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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艺术野史——这帮兄弟 那些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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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野史——这帮兄弟 那些年(节选)  发帖心情 Post By:2015-12-30 9:02:54 [只看该作者]

 

第二章     仙儿们


 

(1)          王平

 王平,字过玄,人称老道。

 老道大仙决非一般的仙,在深圳那些年老道常穿一件蓝色长袍,飘逸的长发在头顶上打着一个发髻,走起路来总有几分晃悠,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属于街景之一,因此他每次出布吉去找老甘,都能晃悠着进关,边检员不但不查他的边防证,还会亲热的跟他聊上几句,也许边检员都知道他是画动画的,要么就是大兵哥索性就拿他当动画人物了。

老道家时常宾客盈门,一喝上必到半夜三更,他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去上班;有一次老道办展览花光了积蓄还欠下几千块钱,捉襟见肘之时,老道备下了两麻袋土豆,那段时间,他家的饭桌上不是清炒土豆丝就是醋溜土豆片,过了几天就有人告诉他:“老道,别再给我吃土豆了啊。”

 

老道的父亲也是位传奇人物,王老先生四十年前曾被诊断为食道癌,医生明确的告诉他最多还有半年,王老先生不信那个邪,他开始理论联系实践,搜集、研究药方,把自己治的死去活来的,老道形容他父亲“是在治的死和治不死之间……治好的。”

经过几次复查确认身体健康之后,王老先生拿着结果去找医生,医生看到他都懵了,尽管医生无法相信他的奇迹,但是遇上无计可施的时候,医生还挺省心:“算了,你找他去吧。”王老先生还真治好过几个。

 

老道至今仍然四方云游,据说当年老道的父母分家产时,就决定将来把他们一家人住的那套两居室留给干女儿,只给了老道几万块钱,老道又凑了点钱就给自己买了个别墅,当然只是交了个首付;住了大半年,老道没钱供房子就离开别墅游方而去了,银行怎么打电话老道都说自己云游在外,突然有一天,老道卖了别墅出现在追了他十年按揭的银行结算中心,连利息带欠款都还了银行,又飘然而去。

老道在香山脚下有间画室,他拿卖别墅赚的钱在山东海边又给自己置办了一套海景洋房,闲暇时老道在京城内游方,过着飘然若仙的日子;洗浴中心是老道在城中四面八方的家,洗浴中心不仅洗澡睡觉两不耽误,更贴心的是洗浴中心只是进门时收钱,爱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游方至此,即似挂单又像回家,别有一番情趣。

 

老道的泼墨山水、人物,都画得活泼飘逸,颇具大家风范,人到中年,老道剃了个平头留着一把胡子,略显几分气象。

老道大仙,几十年如一日仙风道骨的穿越在时间的虚无中,游历到如今这年月,可谓本色也!



 

(3) 林墨

  林墨是老早就北漂着的水墨画家,也是这帮画家里少有的一个有工作的。

 90年,林墨办好了护照和美国的出境卡正在等签证,有一天伊玛突然对他说:“林墨,有一所西班牙大学,带全额奖学金的,怎么样?你去不去?”林墨当时对能不能拿到签证心里正没底,就说:“我考虑考虑。”伊玛办事很麻利,带着林墨就奔了大使馆,可爱的签证官看了一眼林墨说:“先生,您这是西班牙王国有史以来最快的签证。”咣当,一个大印就盖在了护照上,90天的留学特别签证就这么办好了。


 

 拿着美国的出境卡和西班牙的签证,林墨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困惑了几天之后,林墨开始在卖纸张的地方寻找生机,没多久他就找到了一种偏灰又微微有些黄的纸,又买了一大块寿山石,他在那块近似方形的石头上刻了一枚圆圆的出入境章,然后把它使劲的盖在了那张灰了吧唧的纸上;最有才的是他把那张盖好章的纸翻了个面儿,用勺子把儿把字的边缘压了一遍,这么一来,背面凹进去的文字与正面凸出来的文字就形成了阴阳文,那个普通的章就跟钢印盖出来的一样了。

小时候,为了逃学以及开各种无关痛痒的证明,很多人都刻过‘萝卜章’,为此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橡皮和肥皂,在林墨原创的钢印技术面前,那些人和事儿就不值一提了。

然而由于事关重大,林墨还是找公安局的朋友帮忙换了出境卡。

 

林墨去西班牙时一个英文都不认得,他只学过一些日语,也早忘的差不多了,于是他买了一本西中、一本中西,两本字典,别人跟他说话他就掏出字典递给人家。

有一回一个警察拦住他,好像是检查一下护照一类的事儿,林墨尽管听不懂还是能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他马上掏字典,他的举动把警察吓坏了,警察即刻就摸枪……当林墨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之后,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2011年,当林墨同给塔皮埃斯当过中文翻译的一位朋友一同拜访塔皮埃斯的时候,他用加泰鲁尼亚语向大师问了日安,大师非常高兴,问林墨:“你来欧洲干吗?”林墨回答说:“学习艺术。”大师对他说:“艺术是学的吗?”

 林墨一下子懵了,这一问如雷贯耳。

“整个访问就是十几分钟,直至今天我还在思考艺术是学不来的,学来的都是表达艺术的方式和技巧……”谈起这次访问时,林墨这样对我说。

 

 林墨去西班牙之前的女朋友叫黄碧霞,林墨的单位为他办理出国手续时要求他上交房子,林墨从享受着两房一厅的待遇一下成了无家可归的人;黄碧霞家是老式楼房,虽然叫做两居室但是没有客厅,那时她和儿子住原来的卧室,她前夫住做客厅和画室的那个房间,为了节省些钱,黄碧霞让林墨和她们一起住,对付过了他从辞职到办完签证的日子。

黄碧霞曾戏称她家为部落,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她家以及她养的那两只大白猫的样子,二十年后再见到林墨,我还习惯的在他身后找着黄碧霞的影子。

黄碧霞的插图画的很不错,人也很善良,在大家都挺困难的年月她还总是照顾我,每次想起她来,我心里都是暖融融的,每当这帮老朋友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可惜了,她要是能在北京的话,该有多好啊!



