生活样式,成为这种态度实践上的根源。”(p67)把每一种思想态度跟产生这种思想的人的社会地位、阶级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大特点: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凡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必定有其社会根源。这样的思路都是很清晰的。

三,有不少使我感觉新鲜的解释。比如关于“契机”(Moment)的解释:“按照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多样的统一、互相矛盾的对立体的两者统一。这种具有互相矛盾而不可分的关系的两者,被称为契机。比如事物的运动,它是按照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来把握的。即运动的契机在于有与无。关于‘成’的范畴亦是如此,成是由有与无的统一来表示的。‘有’与‘无’是‘成’的契机,有对无来说是有,无对有来说是无,有·无单独是不存在的。所谓契机,还是事物向其它事物进行质的转化之际,产生这样转化的机会。”(p67)由于收到难养之徒的最无礼的信件,使我产生了今后不复与人通信的想法,今后把自己的思想努力形成正规的文字,不必跟那些人去瞎敷衍了。现在接到老夫子自说自话的信更是加强了我的这种想法。显然我眼前就面临一个契机:所谓“To be or not to be”也是两种对立情况出现在同一时间与同一地点,迫使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跟他人敷衍下去,既搞坏自己的心情,又不能凝聚精力写出真正属于自己思想的阐述;要么一刀砍断那些无聊的关系,很客观冷静地认清楚眼前的现实,克服自幼喜欢跟他人倾诉、聊天的习惯,把精气神凝聚起来,写自己的东西。“To be”呢,还是“not to be”?这于我也是一个契机。事物的转化就看我自己的抉择了。事实上,所谓契机就是转化的可能,但其前提是有两种对立的东西起作用——往往对于这一点,我常常是忽略的。当人们面临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时,思路就非常清晰。

这本小册子是1963年出版的,山田坂仁等五人所编辑,五个人当中我只熟悉一位,那就是中村雄二郎先生。他有一部《术语集》,也是挺有意思的。看来这跟他曾经编辑过辞典有关。望着山田坂仁的名字,我不禁产生一种敬意,还有一丝悲悯的心情。这种悲悯不是我居高临下的感觉,而是站在跟他的一个立场上那种身受同感的自我惋惜,因为时代变了,辩证理论已经没人过问了。像山田坂仁先生那样的人格,一定是很认真而严肃,对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一定有一种庄严感、神圣感的。比如在“英雄主义”的条目下:“具有常人以上的英勇和政治能力,那是英雄,自己也向那个方向活动的伦理意识。从个人主义的立场来说,由此产生出世主义(即个人的出人头地)、自我陶醉、名誉心的权力化——出现这样的人物像。但是站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英雄主义便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发挥最大的勇气与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样一个人的理念。”(p19)所以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有一种悲壮的理念,那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自觉意识。有这样英雄情结的人在一个资本主义精神意识泛滥的环境中,显然经不起消磨的,他们身上的英雄气息便会渐渐地消磨掉——这便是我感到悲悯心情的根据啊!那种悲哀之情、寂寞之感,我曾经从我岳父的身上感觉到过,我好像能够窥视到他悲哀的内心世界。这便是时代的厉害处啊!山田坂仁先生在日本肯定也是一个很寂寞的人吧!柳田谦十郎的书籍,我也有;但未曾仔细拜读过,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此地曾经翻译引进过他的著作。他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李毅强(2006年1月1日日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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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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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宝宝从床上跌到地上的声音所吵醒,小洲急忙去卧室,原来他醒后自己爬,爬到床边,不懂事继续爬便跌下来了。孩子的活动总是那么纯粹,爬便只晓得一味地向前爬,并不知道到了尽头再爬便会跌跤——这里似乎也给人一个启发,即做什么事情如果太单纯了,也会损害些什么。

午前读书,后跟小洲出去散步,回家继续读书,我读《形而上学》,一段段很仔细地精读,把每一段意思都吃透,然后才读下去。比较吴寿彭先生与苗力田先生的中文译本,从参照Ross的英译本,这样比较研究,觉得很有意思。自然也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不过颇为花费时间,读书本身就是很费时间的事情。我有幸坐到电脑桌前,便是我的福气。没有任何足以烦恼的事情,可以一心读书,尤其是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可以安心地阅读亚氏的《形而上学》,纯粹地为读而读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我仔细阅读了便感觉到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倾向,很是鲜明。有机会我也要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相信也会有收获的。饭后午睡,梦里多是杨振雄先生的弹词,我很有感情地在唱,觉得自己的无限心事都给唱了出来似的——这是一个怀旧之梦啊!

写作过程中突然想起了,我岳父曾经给老顾一封信,专门谈语言学的。想不到这两个人先后都去世了。可以说我上面的一代,如我岳父;中间之一代,如老顾;还有下面的一代即我之一代,如彭恩华先生都去世了。给我的感受是很深的。岁月毕竟不饶人哪!许多学问上的事情,本来我可以向岳父请教,跟老顾闲聊,现在便没有对象了。许多话题都无从展开,这也是我寂寞的地方啊!很想念我的岳父,晚年他跟我谈话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荣格在评论《尤利西斯》的时候就说道:“现实已经证明‘善’不过是一个肆虐的暴君,不过是一系列偏见的幻影;它剥夺去生活的丰富多彩,它使生活穷困贫瘠、黯然失色;它强力施行一套最终竟使人不能忍受的道德伦理。”(p266,《荣格文集》)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要认真对待!】

一个“善”字,已经足以致人于死地,而有些人向往烈士,在还未曾来得及成仁之际,整个生活已经乱成一团糟。为一个幻影所摆布,为心魔所引动,把自己引向自我毁灭的生涯而不自知,这就是某\有些人的精神写照啊!

我追求更纯粹的生活,就是吸取了我父亲的教训:为一个无明的欲望所牵引,最后落到死亡的深渊。明明可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却不停地折腾。心里亦有对于清净日子的向往,可最终还是为欲望所摆布、所毁灭。所以对于自己理性觉悟到的事情,一定要服从,立即去落实,不要老是将信将疑或者觉得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这样的想法都是错的。向善就是不停地反省,发现错误不停地改正;人生如白马过隙,时间更是不等人。丧钟早已敲响,只有抓紧时间,做自己认为最对的事情——在我而言,便是读书,更纯粹的读书,为读书而读书(既然目标明确,可到了下半年,有人来请我出去,我欣欣然就去了,足见心中还是有比读书更强烈的欲望。

小洲今天值班,我醒来睁眼一看早已不见踪影。日子过得真快,她虽然辛苦一些,但很满足,并不后悔。看到她忙孩子的开心模样,我知道这在她是一种真正的幸福感。望着她们母子同乐的景象,我心里也就宽慰不少,尤其为小洲而高兴。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如今她从心底笑出声来,这在我就好像做了一件好事那样。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所以不要有无谓的感伤,也不必有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实实在在,我们的日子没什么不好,毫无理由埋怨。人的日子,谁不是这么过的?所谓“荣华富贵”瞬息之间也就过去了。至于不相干的别人生活,于我更是幻影啊!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既然我觉得读书最开心,就读我的书。如果想写些什么,那就写些什么。

人活着就一定要干些什么——有不少就是为名为利去忙,这样的认识很普遍,至于它的前提如何,是不是正确,几乎没人去思考过,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的认识。其实这里面也是有误区的。只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做,所以也就没人去怀疑了。所谓活着想干些什么——大抵是有所为而为的想法,这一点便于老子的思想相对立。我从我父亲的教训还有生活中一些盲目的现象,有了自己的认识。认为有些事情也许从根本上便是错的。人活着为了心安,自我的稳定,便要做些什么不断地来确认自己。如果你对此构造及其过程有所认识的话,即便不硬去做些什么,同样可以获得心安——自我稳定,而且比那些无谓的劳作更稳定的话,我何苦要去烦那些事情呢?况且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个人只需抱定宗旨做人,实在没什么多思多求的必要。

刚才小洲来电话,询问宝宝早上是不是拉稀的,母亲心中所关心的便是这些具体而微的事情也。自然也提醒我饭后服药,别忘了。在成家以前她孤身一人,没有操心的对象,于是觉得空虚,现在有了精神寄托;她遇上不顺心的事情,我也能及时的安慰她,可以分担的我便挺身而出去承担,这样一个家庭成立了,比什么都好啊!这次工作正式落实了,也给她服了定心丸。整个精神也安定多了。总之,我们脚踏实地的生活,把精神状态调整好,可以一步步地走下去。

昨日看到巴斯卡尔的话,虽说是名言,以前我竟然没注意到: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他说到了人与宇宙的关系,人因为会思想,所以他的尊严也在于思想,而不是去占有人类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但是如果拥有思想的话,宇宙便无法把自己吞灭和囊括。而我们自小所接受的思想影响好像便是鼓励人追求空间与时间的征服,空间是指自己的事功,而时间则是把自己的生命构造化、价值化,比如几岁应该做什么官,一级级地上升(几岁做什么官好像都有规定的),这便是时间的征服。而事实上,按照巴斯卡尔的说法,我们全部的尊严都在于思想。放弃思想,一味去征服时间与占领空间,是不是有意思呢?世俗化了的理论肯定了这一点,使人不考虑任何前提的接受这样的世界观,他们根据世俗的尺度来衡量你;而不是根据你思想的深度来认识你——这也难怪,当人们盲目地追逐名利的时候,谁还会注意谁的思想,他们本身又哪有水平来认识你呢?所以思想的人注定是孤独的。别人不足以来评判你的高低。所以我面对上海一批人的怨骂之声,一点都不为之所动,缘何?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更何况那帮人等而下之,连中人以下都不如。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那帮人无非井蛙、夏虫及曲士而已,又岂能跟我这样日日求道、问道的人相比呢?(这一想法后来在我写的《庄子今论》中成形了,有了完整的表述。以前我说,我看他们洞若观火,他们看我根本无法把握,一如盲人之摸象而已。——这绝非狂妄之言,实乃真情也。如果说,巴斯卡尔说他的思想足以囊括宇宙,他也果真这么说了,你敢于笑话他的狂妄吗?

我既有悟性,又读书勤奋,敏于学;过去的习气几乎基本上都改掉了,今后向学当更猛进,此固不待言而自明矣!

孩子又一次从床上跌下来。这小鬼也实在太调皮,一分钟不肯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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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翻寻旧日记,仔细阅读一下写得不错,可惜没有敷衍成文。其中关于阅读吉拉德理论做的札记都很有价值,可以扩充成正式的文章。

但大多数还是在分析过去的事情,人际关系方面所受的伤害较多,事实上可以不必多去想。不过经过如此透彻的分析,大抵上该破的迷惑都已经破解了。也许只有走过这么一番艰苦的历程,才能真正消化了自己的挫折感,对于现实也有较为真切的议论。首先我明白不从人际关系里寻求出路,为了破除寂寞、不安、恐惧,人很容易逃避到人际关系中去。现在我基本上不会了。一,自己不会依存他人,或对他人抱有幻想(即便跟老乔在高峰时期,也未曾依赖过他,只是觉得别人的好意,不该拂拭而已——2010-10-16补记);二,自己也不会通过影响他人来追求有力感;三,也彻底取消了那些“欲望的中介”,没有攀比对象,自然也就安定下来了。这里面除了得力于当代心理学所开发的知识以外,我还吸取了孔子、老子的思想——我称之为文化治疗。比如孔子的“知命说”,老子的放弃心理防卫机制的说法。这些思想观点都经过我的消化吸收了。

不时地在疼,这于我心情亦大有影响。几乎使我不能坚持读书了。晚上看日本电视剧《大奥》电视剧,对于女主人公春日局我真是非常钦佩,故事情节很平常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情,却拍得吸引人,不容易啊!看到日本人那么重礼节、富含蓄的修养,真是很感动!我猜想当年我们汉代、唐朝也许也就是如此重礼仪的吧!

一瞬间还是想起不开心事情,说明我仍然有看不透的地方。其实何必呢?人各有各的活法,我只要管好我自己,便可以了。人本是很可怜的动物,你觉得他们不自量力、文过饰非、拗造型,亦无非满足一些些自尊心罢了。那些装腔作势的东西,他们执迷不悟,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没有体验与悟性,有的人便一辈子这样走过去了,这也不稀奇,有谁经得起这样高要求呢?所以不必去管别人,他们自以为是也就随它去吧!