 

(4)双明   回忆老甘   老冯

双明十七岁才接触到绘画,他像发现了新天地一样开始上美术班,到北京站去画速写。

高中毕业后,双明到东方厂从事起了动画创作,进厂第二年他偷偷去考了浙美;双明有个同学的父亲在文化部工作,在各大院校没发录取通知之前,那个朋友就告诉双明他考上了浙美国画系,结果到了十月份双明也没收到任何通知,他去人事科一问才知道,他们扣了他的录取通知……双明伸手就给了管人事的女干部一个嘴巴。


 

过了些天,袁林去找双明,告诉他:“香港有一家电视台,在深圳成立了动画制作中心,需要搞动画的,让咱们去一趟。”

“呦,香港怎么知道咱们的呀?”双明吃惊的问。

“科影厂的老傅七几年就移民了,他一直在翡翠干,前几个月老傅回来了,他先到科影找人,老冀跟陈奋一听挣两百多当时就决定去深圳了,好多人劝陈奋:‘你就快转正了,别犯傻,进咱们这样的单位也不是容易的事儿。’陈奋说:‘我一个月拿四十二,人家给二百四我干吗不去呀?’,老冀已经走了,他们提了个名单,翡翠动画的老板这么着找到的我。”

双明一听就说:“行。”


 

那天天气很冷,袁林、赵斌、双明、杨燕民,穿着厚实的棉大衣,坐公交车到了长城饭店,客房里温暖如春,翡翠动画的石先生穿着衬衫已经恭候他们多时了。

石先生给他们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告诉他们公司那边需要动画创作人员,每月工资二百四十元,公司提供员工宿舍,空调、饮用水等等;双明拿过合同就签了字,石先生说:“你们好好看看合同。”双明想:看什么呀,这下能离开北京,人家还给钱,不用看,能走就行了。


 

双明看过一部介绍深圳的纪录片,他看到的是建设中的深圳,还知道有个对面就是香港的蛇口,片中介绍说深圳是祖国的窗口,祖国的南大门,他看得还挺激动的。

签完合同大家都准备走了,双明还没买火车票,赵斌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结果到了双明家赵斌还没开口,双明的弟弟就说了:“我妈不让他去,怕你们俩过去当特务去。”

双明是铁了心要走的,他找陈宝亮借了63块钱买火车票,答应发了工资就还他。

 

在翡翠做动画设计,工作压力很大生活也很单调,老冀去的早,双明他们到公司之后他经常组织大家去跳舞,那时大家都穿着老冀带他们去南洋、国贸买的一两百、两三百一套的西装,打扮的跟小职员似的去荔枝公园的舞厅跳舞,要么就在宿舍里打牌喝酒。

 

(A)台风    国王的威仪

深圳经常刮台风,台风对初来乍到的双明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尤其是一看电视上挂了8号风球就可以不去上班,他还会觉得特美。

台风总是来的很迅猛,飓风携着大雨横扫过街道的时候大树都能刮倒,广告牌子被风吹的哐铛哐铛的在街上跑,有些街道,公共汽车在马路中间驶过能像游艇一样翻卷起波浪,在东门、老街一带还能看到漂着的电视机塑料盆什么的。


 

有一次刮台风,几条街道都淹了,大雨还在不停的下,情况非常危急,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豪华酒店里,许多贵宾需要即刻转移,酒店经理首先找到了某国国王的随从,请求他们合作,尽快把国王转移到安全地方,由于大堂已经淹了,经理建议把国王背出酒店,随从表示:无论什么情况下,国王都一定要保持国王的威仪;酒店方紧急商议解决方案,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张大方桌,在桌子上放了把椅子,让国王坐在上面,几个人抬着桌子把国王转移出了酒店。

转移国王的传说很‘山寨’,像漫画版网络DV;也许这是大雨给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送上的一份意外惊喜,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光忙着抱怨了。


 

(B)老甘

 老甘是个艺术家,清贫而坚韧;他在深圳博物馆后院住时,院子里到处都是木头墩子,那些原料都让他用斧子、凿子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老甘在山西插队的时候生了两个女儿,为了给两个孩子落户北京,老甘不得不跟老婆办了假离婚,等办好了孩子的户口,老甘的前妻再想找他复婚就找不见人了。

有一回老甘跟剧组挣了三万块钱,回到深圳他就打电话给双明说:“双明你来我这儿,我租了写字楼了。”双明一到老甘那儿就看到楼下停着他花一万多买的一辆大摩托车,刚租的写字楼也很漂亮;有些日子没见了,老甘和双明聊起来没完,等他们下楼时摩托车已经不见了,双明一问才知道,老甘买摩托车根本就没买锁……过了一阵子,写字楼也退了。


 

96年1月13号,那天天儿特别冷,双明从北影出来就感觉天空很压抑,他到家已经9点多了,才到家,王小京就打电话给他说:“有些日子没上老甘那儿了,快过节了,咱们哪天看看他去…..”双明才挂了,刘鹰就打电话来说老甘死了。

双明举着电话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心里在想,是自己太不细心了,其实老甘的死是有前兆的。

12月双明出了趟差,年初才回到北京,他一到家他妈妈就告诉他老甘来过,还送了一包稻香村的米。

 

1月13号那天晚上,一个朋友拎着两瓶酒到老甘那儿,喝了半瓶那位朋友突然要走,老甘带着从剧组领回来的伙计送他的朋友去汽车站,从老甘家到汽车站那段路两边都是杨树……老甘撞上的那棵树及刮掉了一块皮,从那棵树到老唘住的小院儿,最多也就两百米。

第二天,臧変朔带着丠瓶二锅头,双明他们到老甘那儿陪仒再喝上一杯……喝着酒刘鹰说:“昨天老甘早上起来告诉我仒做了个梦,他说他梦见两只白龙马来看他。”

这会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在琢磨呢,刘鹰又说:“前几天,住在山上的两位孤寡老人来看老甘,还给他送了些菜和肉,那两位孤寡老人一个是瞎子一丨是聋子,老甘时常会给他们送些东西。”

喝了一会儿双明和臧天朔就上山去了,他们想去看望一下两位老人,结果到山上一看,山上是一片坟地,根本就没有什么老人。

在山上走着,双明想起自己曾经跟老甘说过:“老甘,明年是你的本命年,你得小心点儿。”没想到还没过年,老甘就走了。

“老甘走了,其实,他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走的,他的作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的展览也在策划中,还有一部电影准备请他做导演。”


 

老甘走了,双明突然感到:“生命太脆弱了,五十知天命,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事儿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才能悟到。”

“老甘走了,我再也见不到艺术家了,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爱艺术,爱到能把生命付注到艺术中去。”


 

老甘的作品很独特,他总是把木雕做成三面的,这看似不可能而且近乎疯狂的另类,却透着他特立独行而又耐人寻味的个性。

老甘的葬礼来了很多朋友,影视圈的大腕、歌手们捐了好多钱,朋友们还制作了老甘的专辑,以此纪念老甘。


 

(C)老冯

老史和老甘、老冯他们都是朋友,老史也是个神人,他说:“我从花市走,走了没一百米就发现仨小偷。”

老甘走了之后,有一天老史说老冯:“你丫这一辈子都想画画儿,现在又不画画儿,你这叫怎么回事儿啊?你也没多长时间了,老甘的木雕好,老冯,你也应该做点木雕。”老史的话说的老冯心里直发毛。


 

老冯在鼓楼附近开了个小店,小店里都是他收来的老钟表,旧电话什么的。

“你那堆东西都是些垃圾,都是些没人要的东西,你还捡回来干吗?”老史说。

老冯把那些钟表电话的跟木头组合到了一块儿,做了一批出色的作品,有一年方力钧买了老冯几张画儿,英国的一家画廊收了老冯几件木雕,老冯到宋庄买了个小院,弄了间像样的工作室。

 

有一阵子,老冯老说嗓子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食道癌;第二年冬天,有一天老史打电话给双明,他说老冯住院了,可能情况不是太好,咱俩去看看他。