对于人际关系我看得最为透彻了,其实我自己做人更勇猛、更激进一些都是可以的。读林语堂先生的书籍,收获甚大,他提到的不少著作我都未曾仔细地阅读过。写散文的人,不应该不看爱默生、蒙田,他还提到不少英文作家,我都没花功夫好好去阅读。像蒙田、爱默生的书籍应该是案头必备之书。Peacock的著作我都未曾读过。所以快些用功读书,我把亚氏全集读完,还要读柏拉图全集,然后还要读其他的古典作家。我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啊!

我觉得许多人都没有资格写“读书生涯”这四个字的,因为没有人真正为读书而贡献了所有的时间。我也晚了。自06年起,让它成为我的真正读书之年吧!今后的岁月便全部献给真正的读书吧!看到林语堂先生著作中对于西方典籍的熟悉,便知道他花费了很多的读书功夫,他的英文也是灵动轻松,说明这个人的心胸还是很宽博的。西方人都很尊重他,我看到尼克松的《领袖们》一书中便很尊敬地称他为哲学家并引用他的语录。他的英文作品很是感性,表述也往感性方面靠拢,自然他是顾及西方读者的口味,他也是很自觉地把文章当文章来写的人。纯粹的追求学问正是很开心的事情啊!读书、思索,很集中、很纯粹,那样的精神便容易进入忘我的境地,这种三昧之境,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的书籍,都值得读啊!不要有偏见,平心静气地去阅读别人的书籍。

开动脑子,自己也学会去概括一些基本原理出来,这样的读书质量便更高。如饥似渴,当年有那样的状态,但是我一大半时间都花费在买书上面了,这也是一种饥渴感的显示啊!总是唯恐读不到书,想把它留下,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在抄书上面,而不是仔细地阅读。现今可以真正地来读书了,但不如以前那么有饥渴感,这还不是一种纯粹的求知状态,心里还是有杂念啊!读书自然要把这些书当作都是专门写给自己看的,这样才能够深入进去,体会到作者真正的用意与用心。可以跟古人做朋友,有商有量。世间的事情总是浮杂的,没什么实际意义。

读书原则:

一,彻底放下浮世之心,即不为表现欲而读书,不为攀比心而读书,不为名利心而读书;

二,全心全意读书,作为精神修养的提高,藉读书以净化自身,以锻炼大脑、训练思辨,并锤炼感性与统觉能力;

三,读书明理,以化解我心中块垒,消解Stress,把人际关系的负面因素溶而化之。

四,多读圣贤之书,经典之作,还有当代俊贤,如马一老、钱基博先生等人的著作。

五,崇高、纯粹、彻底——此乃我做人之座右铭也,亦适合于我读书的态度。

现在毕竟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社会,至少可以读到不少好书。许多书也有的买了,不必辛苦地去抄录了。但是好书一定要去买回来。

人根器各有不同,所以必须尊重个体性,还有人的遭遇以及态度都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便很难相通。这一点不足为奇,也并不是一定别人与你对着干,更何况我自己已经发现了认知陷阱——这种毛病在有些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最为严重,他们善于文过饰非,维护自己的虚荣心。这本身是他们的悲剧,我不应该觉得有被他人冒犯的感觉,他们所表现的不是骄傲、无礼,而是虚弱和胆怯。面对这样的人,自不必气愤他的不自量力、自以为是,只要看穿他的虚张声势便可以了。当社会对他们没有积极认可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也是无奈的事情。很难指望一般人用高明的方式来解消自己的不快不满,比如老倪他们本来都是习惯于用仇恨来解消心中郁闷的人,自然不记得别人对他好处而专门化恩为怨以适合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唯有那样他才兴致勃勃觉得有活着的感觉,你要他谦虚、感恩、牵挂别人的好处,在他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有那样的精神状态或境界,他的为人处世便不是眼前的那番面目了。因为这只是一个只记仇恨不记好的人,所以在他嘴里出现的牢骚之言,根本没什么价值可言啊!这类人的脑子就是为仇恨而设计的,大脑的兴奋点便是靠说别人坏话而来的,况且还有神经病的病史。真是虫一般的人生啊,可怜之极!

他们把自己的精神构造看作是最现实的东西,这也难怪!他们除了最接近自己的一层什么都看不见,理性之眼、灵性之眼都没睁开的人,除了一些动物般的感觉又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呢?都是被无明所遮断的人群啊!便只能如此随时沉浮。喜欢以仇恨为主要精神结构的人,是有毒素的,凡什么和平、友好的东西接近他,就会给他带来不安,非要把它们化为仇恨的对象才会使自己有“活着”的感觉。

我也有很浮躁的东西,为了排除自己的“无力感”而做了不少力不从心的事情,因此体验到,人为了想使得自己活得“有力”一些,真是做什么事情都情愿!于是我明白了向别人乃至自己“证明”自己的“有力感”是很荒诞而无必要的事情。所以我就放弃了那样的努力,听任自己处于无力的状态,让自己降到了底层,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破除了一重困惑。至于那些沉湎其中痛苦而不自觉的人,说了也不明白,也只能听之任之了。那些还沉醉其中“乐”不知返的人,更只能听之任之了。

好在我已经跳出那个低级而卑俗的层次了,我几乎不必以赢得他人的共鸣而后安,我也渐渐从人际关系中毒症里走出来了,最关键的是,完全没有试图影响他人来获得“有力感”以逃避“无聊”、“寂寞” 和“不安”这些状态了。人其实都在“为了躲雨而跳到河里”。所以老子无为的思想仍然是面对今日混乱世界的法宝,尽量避免各类的事情,接受的事情越少越好,认识的闲人也越少越好。只要不怕孤独,一个人活得有滋有味,根本不必逃避到人际关系中去,从人际关系的中毒状态中吸取力量的,鲜有最终不被人际关系所毁灭的。我的离群索居绝对是一个高招。真是感谢有那么多的好书陪伴我。我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忍受寂寞的人,有了这些书的陪伴,还有电脑随心所欲的使用,终于使我能够接受眼前比较孤独的生活了。但是我做的还是不够,必须还深入下去,一直沉浸下去,到底为止。对于现实的甘乳只怕我已经吸收得过多了,现在应该吸收纯粹的精神之乳了。把浮世之心抛弃开,人还可以很自在地活下去。

刚才睡了一会儿,起来看电视剧《抢占上海滩》,说的台湾两家商界巨子的恩怨故事,姜大卫和秦沛分别出演这两位巨子。其中有不少阴谋欺诈,用心机克敌制胜。虽然最后大结局亦是Happy End,人心的险诈委实令人感到害怕。最坏的便是身边亲信出卖、暗算自己。所以品德仍然是用人的基本素质。否则解决一时问题,却会有无限隐患。“杀功臣”——也是历来雄霸阴骘的君主所毫不犹豫采取的斩草除根的做法,免得留下无穷隐患也。这一点,朱元璋做得最彻底,他这方面的意识也最自觉。“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话原来是范蠡远走之后,写信告诉文种的,可惜文种不相信,过了不久,便给越王勾践所迫害,自杀而亡。(看电视节目介绍,西藏唐卡画大师们选择弟子,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老实与诚实。很有道理,这一点素质很基本、很重要,其他技能性的东西可以培育出来的。)

 

李毅强 2006年1月10日日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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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底线

 

 

孔子时代人的品德已经不如古人了,孔夫子有言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古人的“狂”只不过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今人的“狂”则是说话无根据,瞎说一气;古人的“矜”表现在洁身自好上面,而今人的所谓“矜”,则表现在仇恨情绪十足方面;古人的“愚”是老实,而今人的“愚”则是装疯卖傻、装老实,博同情,一种卑劣的欺诈心理而已。这里所说的品性,我心中都有底,因为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这样的角色。人的禀性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人的德性是需要修养的。以我而论,即便“狂”,我也说话有根据,不信口开河,说没根攀的话;即便“矜”,我也洁身自好,不去跟他们瞎搅合;即便“愚”,我宁可吃亏,也要保持自己的真性情,所谓无欲则刚是也。那些人装老实可怜,骗取同情,简直是下流人之勾当。我终身不为也。如果要给玉林兄的文章下批语的话,也就是这“忿戾”二字。他的杂文充满了太多的愤恨、乖戾之气,完全没有祥和的气息。读他的文章常常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章,词锋激烈,欲置人于死地而后休。这跟他不喜欢读哲学书籍、宗教书籍亦有关系。

孔夫子还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这话说得多好,我本来在读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读华兹华斯、济慈的诗歌,都是一些高雅的正声,突然传来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不是破坏我的兴致吗?这便是此公自说自话的地方。自己喜欢的东西硬要塞给别人,而自己对他人的东西却一些都不尊重!按道理读书明理,而我身边虽读书而事理不明者比比皆是。

读《论语集释》中《中论·覈辯第八》:“且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而不倦,谍谍如也。夫类族辩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乱名改作者,杀之。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者,亦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溃乱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乱德,恶似而非者也’。”

我读书不多,不知道徐干还有如此精彩的文章。

“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这样的人就在身边,所以都是带有毒气的人,不接近为好。

《孔子家语》:“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孔子诛少正卯的理由也。《中论》里引用了四项。

“故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引自《中论》)此段语录,不见诸《论语》,不知是不是收集在《孔子家语》之中。没有查到出处。《论语》两万余字,而《孔子家语》则八万余字。但一直被认为是王肃的伪书,现在地下文物的出现,证明了它并非伪书(据庞朴、杨朝明考证)。此书的事情,倘若我岳父活着的话,便可以请教他老人家了。因为如果确定《家语》亦为孔子思想的文献的话,那么译解孔子的《论语》就不得不吸取这方面的资源了。

下载了《中论》与《孔子家语》,觉得收获甚大。刚才也看了杨朝明、庞朴他们的文章。我读海外的文献,总想到朱光潜先生,他的那些深入浅出的文章最到位,使人读后心智大开。比如我手里有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的文献,就没能力把它们摘要地概括出来。

2006年1月14日星期六

打开信箱没有来信,便觉得情绪低落,新的一天从一种minus的心情出发,其实毫无必要Kininaru。即便有信,那些不着边际的内容又有什么意思呢?昨天看见一大堆乱糟糟的文字,也算是来信,但有什么意义呢?读了反而更令人不适。所以想开一些,得不到共鸣、遭人冷遇,这原已经是注定了的事情。对此根本不必觉得奇怪了。

对于过去的反省,也差不多了。因为毕竟要留下时间来创造,不必让现在的时间都给那些反思所占据。读梅原猛先生分析创价学会的文章,原来他们的价值论是从新康德派那里来的。日本对于德国的哲学非常关注,只要德国哲学界一出现什么新思潮,便立即传递到日本来。我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在昭和2年——1927年便出版了。而海德格尔此书我刚才特意查找一下原来就是在1927年出版的。而我们的中译本1987年第一版,整整相差60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一版;1999年,第二版)。

提醒:一,当代中国也已经出了不少专门研究哲学的人才,他们的书与文章值得学习的地方甚多,比如刚才看张旭先生的文章,他的专攻是德国现代哲学,就写得非常好。他1971年出生,今天35岁,年富力强,已经有如此的造诣,今后前途真无可估量。二,有不少国人写的哲学论文在网页上,我应该逐渐地收集起来,不要老是注意海外的文章。应该有向真理低头的勇气,不要掩饰自己的浅薄,而应该坦然承认自己的浅薄,比如关于不少德国现代的哲学知识,我就是不如张旭先生。三,多读一些正规的论文,锻炼自己的文笔,使之具有凝练的效果。

下载了一些文章。然后陪小洲去菜场,回来便觉得疲劳。小洲随即出去打理新房子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辛苦她了。

随手翻阅吴宓的文选《会通派如是说》,里面不少清新的诗文。亦有不少精彩的议论也。

下载文章时,一面阅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清八十年》,对于中国的近百年来的历史,读了很是苦闷,一连串的事件,不断地重复各种愚昧无知的事情,看了令人发指。研究历史。老是面对这类黑暗的东西,必须自己精气神足,否则自己心态也要搞坏的。比如医生倘若自己精神不好,老是面对病人,久而久之,连自己都会得病的。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博士研究生写自己老师的文章,其中说道这个老师的高风亮节,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林源先生常常告诫我,为人的底线是决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决不得意忘形趋炎附势。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主体论。林源先生曾告诉我,当年他在《红旗》杂志社工作时,关锋夫妇对其十分友善,后来关锋追随‘四人帮’集团,理应受到人民的审判,但先生对于关锋的学问一直持以肯定态度。先生告诉我,‘四人帮’粉碎后,曾有调查组专程找其调查过关锋问题,林源先生并未因关锋成了罪人而落井下石,调查组反复询问他是否知道关锋还有其他哪些问题?先生据实回答,他说关锋就是烟瘾太大而且影响别人,至于其他确实不知道。”

在中国的环境里,墙倒众人推,所谓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像林源先生这样的人确实算凤毛麟角了。很想写一封信给这位先生,想跟他表示一下谢意,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我岳父的学问还是有人尊重的。他有几部重要的著作传世,后人对他会有更公平的评介。

 

 

李毅强  2006年1月15日日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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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苏格拉底

 

学会从网上收集资料,真是开心的事情啊!对一个本来陌生或者所知不多的人,一下子可以获得那么多关于他的知识,从见闻之学角度来说,比以前方便得多了。

但是正如辜鸿铭先生所云,真正的教养还是在于道德,而不是什么其它的东西。一个人富于崇高的道德修养(内美),还有出色的才华(修能),一颗无所不包的爱心。这在我看来便是一个现代的伟人了。所谓崇高的道德修养是什么回事呢?值得学习。反省之下,我在这方面没有做过认真的思索与追求,所以身上的缺点很多。因此,警戒自己之不暇,哪有时间去指摘别人呢?所以说,管好自己不容易啊!现在明白:别人的无礼、无理、无力——都是别人的事情,我自己则要争取做到“有礼”、“有理”与“有力”,否则,仅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自己便永远不会提高了。换言之,自己努力争取做君子,而不可对小人的行为做条件反射的反应。这就是为道德而道德的态度!以牙还牙的做法有其道理,但是到最后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之途径,以至于乱人自乱而不可收拾。

在下载各种资料的过程中,看见一些熟悉的东西便立地涌出一股欢快之情,有时候竟要到落泪的地步。即便看见Shylock Holmes的网页,都会激动。我身上的怀旧色彩太过浓郁了。我爱那种幽闲的生活,那种缓慢的节奏,还有从容不迫享受一部侦探书的悠闲。唉,我骨子里脱不了那种对于悠闲精神的向往。可我自己身后好像老是给什么东西催着、逼着似的,有一种慌张、不安的感觉。

资料是实在太多了,到了收不胜收的地步了。只能一边写作,一边来收集阅读,否则简直忙不过来,前面才拣了东西,随即便丢却了——寓言里大熊拣东西便是如此啊!

但总是很全面,很公允,极少有偏颇的地方。而且他常常以自身的体验为依据,来应证前人的道理。我看他们的文字只有一味诉说别人的不是,却很少联系自己的体验与想法。虽然不仅不能感动人,也不能说服人,读了便好像听到噪音那般,觉得很不舒服。迅翁的文章有自己的风骨,学识亦丰富,但尚且有过火的地方。那些学他的人,等而下之,只是学了他那种独断的态度,却没有他的深度。所以看到的仅仅是一团情绪。吴公说,安诺德(Matthew Arnold)“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p251)在做人方面,吴公多次指出古斯多噶派的做人风格,那种克己、收敛、含蓄的作风——这一点,我也深深缺乏,为人太直爽,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都有这样的毛病。(朋辈之中,好像唯有家玮兄做人比较含蓄内敛!——2009-3-22补记这跟我们骨子里的好别人欣赏自己有关。所以人就活得非常肤浅!如果懂得为自己而学、而活的道理的话,就不会那样了。——2010-10-12补记)

我要注意修养,我以前崇拜的卢梭、爱默生,原来接受的都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为此,我上网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其实汪子嵩先生他们所编撰的《希腊哲学史》第一二卷,我也是有的,但是却未曾好好地阅读过,刚才看关于苏格拉底思想的一些阐述,便觉得非常精彩,许多问题都在重复,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前人早已有所发现与研究,可是真正能够从历史上吸取教训的人不多啊!执政者尤其困难,即便有心,也受到不少现实处境的干扰,必定要在大气氛里取得一致性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作为。苏格拉底所批评的雅典城邦的精神危机,跟眼下中国的现实处境几乎酷肖,但是明知道前景不妙,被激发了的个人私欲正在危害社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消弭呢?苏格拉底追求普遍的善、真、美,这跟孔夫子提倡的“仁”与“君子”都是一条思路,即只要抓住了做人最本质的东西,一个人、社会都会走向好的方面。《希腊哲学史》指出,苏格拉底与智者派的辩论,虽说指出了对方的狡辩,但在层层论辩的过程中,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也得到了澄清,所以说是相反相成的过程。双方都有极高的智力状态,才使得辩驳如此精彩纷呈。我想,苏格拉底与智者派的关系,也许如同庄子跟惠施的关系吧!这里面不存在,胜利的一方有无上之荣耀,而败者之一方则不自量力、微不足道——不见得,真实的情况是:正因为双方的力量势均力敌,才会成为对手的。市井徒们有一个很急性子的看法,即失败的一方永远什么都不行,完全凭个人之好恶来评价对方,抑之可以入九地,扬之可以上九天,始终没有一个稳定而公允的看法。这不是他们的势利,而是他们的急性子。总是在仓促之间要迅速做出决定,不肯停下来,先看一看、想一想,然后再得出结论。自从现在提倡了快餐文化以后,人们的文化口味也均一化了,更加没有耐心了。于是像2006年1月19日星期四

今天起来,精神不错。便打开电脑工作,收集资料,一面阅读吴公的文章。读他的著作可以明白不少事理,欧洲的文化思潮的来龙去脉也整理得比较清楚。读了很有启发。这样的文章和写作态度实在很是理性,如果当年的文化思路从这条线上走下来的话,现在文化界的精神面目或许就完全不同了。可惜,当时是迅翁他们的思路沾上风,愈演愈烈,最后就变成极其蛮横的独断论。某兄自诩是鲁迅先生精神的继承者,他对于社会不良面的抨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其尖刻、武断的态度,在文章中一点透不出民主、宽容的气息,相反看到的亦是一种小市民的斤斤计较、不依不饶的模样,怎么看也不觉得是一个有涵养的文化人。而吴宓先生的文风,虽说也在批评些什么,我们这样的人便成边缘人物了,现在的主流文化,就是什么都要快,快,快!要给人感官上的刺激。所以我越来越认为,所谓灵魂、精神的追求完全是个人化的事情,不是冲着外面什么对象,而完全是彻底针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如果极端的说法,所有的思维过程即便写下文章,也是给自己看、自己用,而不是时刻准备着拿出去发表的。但是哲学的课题可以慢慢地研究,我觉得现在自己渐渐走进了一个什么阶段,只要再坚持下去,自己的悟性可能还会有进展。

真正的哲学探讨是很认真费时间的事情,不是靠一时的悟性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顺着前人的脚步一步步更认真地深入下去。

 

读汪子嵩先生他们的《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二编第六章起至第十二章),对于苏格拉底,我真是非常的崇敬啊!对他的敬意大概跟对孔夫子差不多的程度吧!对于这座雕像亦有一种特别喜欢的感情,早就知道他长得很丑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男人却是最有智慧的人!书上说,人们听他谈话,一会儿便听得入神了,听他侃侃而谈,渐渐觉得连他的面容也庄严起来了。这就是智慧女神替他带来的光辉。苏格拉底诲人不倦而不收分文,追求真理而无暇顾及生财之道,所以他终生穷窘。

《哲学史》中亦有对于苏格拉底外表的描绘:

“苏格拉底长得很丑,脸面扁平,大狮鼻,嘴唇肥厚,挺一个大肚子,着一件褴褛的外衣,光着脚到处走。他和人谈话时偏低着头,像条壮实的公牛;然而他目光炯炯似能贯透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超人的才智,内在的精神美。”(p313)

这段文字对那些写惯高头讲章的学者来说,已经够轻松、够有感性的了。我已经有了孩子,我今后一定要教导他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不要去效学什么“歌星”、“明星”与“俊男”,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吃苦耐劳,不依赖他人。这样的做人才高尚!

他对于金钱的观点,符合中国的“不苟取”精神,跟现在的流行思潮全然相反,他说“一个从任何人收取金钱的人就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主人而使自己处于极其卑鄙的奴隶地位。”

苏格拉底“有教无类”,接触了很多人,当笔者叙说既有富人,也有穷人,说到“也有像中国的颜回那样的贫寒苦学之士埃斯基涅”(p315)。当笔者笔底下流出颜回的名字的时候,脑海里也一定会闪过“孔夫子”=苏格拉底的形象吧!我觉得苏格拉底跟孔夫子非常相象。

 

 

李毅强 2006年1月20日日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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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及其他

 

 

读书。在Paul Elmer More的《济慈论》的文章中读到这么一个词组:“the golden flush and wonder of youth”,他说的是济慈二十岁时候的精神状态,当年我读济慈的诗歌也不过20岁左右,从原文来阅读他的夜莺颂。那时候我也觉得世界的文学宝库中有读不完的好东西,我也是以充满了惊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到手中的任何一本书,一本才读完后,则立即拿起了另一本书。那时候对我来说,每一本书都是好书,缘何?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求知欲;此外我年轻富于幻象,有时间,有精力——难道不正是一条金色的奔流吗?那是我精力旺盛、对知识最为着迷的时代啊!少年济慈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啊,“Keats no doubt owed his acquaintance with many details of antiquity, but most of his information and all of the colour and movement that made of those legends a living inspiration he got from the translations of Chapman and Sandys and from the innumerable allusions in Spenser and the other great Elizabethans.”

济慈亦是无书不读,但是还是善于融会贯通,比如从莎士比亚和密尔顿那里吸取词汇,“The curious thing is that in the end all this borrowing should produce the impression of a fine spontaneity. ”把吸取来的东西运用自如,仿佛天成,自然流露。这就是他的本事了。作为一个作者不可能什么都自出胸臆,自我作古,必定是在吸收他人的基础上。写作勤快人的好处,便在于可以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吸取他人营养。而一个只读不写的人,往往有很好的意念,却缺乏表达的手段。不停地写作,则每次阅读便随时吸收。济慈的语汇,来自当时的海外译本(the Elizabethans)与往昔的传奇,而华兹华斯则着力于使用日常口语——吴公分析,那也是由于华兹华斯的故乡教育水准高,语言也有修养的缘故(出生地为:Cockermouth, Cumberland, in the Lake District.)。这也是华兹华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如北京方言容易入小说,而其它的方言写进小说便不好看。但济慈的吸收亦有负面的因素,据说他身上有伦敦人的伊丽莎白腔(cockney Elizabethanism),据分析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作为异国人,我很难搞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情。就像北京,住在胡同里的人,自有一股“痞子劲”。而上海棚户区里人的“江北腔”,这些东西叫欧美人来体会也是很难的事情。不花费几十年时间住在当地,绝对搞不清楚那种“气息”究竟是什么。

“It is the keystone of a perfect arch.”——我喜欢这句话,但是好久没有看到完美无暇的拱形建筑了,自然也无从欣赏坚实的基石!济慈学医,只是出于偶然才发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Though born to be a poet, he was ignorant of his birthright until he had completed his eighteenth year. It was The Faerie Queen that awakened his genius. In Spenser's fairyland he was enchanted, breathed in a new world, and became another being; till enamoured of the stanza, he attempted to imitate it, and succeeded. This account of the sudden development of his poetic powers I first received from his brothers and afterwards from himself. This, his earliest attempt, the Imitation of Spenser, is in his first volume of poems, and it is peculiarly interesting to those acquainted with his history.”

他写诗是从模仿斯宾塞开始的。“Imitation of Spenser”——这些都是他学徒时期的作品。按照摩尔的说法,济慈身上亦有他的致命伤:“He was never quite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arge liberties of the strong and the jaunty flippancy of the underbred; his passion for beauty could never entirely save him from mawkish prettinesses, and his idea of love was too often a mere sickly sweetness.”