双明和老史到病房的时候,老冯正靠在床上,他瘦的很厉害,看上去显得苍老了许多,喉咙上还插着管子,声音都变了,但是他的状态挺好的,还画了好多速写。老冯看见他们特高兴,还指着脖子上的伤口开玩笑说:“这些医生真不行,你看他们这活儿干的,缝的一点都不细。”

老史也跟他逗:“你先走一步啊,下次就该我了。”

老冯说:“我先走一步。”

老史又说:“双明,下一个就是我了。”

老史他们在病房里还你一句我一句的逗闷子呢。

 

老冯的状况越来越不好,老栗忙着张罗给他办展览,双明第三次去中医院看他的时候,老冯已经半昏迷了,双明一遍遍的跟他说:“老冯,大伙正准备给你办展览呢”。

听到老冯不行了的消息,老冯有个朋友特难过,那个朋友找老冯借过点儿钱那时还没还上,他觉得很内疚,老冯走了之后他把钱还了老冯太太,心里才算踏实了些。

 

老冯的展览是在798办的,那天去了很多朋友,老冯的儿子给老冯拍了DV,用投影放给大家看,老栗跟老史他们正聊着天,老冯太太打电话给老史说老冯不行了。

双明他们赶紧从798奔去中医院……

大家点了很多白色的小蜡烛,从病房到楼道,一直摆到遗体告别室,老冯穿着一套新迷彩服,大家做了个简单的仪式,送了老冯最后一程。


 

老史在电影院画广告时存了一批颜色,他给了老冯和双明一些,老冯后来的画儿就是用老史送的那些颜色画的,老史还说:“老冯,你得用好木头,你留着它们干吗?要是哪天你死了呢。”结果老冯还真是把好木头剩下了。

 

老冯走后,老史和双明去老冯家看老冯太太,到他家一看,老冯的工作室还像老冯在的时候一样,每件作品都还在那儿摆着,老史他们很感动,他们知道老冯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太太,老冯太太当年是有名的大美女,跟了他这么个穷艺术家,受了不少苦。

 

双明在深圳呆了十年,赵斌的一个朋友从法国回来时对双明说:“你在那儿干吗?你们深圳就两层楼,一层是老板一层是打工的,北京有很多层,而且层层都活的很舒服。”

双明尽管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他从来都没后悔过,他觉得自己在深圳学到了很多,他早就把自己的经历当成一笔财富了。

双明的一个朋友,小时候看电影总看到片头有天安门闪闪发光的镜头,他从东北到北京后问双明,“双明,真的天安门怎么不闪金光啊?”弄的双明哭笑不得;还有一个哥们儿,在北京生活了二三十年连五环都没出过,好不容易到了趟半壁店,还整了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双明回到北京后,做广告、做策划,做动画片、跟剧组、还在动画系当过系主任。

“人能控制自己是悟道之后才能做到的,所以很多虚的东西就已经不在你追求的范畴了,人到一定年龄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本质。”双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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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平君

尚平君出生于河南安阳,76年他开始到安阳市学画画儿,后来辗转到了北京,在美院地下室上业余美术班,83年尚平君报考浙美,连准考证都没拿到。

第二年,尚平君考上了浙美油画系,成为了12名新生之一;尚平君考上美院,在安阳当地成了一件大事,入学前尚平君去看他的老师,老师问他:“平君啊,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尚平君边吃饭边讲述他的经历,他抬起头时,焋到老师掉着眼泪在望着他。


报考浙美时,尚平君留的通讯地址是一个老乡在北京皀工佔单位,有一天吕左耕和尚平君到电报大楼打电话去浙美查录取结果,吕左耕一手抓着尚平君的手一手举着电话,得知录取了之后,尚平君在电报大楸给父母拍了份电报;出了电报大楼,到了对面的马觯上,尚平君才发现自己骑着自行车,他和吕左耕都不渄楚他们是怎么骑着自行车过的长安街的。

回到老家,尚平君把录取通知书拿绉他爸爸看,他爸爸看了看,进屋找了他的老花镜出来?翻过来调过去的把浙江美院的庢色大印看清楚了之后,脸上才露出了一点点笑容。

 

最令尚平君难忘的,是他爸爸送他去上学,从尚平君老家到京广线有一趟小火车,以前尚平君出门总要请人开个半价车票什么的,这次是爷爷赶着驴车送他们父子去的安阳车站,从安阳到汤阴,因为带着行李箱子,父子俩没舍得坐汽车,而是坐着带斗的货车一路风尘的到的汤阴站。

分手时,尚平君望着父亲把绳子绑在扁担上,站在那儿朝自己挥手,他一下就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那一刻许多往事都涌上了尚平君心头……

尚平君考了几次美院附中都没考上,他爸爸对他失望极了,就算是他手上拿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还在怀疑会不会看错了什么,只有目送儿子上火车的那一瞬,他才相信那是真的。

尚平君的父亲是个老师,靠着一份工资养尚平君他们姐弟几个,母亲在家种地,地里那点东西一年也卖不了几个钱,村里的人经常议论,你那个儿子这些年花了那么多钱,学校也考不上,将来怎么办啊……

尚平君放假回家时,姐姐偷着跟他说,爸爸跟我说:“看来平君选择的路还是对的。”

 

美院临近毕业时,尚平君联系了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院听取学校意见时,系书记说:“尚平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尚平君毕业一年后才拿到学位,那时尚平君就意识到,老师已经把艺术创作上的不一致,上升到意识形态上来判断、解读了;后来他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考上浙美,是浙美招生工作中把关出现的漏洞。”

 

尚平君读书很庞杂,对艺术理论以及哲学方面的思考和学习他从来都没停下来过,他喜欢研读佛教,他觉得佛教与人生的联系很紧密,把佛教的理念用到现实生活中,自己又多了一个反思的过程:看破、放下、清净、自在;这八个字曾经伴随着他渡过了一段抑郁的日子。

97年4月,尚平君调到了杭州大学,他办手续的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天四所大学即宣布四校合并。

……


人生好像画了一个圆,2005年,尚平君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做访问学者……从北京学画画儿走出去,尚平君又回到北京,工作、创作。


(8)丁军


初中毕业,丁军当了四年空军,复原后他最想干的事儿就是画画儿。

“谁都知道不能靠画画儿生活,那时也不知道画儿还能卖。”丁军练了一年多服装摊,尽管赚了点钱,但是他想要的不是那种生活。


丁军有一间小屋,有一阵子,杨昕、张占山、何锐军他们像上班似的早上就去他那儿报到,他的单人床经常搭上一块木板,几个人横着睡。

丁军每天到大院食堂去吃饭,食堂里有个特供食堂,特供食堂有一间小屋,小屋的门上有一扇活动窗户,一天晚上丁军和张占山从活动窗户钻进了小屋,他们发现那里面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正发愁怎么把东西拿出去呢,就发现地上居然有一个空面口袋……

喝完酒还剩了两个圆火腿香肠,丁军担心放坏了,小心翼翼的把它挂在了通风的地方。

有一天,丁军买饭时发现特供食堂的大冰柜上上了一把锁,过了几天张占山来了,他们找了把钳子又钻进了特供食堂,张占山哐铛一下就把锁掰掉了,就是这次鲁莽的行动,终结了他们蹭特供待遇的好时光,他们再钻进特供食堂的时候,一推窗户,小房间里就有人大声咳嗽了几声。