此地有三点:一,不能区分什么是巨大而强健的自由,什么是没有教养的扬扬自得的轻率放纵;二,他对于美的激情仍然不能帮助他完全摆脱那种令人厌恶的“可爱腔”(此种倾向不少人都有);三,他关于爱的观念常常流于一种病态的甜蜜。总而言之,便是AMAE人格的典型。

一个创造性的人,原动力往往很复杂,对于自由的渴望运用不当自然就变成了一种轻率的放狂了,一个渴望自我表现的人在创作之余怎么不会扬扬自得呢?或许这就是他创作的推动力。那种“可爱腔”来自一种模糊的情感,装扮可爱以苛求他人的关注、爱怜,这样的情况年轻人自然有,济慈毕竟年纪轻,去世时才二十六岁。我身边还有到了花甲之年的人还在拗造型、等待他人的赏识呢!把“爱”当作一种甜蜜的感伤,那是当时的一种时代病,恐怕不止一个人抱这样的看法。浪漫派中人大多把“爱”看作一种娇嫩而甜蜜的东西。

“Haydon himself was a man of vast and undisciplined, almost insane, enthusiasms, and he undoubtedly did much to keep the ambitious longings of Keats in a state of morbid fermentation.”

海顿曾经给济慈巨大的影响,使他进入了“a state of morbid fermentation”。少年时代的我,由于天生敏感、境遇也差,本有些感伤倾向,但是接触了郁达夫先生的作品亦使我进入了“病态的发酵状态”,后来我的悲观与感伤,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自然的积累到飞速地几何级增长。19岁时读达夫先生的书籍一直到23、4岁的时候,几乎处处感伤,整个一郁达夫的小化身。若不是我后来有意识地摆脱那些影响,后果不堪设想。但尽管如此,直到我40几岁写文章,玉林兄、应铸兄他们读了还说有强烈的达夫先生的影子。足见“病态的发酵”的厉害,青年时期正是在拼命吸收的时期,一点暗示尚且会使人着迷,而集中发酵的威力之巨大,可以起到影响终身的效果。

海顿也许是一个画家,济慈曾经说这个时代有三件东西令人高兴:远征军、海顿的画还有哈慈利特的“桌边谈话”的趣味深远。(there are three things to rejoice at in this Age--The Excursion, Your Pictures, and Hazlitt's depth of Taste)。当年我不也是如此么,除了郁达夫先生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喜欢杨振雄先生的评弹。也是以一种狂热的态度去热爱的,几乎到了言必称之的地步。

尽管海顿与济慈由于债务方面的事情闹得不愉快而分手(详情不知),但当他得知济慈去世的消息写信给朋友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A genius more purely poetical never existed. In fireside conversation he was weak and inconsequent, but he was in his glory in the fields .... He was the most unselfish of human creatures; unadapted to the world, he eared not for himself, and put himself to any inconvenience for the sake of his friends. He was haughty, and had a fierce hatred of rank; but he had a kind heart, and would have shared his fortune with any one who wanted it. [Keats, by the way, had quarrelled with Haydon over the repayment of a loan.] He had an exquisite sense of humour, and too refined a notion of female purity to bear the little sweet arts of love with patience .... He began life full of hopes, fury, impetuous, and ungovernable, expecting the world to fall at once beneath his powers. Unable to bear the sneers of ignorance nor the attacks of envy, he began to despond, and flew to dissipation as a relief. For six weeks he was scarcely sober, and--to show what a man does to gratify his appetites when they get the better of him--once covered his tongue and throat as far as he could with cayenne pepper,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delicious coldness of claret in all its glory"--his own expression. ”

这是海顿给他的“盖棺定论”吧,根据他的说法:济慈的口才不如诗才。说话显得怯生生,前言不搭后语——这些不是小毛病,简直缺乏正常的谈话能力。跟王尔德的沙龙高谈阔论,逸兴遄飞,纵横驰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他的强项还是在他的专长之中。他不自私,却不善于适应社会。他不自说自话,能够倾听朋友们的任何发言而不怕麻烦。生性傲慢,憎恨有头衔的人。但是他却生就一副仁慈的心肠,愿意跟任何人分享他自己的幸运。生性优雅敏锐,对于爱情也有着女性一般的纯净的观点:必须小心翼翼维护那些小小的甜蜜情趣。他的生命开端充满了希望、疯狂、傻劲、桀骜不逊,恨不得把世界一下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于无知者的热潮冷讽、妒忌者的横加攻击,不堪忍受,他开始失望沮丧,把逃避当作解救之道。有整整六个星期他不得安宁,用辣椒粉塞满了自己的舌头和喉咙,仅仅为了品尝“葡萄酒最佳的冷涩的美味”(他的用语)。

济慈的这些情形,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从年轻过来的人。不过我年轻时没有那么狂放,也许因为我不是天才的原因。当时的我,只有逃避的念头,总是想去一个没人的、可以安心的地方。我想今天的少年诗人也有这样的心境吧,那些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真是好啊!令人觉得奇怪的是:隔了比较远的人,人们不会去妒忌他们,唯独对于同时代或比自己年轻的人却会充满了妒忌的想法。我虽然这方面好一些,但是对于同时代人的作品我也不太起劲。这里论的是济慈,我还有耐心来了解他。换了当代的一个什么诗人,即便北岛、顾城我都丝毫没有兴趣。其实这些当代诗人的作品,在我也容易看得懂,容易了解。可我却不太感兴趣,如果是海外的诗人作品,我反而会有耐心去了解、熟悉。这就是人很普遍的一种心理,看重远的而轻视近的,所以我身边的那些人对我不重视,也是很正常的。

至于海顿我查了一下,他的全名是Benjamin Robert Haydon(1786-1846),属于英国新浪漫学派的画家。

 

Wordsworth on Helvellyn 1842 Oil on canvas, 124,5 x 99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我从网上选择了他的一幅油画。画的是华兹华斯在沉思的模样,可惜不太清楚。双臂交叉在胸前,但是他的头却是朝下在沉思的模样;同样的双臂交叉,如果仰视,那是祈祷;平视则成了比较自信乃至傲慢的意义了。一位沉思中的诗人,我很喜欢。有人在这幅头像下面,引用了华兹华斯的诗句:“Of the eternal Silence: truths that wake, / To perish never”“真理从永恒的沉默之中醒来,永不会消失……”

华兹华斯是维护济慈的,他曾经说。济慈只是一个充满了诺言的青春,对他所交那一帮可怜的伙伴来说,他太伟大了。(As Wordsworth wrote in his patronising way: "How is Keats? He is a youth of promise, too great for the sorry company he keeps.")

济慈是1795年出生,1821年去世。而华兹华斯却比他大得多,也比他长寿。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比他大25岁,去世则比他晚29年,华兹华斯享寿80岁。所以他爱护济慈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雪莱比他大三岁,可去世时仅比他晚一年,享年30岁,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拜伦稍微好一些,可是也没活过40岁。Geoge Gordon Byron(1788-1824)。36岁便去世了,这些诗人都是早熟的天才。如天际的明星一闪而逝,人们还没来得及认清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吸取知识、养料的过程是非常迅速的。所以他们的作品中准也有些不纯粹的东西。

济慈成熟得非常快,这就是令人吃惊的地方了。摩尔的评论渐渐精彩起来了。

The wonder of it is that he grew so rapidly, and that so large a part of the volume of 1820 should have attained the true and lofty liberties of the spirit. In many aspects he stands curiously apart from his age. One feels this in his attitude toward nature, which in his verse is still unsubjected to the destinies of mankind. With Wordsworth and Shelley, even with Byron, some thought of man's sufferings and aspirations rises between the poet's eye and the vision of Nature, but with Keats she is still a great primeval force, inhuman and self-centred, beautiful, and sublime, and cruel, by turns.

 

我顿时觉得,自己生活追求的是让自我稳定。稳定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从幼小时代听母亲的话,只要母亲开心了,自己的自我也得到了稳定;到单位里认真工作,如果上司满意了,表扬了自己,便也觉得安心了。后来脱离不了一个精神氛围,觉得自己做人“上路”,讲义气、够意思,也觉得问心无愧了——这些迹象虽然在变化,但是渴求自我稳定的原始动机,丝毫没差。想有所作为,自己努力写作求得社会的承认,这也是可以帮助自己稳定自我的办法。但是由于年龄和境遇的关系,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来稳定自我了。我变得沉静起来了。对于金钱,只要够用能够生活便行。对于浮世的生活,特别是人际交往,我非常厌倦,觉得没有精神方面的价值,所以我也不可能对以这些生活为内容的小说感兴趣。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对精神、哲理的探求,对于各种现象若有一解,便觉得无上之满足——这也可以稳定自我。统而言之,我还是对学问感兴趣。浮士德在书房里厌倦了学问,突然对于尘世生活兴奋不已——这个情形,我正好与之相反,虽然我以前也没在尘世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是对于学问最感兴趣。而对于过去的浮世生涯却明显地厌倦了。父母的去世,剥夺了我孝敬他们的乐趣;社会活动仅止于跟身边人的一些接触,但大多数令人失望。而且明显觉得许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走近我,有的是欲求不满,有的是投影,有的是布道癖等等,他们几乎从对手那里吸取精神热量,很自私,几乎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人的精气神会给他们吸血鬼似的吸干净。至少干扰了我自然的精神生活。在解决了基本温饱之后,我觉得没必要跟社会、跟人多接触。还是让我过纯粹精神的生活,不管它是如何的情况——修道院里的修士不也过着很封闭而纯粹的日子吗?我只是听从自己的内心要求,去一层层地品尝智慧的苹果。我应该从源头开始梳理人类思想文化的思路。这次读希腊哲学史的做法是对的。西洋哲学中的不少基本概念,必须彻底地搞清楚,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除了跟古人谈心之外,没必要跟其他人对话。也不必著作,以满足向他人显示的浅薄的虚荣心,而只是满足于自己灵魂的需要,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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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人”的课题,我也可以仔细研究。辜鸿铭先生晚年去日本讲学,遇见安冈正笃,安冈正笃先生拿出了自己的著作向辜鸿铭先生请教。安冈正笃先生勤奋好学,二十岁左右便出版了《王阳明学》之类的书籍(我把凡是我看到的他的著作,几乎全都购买回来了),但辜鸿铭先生告诉他,四十岁以前最好不要写作,因为对于人生没有真正体验,对于所读的书也仅仅停留在知解上,谈不上慧解,更别说神解了。仅仅用知识(还不是理性)来想当然地构筑,是写不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出来的。我今年54岁,比黄侃先生已经超过4岁了。我从现在开始,作为一个虔诚的学徒,去扣哲学真理的大门,我想至少已经积累了体验那些哲理的生活基础了。真是奇怪,十几岁、二十几岁时我对于哲理便有强烈的求知冲动,试想我二十岁出头便去购买了英文版的《Republic》,知道那是一本好书,还有Lock的哲学论著。那样书籍我买得太多了;可由于生活动荡、自己身上习气也重,始终没有定下心来,仅仅把它们作为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坐下来细读的一个吸引人的远景。但是这样的日子,今天到了。不必为浮世中的一切操心,完全可以静下心来读书了。我父亲等待这么一天,却没等到。如果我不安下心来,再等待一些什么呢?有人追求新思潮也是做给别人看,那些老书他何尝仔细看过呢?对于新思潮也停留在玩弄词汇概念的阶段,何尝真正地深入进去呢?说穿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精神需要而读书,只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而“救火”——什么不知道了,有损脸面,便连忙去读什么书。慌慌张张如同救火一般。什么新鲜的东西,自己不知道,便觉得丢脸。在我看来,根本没必要知道,如果自己有一条思索的路子,尽可自己深入的追研下去,只是跟自己思索的问题有关的新书可以找来看看。大可不必把整个精神放在“救火”之上。斯丹尼斯拉夫斯基说托尔斯泰的话,真好!他在回忆录里记叙道:莫斯科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一时成为新闻,人人都在议论。那天他们都在托尔斯泰家里做客,谈起此事,大家议论纷纷,而托尔斯泰对此却一无所知。有人觉得奇怪,怎么人人关心的事情托翁却不知道呢?但是斯丹尼斯拉夫斯基说得真好!他说,人人知道,但唯独托尔斯泰可以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并非一个闭塞的人,他是一个勤奋思考的人。当他专注于某一项思考或写作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不知道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这一点毫不足怪!有些人读书不专心,没有自己的思路,却很起劲地关系着文坛及其周边的每一件事情,好像一本书、一件事,不知道便没面子似的。睁着不安而紧张的眼睛,探索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古人有个字,上面并排两个“目”下面一个心,我查了段注《说文解字》才认识这个字。它的意思是,恐惧紧张,睁着双眼左张右往——我知道不少人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他们不安地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却偏偏不肯安下心来读书思索自己的问题。海顿画华兹华斯的肖像,我以为是抓住了诗人的本质,沉思默想,倾听着心灵细微的变化感应。

读书求知为了显派,这情形我以前便很严重。幸好现在一点点地走了出来,缘何?因为生活中自己真正感觉到有问题了,需要解决。而不是做秀、邀宠,才去读书。年轻时,结交了一批朋友,他们勤奋好学,我侧身其中便觉得别人什么都知道,自己却很无知。觉得挺没面子,于是自己便也勤奋好学起来了。这样的动机还不是自己心中有苦恼、有问题,却是出于好奇心、攀比心,去读书的。我身上的显示欲特厉害,虚荣心也特强。结果拖累了家庭,老是买书、买书,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经济条件,也没有那样非买不可的理由。无端地买书藏书,俨然觉得自己因此而显得博学似的。——这种微不足道的虚荣心,现在看起来是何等可笑的一个妄想啊!当年却煞有价事,隐隐然也想做起青年的导师来了——我身边有不少人有此瘾。为了向人介绍书而读书,这个目的除了一种显示欲,实在没有任何一点纯粹的精神色彩。自己没有读出什么结果来,却急着要去教人了。这样的活动其真正作用,便是藉指导他人以获得有力感。亦是人际关系中毒症之一种。

我思考这个问题是由于我想探究自己追求精神生活的动机,简单的说,我想藉此以稳定自我。虚荣心、攀比心、显示欲……等等,这一切都给我归入“浮世心”里,这些动机曾经起过作用,但是现在已经不足以推动我了。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人的阴影在我这儿已经很淡薄了。现实中几乎已经没有吸引我的他人故事了,我曾经崇拜过的那些偶像,已经风化了,破绽百出,我掉头而去,竟无丝毫眷恋之心。我以前的活动真是出于一股盲动之流,很冲动地忙这忙那,好像都很有意义似的,到后来都是一场空。身边的人,也一个个随风流化。就我对他们的作用而言,只有当你维持住他们的幻想之际,你的存在是有意义、有作用的;一旦当他们自身幻想破灭,所谓友谊的存在也如同镜子中的幻影那般,镜子都碎了,又哪来什么幻影呢?所以,与人交往,单方面的热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当我摆脱了虚荣心,他人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为一切表演做秀都是有看客为前提的。如果不参加表演,我何必在乎看客呢?自满自足,即通过自身的努力活动,来使得自己精神得到满足——不需要第三者:他人。吉拉德的理论来说中介者。我看他人便是中介者,人是通过中介者来刺激自身的。但是一个真正精神独立的人,是无须中介者的。不会因为他人的肯定、赞扬而志满意得;也不会由于他人的非难、讥刺而心灰意冷。主动权已经不在他人的手里了,而是在自身。韩昌黎所说的:“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这便是精神尚未独立者的特征。其中的“一凡人”便是中介者。亦是自身投影的产物,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万物皆幻,我过去的“浮世心”是幻象;现在所追求的精神生活亦是幻象。我只不过用一个“独立”的幻象替代了以前的那个“他人指向”的幻象,这其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有实际操作上的便利,他人指向是必须有一个他人的存在,这个中介者甚至于控制我的身心,为此我付出极大的代价。如同一个穷国家为了国防供养一支消费庞大的军队,最后把国家都拖跨了。为了供养那么一批“他人”群,我也消耗了自己无穷的精力与财富。最后才明白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做。因为国际形势决定了这个穷国家根本不会遭受袭击,因此军队的建立是多余的。我也亦然,我生活稳定,根本没必要用文字去换钱;我自身的价值也根本无须他人的评定。当我把“他人指向”置换成“自我独立”的时候,等于取消了军费的开支,把它整个投放到民生福利上面去了。我觉得自己年岁已大,这样的生活方式比较适合自己。我的家庭也无须我特别花费什么时间,小洲是一个很贤惠的人、儿子尚小,让他自然地长大。我有时间,有精力,也就完全可以真正为自己来读书了。以前买回来的书,都是一些很好的书籍,它们也可为我所用了。我以坦诚的态度,从无知出发,认真地吸取知识、智慧,来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

刚才跟小洲说,人容易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比如一种惯性或者习气,本不是好东西。舍弃掉更好。但是不容易,于是把它看成生活中应有的现象,好像这就是活着应有的内容。如果没有大变故,便始终生活在这样的错觉之中。所以我的结束不少人际关系的做法是对的,至少我发现,没有这些关系,我活得也蛮好,由于节省了不少时间,瞎敷衍的功夫少了,认真思索自己问题的时间便多了。我很清晰地看到许多人身上的习气都很严重,他们脱离不了,于是把它们作为生活中应有的东西来接受,甚至误认为这就是生活的本身。人之所以要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合理化”,也是为了获得自我的稳定,必须要说这是必要的,非做不可的。有些人过分强化这一点,结果就把自己做的事情看成是唯一正确的事情——这种思维僵化的现象,生活中比比皆是。于是,越陷越深,直至最后完全沉浸在那样的感觉之中。无非是自己幻想了一个“虚拟世界”沉醉其中而乐不思蜀。吴公亦提及这样的情形。但是他还提出追求的同时即“知其为幻想”的自觉意识——这一点,便是叔本华他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应该说还有更上一层楼的观点。那么究竟是什么观点呢?我也讲不清楚,有必要再学习思索!

学会了一种理论,然后再用这一种理论去套其它的现象,也可以头头是道地说出许多道理来。但是,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学问吗?是不是在原有的思想水准上新增添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很难说,就要看这门理论本身跟主体的关系如何了。如果它密切地跟主体相结合,那么这门理论因此而获得了新血液,具有有机的生命,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切割与整合。这个人——笔者——本身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主体本身对于理论的掌握也只是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知解程度上,而没有把自身的体验融合进去。那么,那个理论很可能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也是死在了笔者的手中。因此理论没有新旧,完全看使用者的人生体验是否糅合其中。许多人觉得自己有一套,遇上实际问题,好像只需把自己知道的理论挥洒一番便可以轻轻解决似的。这样的人我对之没有信任感,一个自己都不痛苦的人,几乎麻木不仁,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思吗?比如以前的作家论,先分析作品中的意义,人民性与封建性,前者是积极的,后者则必须丢弃。然后谈一下时代局限性,便把一个作家处理好了。就像屠宰场里杀牛一般,什么都工序化了。任何人都可以来写,不需要个人的体验与智慧。现在的分析尽管可供选择的自由度大了,但是评论者自身的投入究竟有多少呢?作为理解作品的自身的体验是不是具备呢?他评说的个人依据是什么呢?并非有意识地强调个人主体意识,因为这根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李长之先生的评论就有他的特色。现在的吴公,亦是如此。

人生没什么意义,基本上活在自我欺骗之中,至于欺骗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因人而异,内容各不相同,之所以人们总以为自己的追求是正确的,亦是由于坚信了自己的内容而不觉其为欺骗。所以信仰会产生力量。还有社会上人的势利心(Snobbish),也是一种自我欺骗。误以为自己精怪了、势利了,就会心想事成,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如同人们误会:只要有钱了,人便会幸福。其实也是一个妄念,带着人前进。觉得似乎有那么回事。都是人的注意力有了Focus所产生的幻觉。焦点化,使人看清楚焦点范围内的东西,但是对于其外面的事情便全然不顾了。人总是把自己专注的事情当作是存在的东西,自己注意力范围外的东西忽存忽亡,有时候则完全不存在了。所以人对外界东西的感知完全是跟着注意力走的,尽管是一个亿万富翁,一笔生意不顺利,他仍然是不开心的。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专注在这一笔生意上。虽然金额的数字有大小之分,但是面临成败,计较得失,他的心情与街头摆摊者的心理活动是一样的。至于我的写作也是如此,在思索书写的一瞬间,这情形跟歌德、爱默生他们在本质上也完全是一样的。至于所属些作品的价值,全属于第二义的东西。所以我的写作,对于我自己生活的反思,这完全是把生活Philosophize的做法,不必自惭,形式与其内容的好坏、深刻肤浅是另一回事,就性质而言,完全相同。那些不思想的人,便奇怪为什么我能每天写出六七千字的文章来,哪儿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其实,这完全是一个Focus的问题。人的喜怒哀乐其实也是跟着人的Focus走的。我儿子哭的时候,你拿一个玩具哄他,他的注意力立刻转移了,马上不哭,甚至可以破涕为笑。缘何?新的对象激发他新的幻想也。幼儿如此,成人何尝不是如此。忧郁气质的应铸兄即便到了美国,依然忧郁如故,并没有由于那里的自由欢快的大气氛而改变气质,变得欢欣鼓舞起来。

人的大脑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经不起打击,心理尤其脆弱。人们缺乏对自己的真正了解,只是按照惯性的方式被动地向前。

上面的话,我自夜半1点多起来写,一直写到了凌晨的3点左右。玩了一会儿游戏机,然后去睡觉。不必关注他人,只要深刻地了解自己就行。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大多数的人,人心是相通的。生活中建设性的态度比较难以建立,最方便的便是非难他人,合起伙来数落他人是最容易、也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所以小市民最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开心的事情了:既通过投影发泄自己的欲求不满,又通过“仇恨化”的情绪刺激来强化自己所谓的“有力感”,把自己从无聊空虚、孤独不安中“搭救”出来,有不少文学批评也是经过“合理化”而后的产物,与之如出一辙!——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生了嘴巴说别人总是最方便的事情啊!如果正面地处理自己的问题,就必须面对自己而不是指摘他人。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看似平淡,实质上非常有力。不论左派还是右派,真正能够诚实而面对自己内心,做到言行一致的人,委实不多啊!