小食堂有人值夜班了,别说香肠、罐头,就是大冰柜里的猪肉也别想惦记了,两个人很失望,走到食堂门口,他们闲极无聊的把黑板上供应早餐的内容擦了,写上:‘今天早上食堂停电,不供应早餐’之后才回家。

第二天,丁军和张占山老早就躲在食堂附近看着,他们看到来了一个拿着饭盆的,看看黑板回去了,又来了一个,在黑板前停留了一下儿也转身走了,过了很长时间,食堂的人可能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出来看了看,把黑板擦了。

 

大院里有时放内部电影,无论是‘观摩片’还是‘资料片’,都是电影院里没有的,每次丁军他们只要能弄到一张票,山寨一下,一帮孩子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90年,丁军参加了刘彦他们在音乐厅画廊办的展览,展览期间他还卖了一张画儿。

丁军每次卖了画儿,先置办齐全了画布、颜色就找朋友玩去了,可是好景不长,美不了半个月,兜里那点钱吃光喝光了,他就老老实实回家画画儿去了。

丁军常去圆明园画风景,在圆明园画画儿的人中,王子路的风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了画家村之后丁军也常去找刘彦玩。


丁军虽然一直都有一间房子半间炕的,但是他也没少搬家,他曾经从海淀搬到西便门又从西便门搬到大兴,后来又从大兴搬回了西便门,他太太孙朴也是职业画家,俩人时常都会不请自来的到对方的画室发表高见:“这儿怎么能这么画呢?这儿也不该这么处理。”两个人把画室分开之后才算消停了。

 

大概是96年,有一次丁军办展览来了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跟丁军的一位法国朋友认识,他说想给丁军在法国办展览,丁军什么都没想就答应了。

丁军找朋友帮忙,把他和孙朴的六十多张画儿,分批带到法国交给了那个法国人,结果画展没了下文,画儿也没影儿了,丁军找法国大使馆的朋友打电话给那个法国人,他还大喊大叫说:“这不关你的事儿。”

有一次丁军跟一位德国的法学家朋友说起这件事儿,那位法学家说:“我去找他。”丁军也不知道那位法学家跟那个法国人说了什么,过了一阵子,那个法国人还了丁军一部分画儿,这之后丁军听说那个法国人把他的画儿卖了,只是一分钱也没给他,那些年也有些画家上过类似的当。

 

丁军的老爷解放前做运输生意,他老爷在珠市口有两个小院儿,他老爷开的‘永安车行’公私合营时跟另外两个运输公司合并,成立了北京市运输公司,以前放车马的地方、存货的场子,盖前门饭店时占了一块儿,盖友谊医院时又占去了一块儿,十年前珠市口附近扩建马路,他老爷那两个院儿也拆了,丁军在残砖烂瓦间看到院墙上那个孤零零的门牌,觉得它身上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就把它撬下来带回了画室。

 

虽然朋友圈子里有人管丁军叫瞎猫丁军,有人叫他吊眼丁军,但是丁军发现不起眼的小东西的艺术价值的能力,却跟他的眼神没什么关系,有一回丁军看到一座苏式建筑风格的老楼,楼门上的门把手像是铸铁的,很厚重,丁军觉得那座楼老的该拆了,于是他抢先了一步……他那儿拆的还挺起劲,一位住在楼里的老太太跟他嚷嚷上了,他这才罢休。


丁军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连画室的地面都是他捡邻居装修丢弃的瓷砖拼贴的,看上去却非常不俗。


“绘画是综合多方面修养的艺术,只有不断丰富自己才能不断创作。”

丁军喜欢音乐,年青时喜欢听摇滚,现在他更喜欢欣赏古典音乐,他常去音乐学院听音乐会,有些音乐节可以拿到免费音乐会票,丁军一天能听好几场。



(10)梁卫平

   梁卫平是个画家,88年他曾经和沈少民、张乙迪、张洪峰等人在哈尔滨举办了A村当代艺术展, 梁卫平参展的作品不仅有油画还有装置作品。


90年1月15日,一个寒冷的日子,梁卫平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原本他是想到北京继续画画儿的,可是到了北京之后他就从事上了摇滚乐的演出策划。

90年亚运集资义演,首都体育馆有一场崔健演唱会,当时国内还没有摇滚乐的舞台设计经验可以借鉴,在制作经费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即要体现摇滚乐的粗犷又要抓住工业化、厚重感等特性……梁卫平到工地借来脚手架和木板,让建筑工人把他们搭在舞台上,又从天棚上吊下五幅红布,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崔健唱响了《一无所有》。

   梁卫平的创意前卫而大气,他完成的不仅是一次舞台设计,更是一件大型装置作品。


梁卫平和哥哥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学习音乐和绘画,14岁那年他进了剧团学京剧,在剧团,他能拉能唱,因为会画画儿又做起了美工,然而这只是开始,他还在剧团里做过灯光、音响、甚至服装、道具;十八般武艺都练就了一番之后,他又到哈尔滨电影院去画电影海报,这一画就是七年。

   离开哈尔滨时,梁卫平没有考虑得失,他带着一百块钱到了北京,刚来的时候,东西南北城他都住遍了,跟所有的北漂一样,他们经历的梁卫平都经历了,就是因为一个梦想,就是因为北京有他想要的文化氛围。

幸运的是梁卫平赶上了一个变迁的年代,哥哥和他都来到了北京,不同的是他们一个有单位一个是自由艺术家;梁和平帮助过歌手,收留过穷艺术家,但是对于自己的事儿和弟弟的事儿他从来不会去求人。

 

   从事演出策划是很辛苦的,那时办party的广告都是梁卫平自己画的,画好了再坐公共汽车到各大院校去贴,梁卫平“有热情就觉得有动力,”他不知疲倦的做着。

   93年崔健在北展的演唱会,审批中治安问题成了主办方考虑的主要大事儿,当时北京还没有大型活动处,管理治安的九处,想要接手专场演出又没有足够的警力胜任这项工作,因此治安方面的会议开了好多次,讨论治安方案、学习国外的经验,公安局主管治安的张局长也非常重视,从崔健的演出记录看,治安问题一直都是最突出的,公安系统正面临着应对大型活动的挑战。

   北展能容纳三千多人,如何在不影响观众的情况下,保持秩序良好,九处的领导和主办方一遍遍的讨论方案,当时大家都非常紧张,正是管理这次活动的成功,使治安九处转变成了大型活动处。

  

其实,梁卫平他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最初梁卫平只是从律师那儿拿到一张演出合约,包括制作模式、演出模式他们也都是在摸索中。

   不过,演出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业,梁卫平他们遇到的麻烦和问题也很多,有一次在一个部队礼堂演出,台都装好了,梁卫平他们被请到公安局,到了那里他们才得知演出被禁止了;他们回到剧场的时候,灯都关着,没办法,只能退票。

   93年春节前,崔健在天津的演唱会上,四千多人的场馆,一眼望下去,台下一片绿,平均两个警察一个观众,崔健一上台就说:“今天这场是警民联欢。”