 

 

 

李毅强  2006年1月2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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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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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论

 

 

今天起来十点,那应该说睡得时间很多了。把昨天写的信仔细看了几遍,觉得不错,虽然有一些错别字,没关系,无伤大雅,也修改了。最开心的是我表明了一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精神状态。经过反思自省,觉得自己的道理确实不错,那么即便那跟他人不一致,不管这个他人有多少,我都不管,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战争,个人的存在真是很渺小,战火纷飞中一个人死去,真如踩死一只蚂蚁。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放到那样的大背景中去,那真是Nothing;可是只要这个体活着,他的思想情感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思索仍然是他的Everything。我的状态岂不也是如此。在自己的范围里,尽可有纵横驰骋的自由。只是在这么个前提下,我的思索自有其不可替代之意义。有些人说话,不顾别人说话的前提。随意指摘他人,瞎说一气,把本来没有的意思强加给别人,然后又批评人家。比如冯友兰先生说修身养性之类的话,但是正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说,于是按上一个大环境说他在提倡活命哲学,不提唱积极抗战。于是成了一条罪状。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

吴宓先生对于批评文字的意见,很少见。几乎没听到有谁说得这么透彻过。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的意见与鲁迅先生的作风正好相反,而五四以来,后来人走的路子都是鲁迅先生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风,而吴宓先生那样的人便沉默了。先生的意见如下:

“吾素不喜作互相辩驳之文。盖以作此类文字者,常不免流于以下之数弊。(一)不谈正题,但事嬉笑怒骂。将原文之作者,加以戏侮轻鄙之词,以自逞快于一时,而不知评其文,非论其人也。况论人焉可以村妪小儿之姿态出之?即使所指者确实,则如晋文騈胁,项羽重瞳,何伤乎其为人哉?(二)误解原文之意。不看其全篇全章之主旨,二但摘出其一字一句,蹈瑕寻疵,深文入罪。夫文章本皆一气呵成,前后联贯,今特摘出一语,而略其上下文,则有时所得之意义与原文适成相反。且辩论本以求理之胜,而根本宗旨之明确也。今即使原文作者,其用字用典实有误,以此为彼人学问未深,一物不知之证,可也;以此为彼人成文率易,修改未详之咎,亦可也。然彼人所主张之道理,其全文之大旨,固未以此而攻破也。(三)凡作辩驳之文者,无论其人如何心平气和,高瞻远瞩,犹常不免犹对症发药之意,目注鸿鹄,思援弓激(矢字旁)而射之,只求攻破原文之作者,而一己出言是否尽真确,理论是否尽持平,措词是否尽通妥,则不暇计矣。此等文出,纵或得达其一时之目的,摧坚破敌,然境过时迁,则成为无用之废物,更无重读之价值。即在当时以专务胜敌之故也。所持论偏激过正,牵强失真,亦大有害于世道人心也。(四)凡作文为使读者受益,否则此文大可不作。今互相辩驳之文,窃见人之读之者,如观卖艺者之角力然,以为消遣,以资笑乐,但看一时之热闹,毫无永久之爱憎之取舍其间,吾实痛之。吾深望世之有志而能文者,皆自抒己见,各述主张,使读者并取而观之,而后自定其从违,自判其高下。孰是孰非,孰愚孰贤,孰有学,孰无理,均可待读者自决之。吾但尽吾知识学问之所至,审虑精详,发为文章。文出以后,成败如何,利害如何,读者之评判如何,吾今皆不当计及。如是,则可免以至宝至贵之精力时间,枉费于笔墨辩论之中,无益于人,有损于己。两方作者,有此时间精力,则可读书成学,另作佳文以饷世也。(五)辩论固为求真理,而辩论之后,真理未必能明。徒事诋諆,多滋纠纷。且夫论学之文,以理为尚,此必待后来实事之成败利钝,而始可得确评焉。一二人偶尔笔墨之争,何足重轻!且凡根本道理不相合之人,不能互相辩论。必两方有所可取以为准则,共信不疑者,然后可。一文之出,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凡赞成此文者,多系先已有合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凡反对此文者,多系已有违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以其文词理之胜,而能转易读者之信仰者,实事上吾见之甚少焉。吾文即极佳,非之者必有人。吾文即极劣,誉之者亦必有人。决未有一文之出,而全世之人,咸异口同声,非之誉之也。作者固不能望全世之人,皆信己之所信,亦不能求读此文者,其中无误会吾意之人。不能就人人而喻晓之,而辩争之。今有一二人出而驳吾之说,或仅就吾之一二主张,而加以修改,此实偶然之事耳。或有痛驳吾之文千百篇,而吾未得见之,则虽欲一一答辩之而不能也。准是,而世中攻辩之文,解释之文,汗牛充栋,拥塞堆积,读者将不胜读之矣。故吾见有人驳我者,惟当虚心受而细读之。苟吾误而彼人能纠正之,或更进一解者,吾当谨记之,深感其人。后此,吾另有述作,必改此非而求有进焉。苟吾自复审以为无误,而彼人未明吾意,或徒事辱骂者,则吾当淡然忘之,亦不怒其人焉。窃谓世之作文者皆存此心,则可以时间精力用之正途;而读者可多得佳文佳书,而免费目力时间于无益之篇章矣。

以此五因,我夙抱宗旨,不作辩驳之文。有攻我者,吾亦不为答复解释之举。吾自视实轻微,攻诋误会,实无损于我。盖我初无名誉之可言,个人之得失利害,犹不足较。作文惟当准吾之良心,毋激亦毋讳,决不曲说诡辩。所谓修辞当立其诚是也。”

p911,《吴宓集》·《论新文化运动》)

当别人强调辩论,好像辩论是走向真理的唯一途径的时候,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有好处的。由此可以知道辩驳之文亦有它的弊端。我也赞成写比较完整的文章,把自己思考的前提交代得清清楚楚,从容不迫地来展开论旨,这样能够既把自己想说的话说清楚,也可让读者知道,你思绪的来龙去脉,而不至于产生更大的误会。我想,论说文的写法,应该有一定的规则可寻。康德、黑格尔、叔本华他们的论文都是模范,可以效法。说老实话,像那种格言体(Aphorism)已经不能太满足我了。我觉得比如像康德的《伦理学中形而上学之要素》(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Ethics),分十七个章节,从容不迫地展开,读来真是舒服。感悟性质的文章与理论性质的文章区别便在于一个是片断的,而另一个则是系统的。(in order to be able to present it as a true science (systematically), not merely as an aggregate of separate doctrines (fragmentarily))德国古典哲学的特点便是善于组织成一个体系。仔细读他们的书籍,感到他们给概念下定义方面做得非常好,明确而概括力极强。理性主义可不是吃素的,他们的思维极其缜密,这一点我非常羡慕。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而散漫的人,对于自己个性气质中所缺乏的东西特别敏感。比如第一章便是伦理学概念的展示部分(Exposi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Ethics),这样的说法多好,先把概念摊开来,讲讲清楚。

如果我的思维想要得到正格的训练,那只有去读德意志观念论的作品。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大度的一种思潮。人类理性的框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几乎可以与实际宇宙达到等身大的地步,此后的思想家没人做到这一点。我以前亦受到不良习气的影响,犯了时代谬误的错误,居然心里曾经藐视过黑格尔,觉得他是一个过气的哲学家。现代人对于这样一尊巨灵神似乎都不买账。作为一个体系的严密制造者,他所达到的高度几乎没人可及啊!人们藐视体系框架,于是对这位哲学家的内涵亦有不恭敬的地方,但是深刻的论点,在黑格尔著作中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我看汪子嵩先生他们编撰的《希腊哲学史》其中论苏格拉底,还是黑格尔的那一段引文最为精彩。观念的展开,这在德意志观念论学派那里绝对是天下第一绝技。框架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道理,后世人瞧不起框架,其实即便一篇短小的文章,你也有间架结构,否则道理说不清楚啊!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记得张文江以前便对它的结构赞美不已。不少人茫茫然不知有结构这么回事,可他是一个能够欣赏结构的人,但即便是他,尚且也做不到试图为自己的思想营造一个结构,只是附丽在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后面,来抒发自己的思想。西田几多郎自始至终地在编织自己的哲学体系,直到去世的那一年(75岁)他还在编织《场所的逻辑与宗教的世界观》(p32,见《超越‘人’》上野千鹤子、中村雄二郎通信集)那种姿态真是令人感动。因为每一项职业都有其职业道德,那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既然身为哲学家,那就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体系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西田几多郎实在是一个敬业的人啊!日本战时与战后不断替人带来欢欣与力量的,便是这位勤奋的哲学家啊!他的作用当不下于德国《希望的原理》一书的作者:Ernst Broch。汤川秀树与梅原猛两位先生只要提起西田几多郎,总是充满了感情与敬意的。

可惜如今人们思想懒惰,不再有人付出巨大的精力来编织一个体系了,只是把思想很粗糙地推销市场,所谓快餐文化是也。哪怕非常精微的思想也得不到精微的处理,黑格尔他们精心提炼的处理思想的艺术被否定了,也失传了。因为当前的学堂里几乎没有人在教授这一门伟大的艺术:思想雕塑术。于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软啪啪的东西,扶不直,没有骨子。

花哨的文字表达越来越多,没有内容,呓语式的表述流行天下,不知所云的东西被誉为深刻。不下功夫,一下子就想吃成一个大胖子。听人说,读书只读导论,谁还会老老实实地从头来起。

体系,真是一个吸引人的东西啊!其实也就是一种比较严密而深刻的条理性罢了。康德、黑格尔那些人真是神人啊!国内也有不少理论家,有自己的观点,也可说是一家之说,但是几乎都没有一个完整而经得起推敲的体系。即便写了不少很有组织性的论文乃至书籍,但是作为纯粹的结构性的东西,委实很少发现啊!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从克罗齐“形相直觉说”出发,但是仅仅做了介绍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融合了不少中国古典文论的内容,但是作为一个体系,他始终没有建立过。49年前,他未曾及时的建树(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还有金岳霖先生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作),而49年后形势不同,在大一统的背景下,他也不可能建树自己的体系了。所以我看着他20卷的全集,其中黑格尔的《美学》四卷,《歌德谈话录》一卷,维柯的《新科学》,译本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编辑了一部《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册,其它也就消耗在一些无谓的辩论之中,也就是吴宓先生所云:时过境迁,事后都留不下来的文章,令人遗憾!

冯友兰的著作是:《贞元六记》

金岳霖的著作是:《论道》、《知识论》

贺麟的著作是:《近代唯心论简释》(抗战时期)、《当代中国哲学》(四十年代末)、《文化与人生》(1947)

总而言之,不管说什么只要把问题谈透彻,都可以用严密的方式来写。黑格尔的大体系咱是不指望了,但是写得比较严谨一些、周全一些,还是能努力达到的吧!

傍晚陪小洲去超市,买了一些食品。

  • None are so hopelessly enslaved as those who falsely believe they are free.
  • Things that matter most must never be at the mercy of things that matter least.
  • You must be either the servant or the master, the hammer or the anvil.
  • Know thyself? If I knew myself, I'd run away.
  • When ideas fail, words come in very handy.
  • Men err as long as they strive.
  • There are two things children should get from their parents: roots and wings.
  • Everything is simpler than you think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complex than you imagine.
  • We are shaped and fashioned by what we love.
  • Will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do.
  • The masses fear the intellectual, but it is stupidity that they should fear; if they only realized how dangerous it really is.
  • Venetian Epigrams, 67:

Much there is I can stand. Most things not easy to suffer

I bear with quiet resolve, just as a God commands it.

Only a few things I find as repugnant as snakes and poison,

These four: tobacco smoke, bedbugs and garlic and Christ.

上面是歌德的Quotation,都是很精辟的格言,很有价值。最后一句话,歌德把耶稣列入他所视之如仇的四个毒物之中:香烟的烟,臭虫,大蒜和耶稣。——原来在歌德身上也有如此强烈的反耶稣的情结,究竟实际情况怎样,也还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The masses fear the intellectual, but it is stupidity that they should fear; if they only realized how dangerous it really is.”(群众害怕知识分子,他们仅仅害怕是很愚蠢的事情;只有当他们有所体验的时候,才晓得这样的害怕有多危险)这句话亦颇有哲理,但是究竟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具体所指,跟上面的那句话一样,都要看上下文才能明白歌德真正的含义。现在格言颇为流传,但是格言中的许多思想都起了变化,这固然是格言有其独立生命力的证明,同时也是作者思想的一种风化。奇怪的是,偏偏这些格言传播了作者的名声,有的明显经受了曲解,越是被曲解了的东西便越有受众性。也许正是由于有了传播者的参与和创造,这样的格言便越有生命力,有的便直接成了流行语。

 

 

李毅强   2006年1月24日日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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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

 

 

昨晚虽然睡得较早,但是没有睡好。今天睡得较晚起来,梦中依稀有些好的镜头。可惜临睡醒时,便坐在一个计程车上,在上海回家,却找不到回家的路,飞快地在马路上奔驰。但最后亦然找不到家。——这梦的意义,进步之处在于虽然迷路总算不是在东京了,到了上海,毕竟离家近了一步。不然的话仍然在海外漂泊,那就更没意思了。

屋里一片光明,我望着窗外的亮光照在写字台上,桌上都是我喜欢的书籍,书脊上的书名非常鲜明;一面听着我所喜欢的京剧唱段。我心里很是光明透彻,觉得人生的快意也就在其中了。想当年我父亲为了听一段马连良的唱段抱着半导体躲在被窝里的情景还在眼前。所以,只要没有攀比心——只是单纯地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现在的条件毕竟比过去好多了。人为了攀比,其实浪费了不少能量。因为攀比是跟人为了吟味“有力感”相关的。自己有的东西,别人没有,便有一种扬扬自得的感觉,从这样的感觉中体会到“有力感”。倘若别人有一件比自己更好的东西,于是自己原来所有的东西突然失去价值似的——于是“有力感”顿时消失了。由此可见,与“攀比心”交织在一起的“有力感”,也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存在的。如果这个他人不存在,攀比也就失去了对象,“有力感”也无由产生,如果把这样的“有力感”作为生存依赖的人,一旦失去攀比,便会立即松下劲来,觉得自己做人没意思了。所以攀比心虽说是常见的人的主要心理动机之一,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它的作用及限止。至少不可把它作为稳定自我的根据地。