  ……


梁卫平身边有很多艺术家朋友,他有时会去宋庄找林墨切磋艺术理论,他也时常跟少民谈论艺术观念,跟吕顺谈论创作手法。

“吕顺很聪明,自学能力极强,他说‘色彩就是冷暖,素描就是黑白’,他常把镜头语言运用到作品中。”

梁卫平很欣赏法国导演昂·贝克,“他是个有追求的人,从不满足于做影星,他花了二十年拍摄的《微观世界》,是一部只有75分钟的,艺术品一般的纪录片。”

 孙楠也坚持了十年,在唱《不见不散》之前,孙楠都差点跟他的老板卖车去了。

梁卫平曾经问崔健:“你当时写《一无所有》的动机是什么?”崔健说:“我就是想给我妈添置一台电视机。”


二十年之后,梁卫平才像来北京时想的那样,可以在北京继续画画儿;回首‘哎呀妈呀’的时光飞逝,梁卫平说:“神马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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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圆明园记忆

 

圆明园这幅长卷,她是色彩的海洋,是流淌着的画面,是远离尘世的一方净土——


(1)春岩的画展

八四年,春岩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涯,带着一百来张风景回到北京,他向中国美术馆提交的展览申请被拒,于是找来铁坚、贝岭,在圆明园的树干上拉上绳子,办了他的第一个个展,展览不到一个小时就被迫结束了。


(2)陈奋卖画儿

八七年秋天,有一天陈奋去圆明园画画儿,画了没多久他身边就多了一个观众,他继续画他的,画到光线暗了他才收拾东西回家,第二天他接着去画,他刚坐下他的那个观众又骑着自行车来了,直到第三天,他的画儿画完了他的观众还没走。

陈奋那张风景画的情趣盎然的,他一边欣赏一边收拾东西,那个陪了他三天的小伙子对他说:“我挺喜欢你画的画儿的,你能卖给我吗?”

“卖给你?我画画儿从来都没想过要卖。”

   “哥们儿,我是真喜欢你这张画儿,我正准备结婚,想在屋里挂张画儿又没处买去,你看我就攒了这么多钱,你要愿意就当是交个朋友。”

小伙子掏出一卷钱,都是十块一张的,卷在一起捆成了一捆儿。

“一共是三百八,你看怎么样。”小伙子说。

陈奋犹豫了一阵接过钱,连对开的画板都一起给了他。

陈奋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他轻快的蹬着自行车,心里美的像晚霞似的。



(3)幸福的老冀

   老冀住在花市,为了画清晨的阳光,为了能画上一天画儿,他得四点钟起床,从花市到东单—东单到灯市口—灯市口到……动物园——动物园到圆明园的走上三四个小时。

  老冀的午饭就是一张糖饼和清凉的河水,画完画儿老冀还会在草地上躺一会儿,听着小河哗啦哗啦流淌的声音,享受一下白云从蓝天上飘过的午后时光。

收拾好画箱再喝上几口水,老冀就得往城里走了;出了圆明园老冀要穿过海淀、东城回到崇文,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4)村长伊灵

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伊灵,朋友们都叫他老郭,老郭是很早入住圆明园‘修炼’的艺术家。

老郭的画儿仿佛是一幅幅原始的符号与图腾的迷宫,那些分离、超越的简化,浓缩成一种抽象的力量,形成了他独特的表达方式。

有一年圣诞节,在王兵家吃饭,康羽讲了一个老郭的笑话,说是老郭给儿子过生日,因为请的人多,他把每个座位都写好了名字,可是菜都上来了老栗先生还没落座,就有人问:“老栗,你还转悠什么呢?”老栗说:“我这不是正找我的座位那吗。”那人指着边上说:“那不是吗。”老栗望了望那个座位摇摇手说:“不是不是,那是老票儿。”

   很多人都凑过去看,写的还真是老票。

我们几个,还有老郭家丽丽,都笑的东倒西歪的,不过这时再想想老郭的画儿,我一下就明白了,老郭对文字的痴迷,原来来自他潜意识里对世界的不信任感和渴望交流的愿望,有意思的是他一不小心把生活艺术了一把,却遇上了认真的老栗,就成了具有老郭特色的段子。

 

83年时,老郭和管祥麟揣着两百来块钱和朋友送的二十斤全国粮票,骑上自行车开始了全国流浪,两年之后剩下老郭孤身一人,他依然不改初衷继续前行。

沿途的艰难危险老郭他们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出发四个多月时,在浙江被莫名其妙的拘留曾一度挫败了他们的自信与坚强,但是五天之后他们又上路了。

老郭历时四年半骑着自行车周游全国,在旅途中受到过很多热心人的帮助,到现在老郭还收藏着一张发了黄的证明,证明是这样的——上海国棉三十一厂职工郭新平同志环国旅行所骑的自行车已坏,我所资助壹辆山川牌ZA112型载重自行车,特此。国营山川机械厂,一九八五、一、六

 

90年,老郭入住北大西门的娄斗桥,后来又搬到福缘门村,村里景色怡人租金低廉的房子吸引了许多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老郭都像自己流浪时受到别人关照一样,举全家之力为大家提供方便,渐渐的老郭就成了爱管闲事的大胡子村长。

 

有一次老郭在街上走,一个陌生人叫住他,说看他像艺术家,想看看他的画儿,老郭把他带到了画室,那人看了老郭的作品以及他的‘现状’之后说:“我为你如此清贫而有理想感到自豪!你要是到我那儿(所在的省)办画家村,我会全力帮助你……有什么困难随时打电话给我。”

老郭只是憨厚的笑了笑,圆明园是一个能让他诗意的栖息的精神家园,在那里老郭清贫却快乐着。



(5)何锐军

何锐军,字昊远,来自赤峰,85年他就开始在北京游荡。

何锐军的母亲是北京人,家里亲戚又多,因此他的小日子一直过得挺滋润的,麻烦的是他带来的军队粮票需要换成全国粮票再转换成北京粮票。

  何锐军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很多朋友,那时‘六零后’都正处于反叛、愤世嫉俗的年龄,各个都倍儿深沉,张口必谈塞尚、达利、德表、毕加索,动不动还得谈谈萨特什么的,弄得都跟大师似的。


丁军,瘦高个子戴着一副小眼镜,总是笑眯眯的,算是一个挺文静的孩子,由于这帮人里还有一个长得漂亮的丁君,因此丁军不幸被人叫成了瞎猫丁军,要么就是吊眼丁军。

丁军在一所部队医院的院儿里有一间小屋,何锐军常去找丁军玩,那时被他老爸认定是不务正业的丁军,在家里跟他弟弟过着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日子,何锐军在他那儿却总能见到令人羡慕的圆火腿香肠或是罐头,有一天何锐军问起这些东西的来历,丁军神秘的笑了笑说:“想要就有。”

喝的差不多了,丁军说:“走。”

丁军带着何锐军溜进了大院儿食堂,食堂里黑灯瞎火的,他们借着一线路灯光,摸到了食堂里面供应高干和飞行员的小食堂,小食堂里有个挂着一把大锁的小房间,蹬着门框上去就能推开通风窗钻进屋里。

  屋里好东西太多了,何锐军见过的好吃的那里都有,那时他心里顿时涌起了类似阿里巴巴说出‘芝麻,开门吧’时的幸福与激动……过了没多久,那扇活动窗户就装上了防盗网,何锐军听到这个消息很失落,丁军叹息着说:“这下完了,断了食路了。”

 

有一年,丁军和夏沐在隆福寺练上了摊儿,亚运前他找何锐军,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干一趟押运彩票箱子去广州的活儿,何锐军听说能免费旅游就答应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在邮车里与他们朝夕相处了两天的,不仅是几十个彩票箱子,还有一笼笼咕噜咕噜叫着的鸽子,何锐军被熏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熬到了地方,等箱子运到码头搬上了船,他跟丁军才算交了差,随后丁军又上了一批货,哥俩扛着大包小包的服装,像俩摊贩似的回了北京。

 

  在圆明园画家村,何锐军和老岳住到了一起,那时俩人都正单着,于是哥俩就像两只野猫似的,一到天黑就四处去泡吧,有时一个晚上窜好几个地方,窜到天亮他们已经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了。

  画家村的生活与创作和酒是分不开的,印俊不但好酒还逢酒必多,有一天他在村里晃晃悠悠的走着,老远看见了何锐军,他赶紧抱住一个电线杆子,何锐军还没走到他面前他就大喊:“老何,我可没喝啊。”

印俊就是这么一副小样儿,过了没多久的一个傍晚,他又掉进了村里的臭水沟,有人过去拉他,印俊一半脸在水里一半脸在水面上,那时不知道是酒醒了还是觉得事儿有点大,他手忙脚乱的在水里扑腾,等被拉出水沟,一阵咳嗽一阵吐脏水之后,他说:“他*的,水太深了!”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那条臭水沟的水,将将能没过脚面。

 

村里的画家们总是成群结队的去游泳,有一天何锐军跟一帮画家去游泳,他看着杨少斌一个猛子扎下去了,他还以为这哥们儿一定游的不错,谁知道半天他都没上来,何锐军感觉有点不对劲,这时杨少斌突然一越而起,两只胳膊举的高高的窜出了水面,很快又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窜了出来,这次只伸出了一只胳膊,马上又不见了;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出了问题,赶快游过去拉他。

  回到村里,几个画家调侃说:“杨少斌在水里做了个行为(艺术),他第一次出水对大家伸出的是一个手指,第二次出水对大家伸出的是两个手指,最后一次才伸出了五个手指。”

  跟杨少斌游泳水平不相上下的还有黑月,有一次在南戴河游泳,黑月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琢磨了半天才开始游,游出去十来米就扑腾上了,何锐军一把把他拉了起来,黑月站稳了一看,水还没没过屁股。

91年之后,圆明园画家村,已经从只有九个艺术家的荒郊野岭,成了熙来攘往的村落,那几年很多神人都在画家村住过,很多人可能悄无声息的来悄无声息的就走了,然而这些人当中,有没留下姓名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记忆的一男一女,据说他们是南方人,在圆明园只住了一个晚上就(中煤气)死了,第二天警察来调查时,竟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画家村解散之后,画家们有搬到东坝河的,有散居市内的,有搬到宋庄的,还有几位画家到南方的寺院剃度出家去了,传说中,有一位已经成了大和尚,有一位几年后还了俗。

王平大仙,在圆明园时仙风道骨的挽着发髻,有时还身背宝剑,他又成了画家村的一景,有一年他的房东开了间小餐馆,开张那天,王平呼朋唤友的给房东捧场,房东很厚道,也常照顾他。

 

离开画家村之后,何锐军成了流动人口,他第一次去以色列时,坐了近十个小时的飞机,到了那儿正准备昏睡,他太太叫他起来看新闻,那是一条耶路撒冷公交车爆炸的消息,看完了新闻,他还是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说了一句:“那就不去耶路撒冷了,去特拉维夫吧。”接着何锐军就跟他太太说起特拉维夫,他说:“你怎么说特拉维夫小呢,我在飞机上看到的是万家灯火,特别大的一个区域啊,怎么可能小呢,我们那架飞机降落在了城市中心,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呀。”他太太说:“你看到的是以色列。”何锐军摇摇头,这才对那个地方有了初步的概念。

接下来的几天,何锐军也完全是一个游客的感觉,有一天在海边他刚端起啤酒杯,听到不远处传来轰隆一声,他还若无其事的打算接着喝下去,他太太当时脸色就变了,对他说:“我们赶快回家吧”。

回到家里,从正在播报的新闻里他们得知,他们去过的那条商业街发生了人肉炸弹袭击,也就是说,他们刚离开那里半小时。

把TNT压成一公分厚的片,里面按进去许许多多钉子,引爆……当何锐军看到有人爬上梯子清理碎片的时候,他才深深的感受到,什么叫触目惊心和心惊肉跳。


过了没多久,何锐军从本古里安机场去非洲,过安检的时候他背后传来了急促的滴滴声,他回头去看时,整个机场里已经没人了,他转过头一看,原本就在他面前的安检员也不见了——大家都已经趴在了地上。

何锐军大脑一片空白,一两秒钟之后他脑子里才闪过‘完了!就交待在这儿了’的念头,接着才出现趴下还是跑的想法,机场里只有他一个人站着,他看到趴在地上的人都在看着他,感到很尴尬,犹豫了片刻,他拉着箱子走出了机场大厅,当他迈出大厅那一刹,他身后潮水一般的人群都涌了出来;好在那只是一场虚惊。

……


何锐军给我看了他刚完成的装置作品图,那是一组有关声音、波动组成的图案,我说:“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一直找的和你最终能发现的就是这个。”何锐军说:“对。”

无需多说什么,指向月亮的手不是月亮,我所描绘的何锐军已经不是何锐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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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野

    85年,魏野开始去哈尔滨学画画儿,过了几年他就带着一批作品到了北京。

到北京没多久,魏野就在智化寺办了一次画展,画展的第二天,魏野卖了一张画儿,他迅速把钱揣进了怀里;老门过去跟他说:“魏野你让我看看……你没见过外币,我帮你看看。” 魏野不肯把钱拿出来,他知道,钱到了老门手里多半会凶多吉少,再说,那钱他还没揣热乎呢。

过了两天,魏野通过朋友介绍,到秀水服装摊上去换钱,摊主拿过钱说:“哥们儿,你这不是美元,是一百的外汇劵,你看,这儿还有中文呢”。

魏野换了一百多人民币,心情挺不爽的跟老门喝酒去了。


在智化寺的一次艺术家联展上,魏野认识了方力钧和杨少斌,那时魏野和老门、黑月住在知春路,离圆明园不远,他常去圆明园找方力钧他们玩儿;有一天,老门点了支蜡烛就到魏野家去了,过了一会儿,俩人闻到有东西烧着了的味道,跑去老门那边一看,蜡烛倒在桌子上,点着了桌布和一些杂物,俩人赶紧救火……尽管没什么大事,可是屋顶已经熏黑了。