为什么亲近的人容易搞得不开心,除了学理上有一个“近亲相憎”的原理之外,从原因来分析,攀比总是从身边人做起的。一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比如一套洋房,他总是跟身边人比,觉得自己了不起。如果去跟美国的房产大王比这算得了什么——非但得不到 “有力感”,而且还必定以引起沮丧感而后已,所以准是跟身边不如他的人比。因此身边人不自觉之间便成了竞争对手。关于两姊妹互相妒忌你死我活的事情,便是近亲攀比打上的死结。(如同白先勇《游园惊梦》中的两姊妹)如果仔细研究分析的话,那种攀比心在人际交往中,对于人心的影响真是很大。只是有的比较微弱,还有起到良性作用的(比如别人比自己优秀,于是见贤思齐,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类便是);但严重的,甚至可以发展到伤害人的地步。所以不能把攀比心作为自己行为的唯一动机,更不能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我把自己有一台电脑,可以一面写作一面欣赏我喜欢的评弹、京剧和轻音乐等,拿来跟我父亲当年的条件比,而不是跟什么更加高级、精致、豪华的音响设备比,我自然很满足了。以前我的不少行为,推究其背后动机,往往都是出自一种显派心理。所谓显派也就是把自己拥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攀比,显得自己高高在上,从而享受“有力感”。——这种心理在儿童那里更为发达,作为成人原来应该是逐渐克服掉的一种动机。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动机没有被克服,不仅仅保留下来,有的还强化了。现在的社会强调“竞争”,其实也是促使这样的动机强化、发达。有不少年轻的博士生(昨日便报导了一个名叫“孟懿”的青年26岁从七楼上跳下来)自杀,觉得比不上别人,就活不下去了。这显然把攀比心作为基本的乃至唯一的生存动机。一旦打上死结,除了死亡再也解不开。于是一死了之,一了百了。须知人生并不是仅仅为了攀比而存在的,只要放下这一头,立地便可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宽广得很,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寄托自己的情感。

我也是曾经纠缠在“攀比心”里的人,早年的盲目买书便是这种心理活动的产物,回国后常常请客聚集了一批人吃饭,也是出于一种炫耀的心理,完全没有必要。且不论有许多根本不值得交往的人,就是有益的交往也不必建立在这样基础上。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便是指那种交往的单纯、纯净、清澄,那实在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并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啊!我虽然在读古书,对于古人的思想境界完全领会不到啊,所以才会做出那么愚蠢的事情来!现在想来,太幼稚了。足见一个人心理的成长成熟,真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尤其像我这样外向情绪型的人,很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做事情常常冲动而好走极端。所以在社会上与人交往便容易得罪人,不能顺利的处理好人际关系。但这也没关系,做人本不是要别人觉得好,只要活出自己的真实来,便可以了。况且,做人也只是一个虚拟的目标,什么样的做人才叫好呢?本身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无非是如何去看待罢了。对同样的事情,完全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视点,只要不伤害人,完全可以过得自如开心。我并不要做一个人人夸我的完美之人,做人,我要求有自己的空间,所谓一个隐秘的空间也就是没有他人的视线的地方。只是自在的、自如的生活,不必强迫自己去履行什么职责,想象中的圣贤要求也不需要。不必为了一个“善”字而扼杀自己,扼杀自己便是一件最为不“善”的事情,但是也不意味着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我来说我向往古斯多噶派的人生原理,我必须专研那一派的学说。人对于哲学感兴趣,是跟随他的年龄变化而变化的。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录里有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很精彩,可惜一下子找不到了。我手边虽然有他的译文与原文,可惜无从搜索,没有做得很好的Index。人的思想变化太正常了,对于友谊——我怀疑以前的朋友关系是不是可以算作友谊,我的认识比以前清楚多了。

刚才听俄罗斯的音乐,一个民族的潜在心理是可以从它的乐曲里听出来。那些节奏较为快的乐曲,如《马刀舞曲》、《伏尔加船夫曲》我听出了俄罗斯人的激情与深沉来,那里的白桦树林、大草原、莽莽的伏尔加河流,俄罗斯人的坚忍不拔,狂放不羁。过去人为地神化他们(即所谓苏联老大哥),可后来又迅速地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仿佛变成遥远地方的绝然不相干的人群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曾经牵动着我们的心,突然给斩断了,我曾经关心过《基辅姑娘》的命运,从此没有下文了。曾经那么吸引我的俄罗斯的原始森林、西伯利亚的雪原、莫斯科优雅的晚上……如同一个挣断了绳子的风筝,从此消失在天际了,无踪无影。

今天听音乐,似乎一切又隐隐约约开始浮现出来,自己心头升起盘旋着的往事影子。我也记起在小阁楼里我自学俄文的情景;踏出影院,我和震权他们在上海街头唱国际歌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兴奋,单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只觉得开心,心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崇高感。我们对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影片实在太熟悉,其中的台词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向往彼得堡那种城市风格,厚实的大理石,把俄罗斯贵族的生活维护得密不透风,我想象每天在其中进进出出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他们,还有高尔基、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还有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克鲁泡特金。读了屠格涅夫的小说,使我渐渐明白原来爱情是那么的细微,那么美好,《春潮》、《烟》还有《前夜》中的人物及其命运始终在我心头萦绕,甚至我无法摆脱他们——那是一个培植人的细腻感情的季节啊,人的尊严,人的使命,这样的话题都是在阅读过程中,一点点让我明白起来的。我们这一代得益于俄罗斯文学、文化的东西太多了。列宾的油画,也是我们忘不了的话题。

当年我们只是沉浸在那样情绪、那样的思绪之中,从未曾想到要怎样,不需要上网去评点别人的文章,每天也没那么多的信息涌进来,一部书可以让我们流连很长的时间,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可以成为我们长久话题,从春天谈到冬天。哪像现在人匆匆忙忙,做什么都要讲究效率。再精彩不过的电影也只是一晃而过,没人会仔细地去品味、去咀嚼,还来不及细细尝味道,已经吞咽了下去。接着便又贪婪地欲吞食其次的食品。这一切是如此的不同。有谁能说今日的生活方式一定比过去优越呢?这话似乎很难说吧!如果说在过去生活中我们已经养成了思维舒缓的习惯,想适应快节奏亦未必行,那也只能按照舒缓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生活了。不论在什么方面,即便让别人看上去是在抱残守缺也好,也没有办法了。

不少老的了人,居然还跟着年轻人的后面追求时髦,这也是邯郸学步的做法一样,最后还是弄得不伦不类。他们是一种什么心理呢?不甘落伍,对于眼前的时髦流行,紧紧地跟随着,一旦不知道了,便觉得自己被时尚抛弃了,老了。其实这样的心态正是老的反映。不仅老,而是老的病态反映。我觉得一个有思想的追求者,应该有自己的思路,做自己的研究,如果有成果,年轻人会欢迎,也会因此而尊重你。你根本不必迎合他们,向他们邀宠。这样反而令他们厌恶。不过这也不是我关心的话题。

同时我也提醒自己,既然写了给基鹤兄的信,接着又如此不放心。那么这样的信,下次就不应该写。因为担心影响了我正常的工作,那就不好了。

刚才去翻阅了一下屠格涅夫全集中的前言,写得真好。我随手拿下的是第二卷的《罗亭》与《贵族之家》,这些长篇小说曾经感动几代人,我记得老叶曾经跟我谈过他读《贵族之家》的感受,他仔细跟我说过最后结尾部分,拉夫列茨基去修道院看望丽莎,两人相对擦身而过,丽莎向着拉夫列茨基的那一只眼睛的眼睫毛微微地抖动了一下(后来老叶自己忘记了——2010-10-12补记)……还有以前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位女子她的日文非常好,亦是叶姓,跟彭恩华先生都认识,会弹钢琴,一个很优雅的女士,她的整个灵魂世界都是由俄罗斯文学中那种优雅而感伤、崇高而细腻的感情所组成的。她也常常跟我感叹,自己走在街上就好像在另一个世界里那般。在她家里,她还特地弹钢琴曲子给我听。回想起来,也是挺优雅的气氛。——这样的气氛,我原本很熟悉,跟眼前人那种崇尚实际的态度绝然不同啊!应该说他们那一代人,比我大十岁左右的人,俄罗斯文学对于他们的影响来得更加强烈。老叶身上流露的那种比较追求情调的生活情趣,也许也跟那样的气氛有关系吧!这种往昔时代的优雅的情调,那么美丽,但是却消失了。在眼前的世界里已经看不见那样的人物了。连老叶也都65岁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玉林兄却只是吸取了俄罗斯的慷慨激昂的成分,弄得自己像一个斗士一般,这跟他崇拜车别杜、普希金,亦有关系啊!不过他对于托尔斯泰也满怀着深厚的感情啊!这都是一些虽然主观但不失真诚的人,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情感做人,并没注意到对方的心情。比如玉林兄的那位女学生,固然引起玉林兄对她的喜爱与关怀,玉林兄也用最美好的情义、最真诚的态度对待她,但是所起的效果,从结局来看似乎不那么好,甚至出乎意外的糟糕。尽管原因种种,但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两人的情感核心完全不一样。玉林兄单纯,对方却复杂得多了。

唉,春节很快就逼近了。一年又要过去了,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觉得很惆怅,刚才去买啤酒,走了一小圈,回家便出汗了。可见身体还是比较虚弱,开春后要多注意锻炼了。

 

“もの

考える枠組みを定めることから始めよう。それは固有の言葉が本来もっている、世界を骨格において切りとる基本語を自覚的に取り出すことである。その言葉が意味することを、今日の世界のなかで再把握することである。

人对于“物”的思考,是有一个思维框架的。

さて、世界のすべては「もの」である。ものほど深く大きいものはない。この単純な事実を土台にする。この世界は「もの」からできている。森羅万象、すべてはものである。これが世界である。まずこれを明確にしよう。この世界は「もの」そのものである。人もまたものの一つの形である。人はこのものを両手で受けとめ、思いをよせ、じっと見、そしてそのもののことを考える。ものに語りかけ、ものの変化を促し、ゆたかな実りをものから受けとる。ものがすべての根本である。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物”,没有比“物”更加深广浩大的东西了。以这个单纯的事实作为基础,这个世界是由“物”所组成的。世界即“物”。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形态,人捧着这个“物”,认真地思考、仔细地看,因此可以对之进行考察。跟“物”说话,促进“物”的变化,从“物”那里接受丰富的东西。物是一切的根本。

 

ものは存在し、たがいに響きあっている。これが事実である。世界はそれしかない。そのなかで、人とものとは豊かに交流しあい、語らいあう、これが世界の輝きである。

ものは、いわゆる物質と精神と二つに分ける考え方での物質とは、まったく異なる。このような二分法ではない。

“物”存在着,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是事实,世界就是这个东西,除此之外别无所有。在“物”=世界之中,跟人、跟物作着丰富的交流、互相对话,世界因此而辉煌。

“物”跟所谓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物质,完全是不同的,没有这样的二分法。

「もの」は実に広く深い。この深く広いものを日本語は「もの」という一つの言葉でとらえる。この意義を吟味し、ここに蓄えられた先人の智慧に注目しよう。

“物”实际上意义深广,对于这一意义深广的东西,日本语是以“もの”(东西)这一个词汇来表达的。请仔细因为这里面的意义,请注意这里先人所积蓄的智慧。

第一、

「もの」は確かにある。見たり思っ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が「もの」である。すべてものは人と係わり、人と係わる一切がものである。ものとは思いをよせる方にあるすべてのものをいう。「もの」を「もの」としてとらえるのは、まず「見る」働き、あるいは「思う」働きである。そして見たものを言葉に切り取り名づける。逆にこの認知の営みが成立するすべてのものが「もの」である。思うことによってものとして切り取られ名づけられてものが成立する。これがものである。