没办法,跑吧。俩人赶紧找了一辆平板车,趁着天黑,拉着仅有的那点东西,叮叮当当的,直接就奔了圆明园。

 

 在圆明园,魏野租了一间二十块钱一个月,只有三面墙的房子,他升上炉子拉上一块布帘住了一个冬天,每天出门他都带着书包,好在回家的路上顺手牵羊的装上三块蜂窝煤。

有一次,魏野给一位外交官夫人讲了他的生活和他的画家梦,那位夫人被他的理想所感动,临别时外交官夫人说:“下星期天你在家等着,我叫朋友去你那儿看画儿;到了约定的时间,外交官夫人带了六七个朋友到了魏野那儿,每人都选了两张画儿,留给魏野一个装着五百或五百多外汇劵的信封。

鸟枪换炮!魏野置了个 BP机,又租了个二百块钱一个月的小院……那时,魏野家常常门庭若市,什么人都去找他,到了周末,他家就像个大party,好多人他都不认识。


过了两年,魏野的小院已经是村里租金最便宜的房子了,有一天房东跟他说要涨房租,魏野赶紧忽悠人家,说他要装修,还要装土暖气,房东听着挺高兴,再也不提涨房租的事儿了。


圆明园画家村有一个传说,说是有一天警察进村清查,带走了一车人,一位眼神不好的艺术家追着车大喊:“你们上哪儿吃饭去呀,等等我。”

警察停了车,把他也带进了派出所。

据说,到了派出所,他们就被关在篮球场上一个大铁网子里,多数人会被分去筛沙子,挣够了遣送费就遣送回原籍。


93年,魏野在友谊宾馆对面与人合开了一间‘艺术家俱乐部’,有一天,魏野跟人打了一架,被关了进去。

魏野进去之后,小梅很着急,她通过朋友找到了某集团公司的副总唐先生,魏野早就听说过唐先生,他曾经把圆明园的一个艺术家从派出所领了出来,使他躲过了筛沙子的厄运,魏野这次也多亏他帮忙,才在9天之后回到了家。

魏野出来后,发现‘艺术家俱乐部’,已经变成了日本餐厅,他得到的是一个‘故事’和一千五百块钱。

魏野从海淀开始,在传媒大学那边、上苑村,一直到三里屯,他先后开过五六间酒吧,反正就那儿点家当,搬到那儿放好了都能凑合着开张;05年,艺术家的各种传奇刺激了魏野,他彻底放弃了经营酒吧的念头,开始踏踏实实的画画儿了。


鹿林也是老北漂,85年时他就在音乐厅画廊办过展览,传说有一天,何三把鹿林带到了春岩那儿,鹿林到春岩家一看,屋里烟雾腾腾的,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心里正犯怵,春岩说:“你就是鹿林啊?你的画儿画的不错。”

“鹿林画的不错,他很敏锐,有些小诡计……他经常天还没亮就起来工作了。”

……

在北京,魏野有机会接触到一批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像唐平刚、老冯这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玩抽象、做装置的艺术家,对他的绘画理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艺术家从自由职业者,变成职业画家,这个定位是经历了‘在野’、‘圆明园’、‘宋庄’、‘798’等一个逐步被大众认可的过程,圆明园的最大价值就是艺术家的职业化。”


魏野北漂了多年,当我问起他的成长时,他诚恳的说:“咱们认识的人,各个都太有智慧了,彼此的勾心斗角都是我提高的机会。”我禁不住哈哈大笑。

谈到他的画儿,他说:“我在意对想象的东西、思想还有人的独立性、边缘等方面的理解。”

聊起一些往事,他抽了一口烟,微笑着说:“我这么多年老是受智商高的人另眼相看,他们总是在提拔我。”


(A)        魏野的赛车

 说到魏野那辆赛车,魏野说:“提它干蛤呀?那辆车的故事可是老多了,惹的事儿也老多了。”

90年的一天,林墨在我家遇到了魏野,魏野说:“林墨你丫的赛车太牛bi了,你也要出国了,卖给我吧。”

魏野刚到北京不久,林墨知道他没卖过画儿,就说:“你丫现在掏出一百块钱,我就卖给你。”

魏野进了洗手间,从贴身的小金库里翻出钱给了林墨,林墨那辆上海永久赛车,是他到北京时从东北托运来的,林墨有点舍不得,但还是把车卖给了魏野。


魏野骑了大半年,就把前轱辘撞得‘除了轱辘不转哪儿都转’了,他也没钱修,就把它搬到屋里画了十来张画儿,后来有人帮他出钱修好了车,那天他高兴,跟一个朋友比赛,两人都把自行车挂在脖子上,看谁先跑到两百米外,正跑着呢,就被联防的叫到了派出所,俩人被盘问了一个底掉,也没个结果,好在居委会主任来了,那位大妈跟片警说:“这俩孩子画画儿的,天天啃烙饼,挺好的孩子……”这才算完事儿。

 

魏野入住圆明园画家村时,村里的画家还不多,他那辆赛车就成了村里的主要交通工具,谁有事儿谁骑,后来弄的破破烂烂的,魏野都不知道到底谁借去了。

一个又一个的穷画家骑着那辆赛车,就像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一样,在圆明园就越发显得可疑;有一次黑月骑着车被警察扣了,警察问他是不是他的车,他说不是,问他是谁的他说不知道,反正是借的,问他找谁借的他也回答不上来,警察就断定那辆车有重大嫌疑,于是就去查车牌儿的登记资料,结果令警察们大为震惊——那个挂在上海永久牌赛车上的小木牌,是1949年登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车主找到之后,他竟然说,他的自行车还在,只是车牌早就不见了;警察即刻赶走了黑月,从此就懒得再搭理他们了。


“神啊!四十来年的一辆自行车和它还健在的主人,怎么说也够传奇的了……”我们总是这样感叹这件事儿,魏野也说:“那可不!好在他的自行车结实。”

那个小木牌,是林墨为了方便存车顺手摘的,要是他摘的是民国时期或者大清年间的什么铁牌、铜牌的,兴许乐儿就更大了。



  (7)刘彦

 看刘彦的画儿你会发现,刘彦老细腻了,他的画儿跟他所学的冷漠的理论物理,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能整的明白的事儿。

刘彦具有深入观察、捕捉稍纵即逝的心灵隐痛的能力,废弃的工厂、荒芜的院落、光秃秃的树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都是他内心世界的影子,他用色彩把那种梦境一般的世界里隐藏着的压抑,空气中弥漫着的阴郁以及内在的落拓不羁都呈现在画面上,刘彦的色彩冷静、优雅而坦然,那是他审视及倾听自己的内心世界时,用色彩留下的可供人欣赏的痕迹,就像鸟飞过天空留下的惊鸿一瞥,因此刘彦所有的画都是一张画儿,他在用色彩解读精神与物质的这个世界心物一元的存在本质。