第一,“东西”确实存在,可以看见的、思念的东西都是“物”。一切物个人都有关系,跟人有关的一切都是“物”。有办法可以使人想起来东西的一切东西都是物。因此,把看见了的东西用语言提取出来赋予名称。反过来说,认知活动的成立——这一切东西都是“物”。把想的东西用语言提取并富于名称,使之成立的东西,都是“物”。这便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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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李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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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ものはそれ自体で存在している。人がものに思いをよせ、もののことを考えるのはなぜ可能か。それはそこに、ものが確かにに存在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それがものである。そのものは、諸々のことが生起する土台にあり、人の力の外にあり、存在をなく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ものはもの自身の力で動いている。であるがゆえに、人がものを思うのは、実はものにひきつけられてはじめて起こる。ものは人間をつかむ。ひきつけてはなさない力のある存在である。

第二物自身存在。为什么人能够想起东西、考虑东西?那是因为东西自身确实存在的缘故。这些东西是产生各种东西的基础。存在于人力之外,想取消它们是不行的。东西是以它自身的力量来活动的。因此,人对于东西的思索实际上受了东西的吸引才开始发生的。东西抓住了人,物是一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的存在。

第三、

人もものである。人もまたもののちからで生きる。ものを思い、もののことを考え、ことの内容を聞きとる。それはものが人にはたらきかけることであり、人はものからのはたらきかけを受け、人生を変え、そしてものを動かす。人あってのもの、ものあっての人である。ものは人と無縁に存在するのではない。切実な働きかけと真剣な受けとめ、そして決断、こうして、人は無限に向上する。これが人生である。

人類がこの世界の登場する以前からものはあった。その「もの」はどのように人と係わるのか。まさに「人類がこの世界の登場する以前のもの」を考え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ものも人と係わる。

第三,人也是东西。人而且还是在东西的中间生活着。想着东西,思考东西的事情,听取事情的内容,改变人生,于是驱动东西。人遇上了东西,东西遇上了人。物对人来说不是无缘的存在。切实的驱动与人身的接受,于是这就是决断。于是,人类无限地向上,这就是人生。”

我从网上下载资料,直到凌晨4点多。然后睡不着,等小洲去上班了。我才睡觉。起来已经是中午了。

心里还是想了一些事情,明知道没什么必要,说担心的,无可担心;说怀念的,都已经过去了,纵然思念也没什么用处了。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潮。

起来已经中午了,梦中还是在东京流浪——这个意象似乎紧紧地跟着我不可轻轻地放过我。昨晚搜集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书籍,很开心!我原来不知道Note from the Underground是这么一本好书。那样的作品都有过,我现在发现那些自诩喜欢读陀氏书籍的人,恐怕都没仔细读过这些书籍。如何从他们的笔下一点看不出陀氏的影响。只是给自己的性情傲慢、乖戾,寻找一个理由罢了。还有屠格涅夫的作品,他是一个用散文笔墨来写小说的人。其情调的优雅令人难以企及。喜欢看这些书的人,按理情感也应该细腻一些。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地下室手记》:“Heavens above! Dostoevsky had but one character to write, one character with many names: Rodion Raskolnikov, Fyodor Karamazov, Alexei the Gambler, the Underground Man, the Ridiculous Man, the husband in A Gentle Creature... This character was a "buffoon," fancying himself the cleverest man in the world yet always pretending to be foolish so he could feel superior to anyone who would think him a fool. When not humiliating himself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human beings, he would often philosophize about his own moral superiority, justifying his own actions through the force of his own reasoning. He is a very lonely man, whether married or single, with few friends and nobody who truly understands him. This loneliness twists his logic into railing against other humans, who are invariably less intelligent than he, and against friendship and love in general,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of a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其中的这句话概括得真好:“This character was a "buffoon," fancying himself the cleverest man in the world yet always pretending to be foolish so he could feel superior to anyone who would think him a fool.”(自以为了不起,却又装疯卖傻,骗了别人便觉得自己高明)能够把这样的性格特征概括出来,不容易啊!身边那些猥琐不堪的人,其实就是用的这一招。同时又极其善于文过饰非(he would often philosophize about his own moral superiority, justifying his own actions through the force of his own reasoning),这样的剖析自然深刻,怪不得连尼采也要说“他是唯一的我曾经向他学习过的心理学家”(“He's the only one psycologist i've learned from”)。其实那个自诩崇拜陀氏的人,笔下哪有一丝半毫那样深刻的东西。跳跃的仍然是欲求不满的情绪,莫名其妙地享受道德上的优越感——其实这本身就是“文过饰非”的产物。

“This loneliness twists his logic into railing against other humans, who are invariably less intelligent than he, and against friendship and love in general,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of a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由于有了“master/slave”的意识,人与人之间便无法平等的对待。在我的意识中亦有这样的潜在观念。我也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同时我对所谓的友谊与爱更不是那么信任。这一点我今后需要反省。尽管人在智能上确实有高低,做人也各有不同,有的人很不上路,但是如何去看待这些现象呢?于是需要研究。我现在感觉到的是人格上的受侮辱,所以反映出来的也是在人格上瞧不起他们。其实,对于他们做法的反感是可以的,但不必作为人格上的事情来看待,即他们也侮辱不了我的人格,我也不必在乎他们的人格问题。只是就事论事,不开心便可以了。不必“twists his logic into railing against other humans”,这一点很要紧。看来我在认识人行为的事情上,也有盲点,有些地方走进了死角。

网上许多文章并不长,有的不过一千多字,比如分析尼采的,还有远藤周作的文章就是如此。在有限的空间——千把字的范围里,做好一篇文章。

Turgenev, Ivan Sergeyevich (1818-1883), Russian author, considered the foremost stylist in Russian literature; his novels, poems, and plays are characterized by elegant craftsmanship, lucidity, and a liberal, balanced point of view.
  Turgenev was born November 9, 1818, in Or?l in central Russia and educated at the universities of Saint Petersburg and Berlin. On his family estates, while still a child, he first witnessed the mistreatment and suffering of the serf class; such abuse, widespread in the Russian economic system, eventually became a recurrent theme in his writings. Before turning to a literary career, Turgenev worked for a short time as a minor civil servant in St. Petersburg. His first published work, the long poem Parasha (1843), was well received by literary critics. Through the next few years the publication of several of his short stories established Turgenev as a significant Russian writer. He became involved in the ideological controversy between two groups of intellectuals known as the Westernizers and the Slavophiles. The Westernizers urged Russians to better their lives by incorporating into them the best aspects of European culture. The Slavophiles, rigidly Orthodox, championed native Russian customs and believed that they should remain untainted by foreign influences. Turgenev sided with the Westernizers. Later, he spent long periods of time outside Russia, often mainly to be near the celebrated opera singer Pauline Viardot-Garcia, whom he loved. After 1871 he remained in Paris. He died near there, at Bougival, September 3, 1883.

Turgenev wrote plays, stories, novels, and nonfiction sketches. He had published several poems and prose sketche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his first book, A Sportsman's Sketches (1852),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of Russian peasant life. Of the many plays he wrote early in his career, the finest is probably A Month in the Country (1850), a gentle but penetrating study of aristocratic life still frequently performed. Of his stories or short novels, First Love (1860) and Torrents of Spring (1872) are notable as lyric, beautifully realized evocations of love. His longer novels include On the Eve (1860) and Smoke (1867), both portraits of passionate young girls and their stormy love affairs. In his masterpiece, Fathers and Sons (1862), Turgenev names, defines, and analyzes the philosophy of nihilism; Bazarov, the hero of the novel, is an idealistic young radical, a commoner and a university student, dedicated to universal freedom and destined for tragedy in his own life. Turgenev believed in the goals of his hero, but he also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gradual change rather than by revolution. Turgenev's complete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iography from "Turgenev, Ivan," Microsoft? Encarta? Online Encyclopedia 2001 http://encarta.msn.com ? 1997-2001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对于社会改革,屠格涅夫相信改良比革命来得好。俄罗斯经过七八十年的折腾,重新开始摸索另一条道路,这其间付出的代价也是够沉重的。当年俄罗斯也面临了西欧的压力,究竟走西方派的还是斯拉夫派的道路。屠翁晚年是走在西方派一边的,在巴黎去世。(Turgenev sided with the Westernizers. Later, he spent long periods of time outside Russia……After 1871 he remained in Paris. He died near there, at Bougival, September 3, 1883.)最后生涯的十二年,屠格涅夫居然一直呆在巴黎。

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其实也比比加索夫好不了多少,所以我又很喜爱这个人物。他谈话率直可爱,把世间相道破,并非一味的胡搅蛮缠,确实勘破了红尘中的不少虚伪的地方。列日涅夫的言论亦是如此,他被罗亭称之为犬儒主义者,可是在他眼中的罗亭,他的认真、自以为是,也是令人头疼的,列日涅夫说:“他即使扣上衣服也像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义务。”——这样近乎刻薄的讥刺,但是我觉得是很深刻的、一针见血的。有些人就是喜欢把一切都神圣化,把自己所面临的事情、人物都特殊化、理想化,把自己的每个行为哪怕很平常的、微不足道都进行美化、光环化,好像都具有不同一般的思想色彩似的。我身边就有这样思维方式的人,做什么事情,很平常的事情,到了他那里好像就与众不同了。一样的谈恋爱,他的恋爱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思想意义似的,跟人家不一样。这种主观色彩特浓的做法,完全是自我遮蔽了的,并不清楚自己并不怎么样,并不具有什么神圣色彩。一切都很平常,没什么特殊的地方。由于我揭破了这一层东西,他便开始对我产生反感,继而仇恨我了。

尽管我身上亦有不少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地方跟罗亭有些相象,但我与其说是跟罗亭接近,不如说更接近列日涅夫、比加索夫。我对时代的感觉跟比加索夫没什么两样,我觉得根本无法对之信任;至于我的心情,比不上列日涅夫的勤奋实在,但是我对于世态的看法也并不乐观。那些本来走极端的理想主义者,结果一个个在现实面前都露出了原形——他们脆弱的本质暴露无遗。其情形跟罗亭晚年自己的反省没什么两样:“有多少次我像雄鹰般展翅飞翔,搏击长空,到头来却像一只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原地!”(p137)我身边那些口口声声把真诚、博爱放在嘴里的人,结果都是一些最自私、最封闭的人。他们都善于文过饰非,本来心胸狭隘超乎常人的人却自比耶稣,真是恬不知耻。那些人不如罗亭多多,因为罗亭最后还明白自己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有所悔恨与醒悟;而我眼前的那帮人一个个还继续自以为是,昂首天外瞧不起别人。其行为已经近乎卑鄙了,还俨然自以为圣人一般。像这样类型的人物,似乎在屠格涅夫和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笔下都未曾出现过。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理想主义者。他们晓得“崇高”是好东西,于是便在表演“崇高”——而骨子里,却是一个肤浅的虚伪之徒,整个一俗物。

这是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庄园的别墅,在那里他创作了不少作品。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啊,周围绿树萦绕,房子的面积想亦颇为可观吧。在这样的地方隐居着,哪会感到寂寞呢?我们城市里的喧嚣、混乱、嘈杂,岂是那些大师所堪忍受的呢?十九世纪贵族作家的生活环境,非常优越。这是我们贫困的东方(包括日本)作家所难以想象的。伊藤整曾经因此而探索东西作家不同的精神构造,写过很精彩的文章。大意是,东方作家选择写作等于选择几乎终身与贫困结不解之缘。而在西方作家则都是行有余力的事情。即以屠翁的生活而论,他何尝要为生计发愁,生活上亦没任何不便的事情,想去巴黎,随即便动身了。俄罗斯的大自然环境开拓了作家的灵魂也安慰了他们敏感的心灵。他们的作品天生具有一种从容舒缓的气息,这便是来自他们的环境,生活上有余裕。这便是作品中的富丽华贵气质之所由来也。主动提出改造社会的也都是这些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啊!在今天中国人的眼中,这样规模的一幢别墅意味着什么呢?平民百姓辛劳一生都不敢问津,唯有那些官僚资本主义者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吧!在他们眼中这样的别墅或许还嫌寒碜呢!

 

 

李毅强 2006年1月25/26日日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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