刘彦是学理论物理的,我总觉得,他大脑转换频道的过程一定会像个大工程,刘彦却说:“其实科学方面的奥妙是很生动的,就像搞建筑设计的也是跨行业的学科,我们想找的就是大自然的根源,客观的东西以及规律仿佛是按什么方式埋藏在那里,人的意识能理解的自然存在像画画儿一样,观察出来的东西和你能表现出来的,还是纯粹想像出来的,艺术是自然与科学之间的桥梁,艺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寻找到更究竟的规律,视觉也一样,你画出来的是用视觉的语言描绘出来的东西,纯抽象的东西又是另一级的东西。”

刘彦的画儿更多的是想表达一种不安,是文明发展到现在给人的内心造成的多方面的忧虑、怀疑,包括他的装置材料作品,还都不能表达生命最终的东西,“人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方法,在打破的整体上重建内心的和谐,在失去天真和基本价值观之间单纯的活着。”


刘彦很细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像他这种人往往更容易受伤,但是你跟他一接触就会发现,人家刘彦老快乐了,他觉得搞艺术最大的好处就是懂得观察和欣赏,这是很难得的生命体验,发现某些生命中的东西,比具体的创作作品给你带来的东西更美好,别人体会不到,那是一种属于生命之中的美妙瞬间。


刘彦从‘北方艺术群体’开始就活跃在哈尔滨和北京之间,92年刘彦从大学自动离职,成了画家村的村民,在村里过上了清贫而有质量的人生,他觉得:“艺术家从分散的个人到成为一个以居住方式这种生命的原生态形成的群体,比一个具体的艺术流派更具有意义。”

刘彦真正体会到了圆明园画家村的历史价值,“圆明园画家村的出现,最具有意义的是其对画家身份的认证,它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主要的是这种生活姿态所追求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以至后来的圆明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的叫他画家村,搞音乐的,写诗的一些人也源源不断的加入到了其中。”


从大学老师到清贫艺术家,刘彦无法活在别人的期待中,不是很容易被大众的价值观模式认可的人,他始终认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成功,他说:“我无法面对他们的问题,一般我都不回答他们的问题。”

有勇气选择和有能力如此认知,是刘彦成功的一部分。


在圆明园时,刘彦一度贫穷到了无法创作的程度,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垃圾堆,他的装置艺术的‘原始积累’是从发掘废弃物的艺术价值上开始的,他把捡来的破画框刷上乳胶,用破手套,破电话、旧书、铁丝网、碎玻璃等材料做了几件框内装置作品,没想到,这下他又找到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9)鹿林

鹿林像个掏粪工。

画家村这帮画家够有眼力的,这么狠的形象定位他们都能挖掘的出来!

很明显,这是苏俄绘画的观察方法所做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论,如果用抽象而艳俗的表现手法去形容,应该说:他长的,的确有两下子。

鹿林是山东人,性情豪爽落拓不羁,八几年时北京这帮哥们儿就从山东带回来鹿林一句名言,他们说鹿林喝完酒在街上大喊——鹿林压抑多年了!那时鹿林二十出头,多年是多少年,谁也不清楚。

 

在圆明园画家村,鹿林是个活宝似的人物,被大家传诵的最多的是他不挑食,从18到80,没他不感兴趣的,我很好奇,问过大家,鹿林品味是不是有问题,不止一个人肯定的回答我说:“绝对有问题。”


鹿林常给画家们编故事,他说,有一天老郭正吃饭,有人进院儿对他说,有记者来采访他,老郭马上坐到画架前,人家就问老郭:“你干吗呢?”老郭说:“我在画画儿。”边说边用筷子戳戳画布;画家村有一位老画家,鹿林说,老画家一边吹口哨一边刷牙,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到他面前才知道,他在刷假牙。

在画家村时,鹿林也经常生活拮据,但是一有点钱,他就在家摆流水宴请大家吃饭。


前不久,老郭收到一条短信——

我佛慈悲,兹定于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正,将在南京**寺举行**居士(俗名鹿林)皈依佛门仪式,特告之亲朋好友,并为大家发善愿。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鹿林出家修行,随喜,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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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锋植

 “呦,大哥,一看你就是搞艺术的。”有个MM说。

“哥不是搞艺术的,哥是被艺术搞的。”刘锋植诚恳的说。

  

九三年年三十的晚上,刘锋植和刘彦登上了从哈尔滨开往北京的列车,年初一刘锋植就到圆明园找房子去了。

  “圆明园是上帝赐给艺术家的礼物,那是现实生活和学院都不能给你的,画家村的生活浓缩了历炼与升华,对艺术家来说,那是像做了一回上帝的选民一样幸运的事。”

刘彦写过一篇《住在郊区的柏拉图》把圆明园艺术家的生活表述的很优雅,“其实这帮大老爷们,就像是自由恋爱,彼此看上了就是半辈子分不开。”

……


 “那时大家并不知道,经济对人的腐蚀力是很大的,‘资本即罪恶’中国文化里面有这种拒绝,古人讲:‘机巧毁人心性’,人很容易被欲望摧毁,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物欲中,被膨胀的物欲所驱使,迷失了自己,在不断恶性循环中走向罪恶的深渊……蒸汽机一发明,就把恶魔请进了世界,过去的侵略是明摆着的,现在是隐性的,比那种掠夺更肮脏,人们曾经费了很大力气打跑了的东西,现在自己又情不自禁的把它们请进来了,从一些现象上看也是满荒诞的。”


曾经有人问刘锋植,画画儿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刘锋植说:“有一位评论家说过,‘艺术家应该是你走在大街上,监督着时代,激怒着同时代的人,因为你是个观察者。’”

“作为艺术家,活着是个很需要能力的事儿,中上这种邪之后他是回不去的,最悲惨的是他有时还不如普通人呢;搞艺术需要才华,有些人连最基本的品德都不具备,你玩的清清楚楚或者将计就计都行,如果两头都不是就很可疑了。”


鹿林的水墨画的很出色,他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家,而且是个保持了原生态的艺术家,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鹿林仿佛并没拿这当回事,到现在他还精力充沛的游荡着,像个游侠。

鹿林是个活宝,他的存在使圆明园的群体更具有生气,94年时,有一个云南画家到画家村找房子,他在村口遇到了鹿林,鹿林忽悠人家说:“你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吗?”那个画家即刻就懵了,鹿林说:“拿两箱啤酒来。”那位画家信以为真了,真买了一箱啤酒搬到了鹿林那儿;从那以后谁也没在画家村见过他,一年之后刘锋植在北大遇到了那位云南画家,才知道他一直在附近的村里住着呢。

鹿林喜欢给村里的画家编故事,他说魏野的画儿卖的,老外排队都排到了他家外头。

鹿林精力很旺盛,他每天五点钟就起来画画儿,九点多他已经四处敲门撮人到他家去喝酒了,他在家摆流水宴是常有的事儿,有时大家刚要喝,余心焦背着书包进来了,他举起酒杯,张口就浪上几句刚写完的诗——你那飘飘扬扬的长发……我要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爱你……


老道(王平)也是村里一景,有一次他在路边拉着刘锋植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住这儿吗?这是财路。”这时刘锋植才发现,遇到高人了。

画家村里还有一位叫车辙的高人,有一个刚到北京的画家坐出租车丢了全部家当,沮丧极了,车辙四处打电话,一顿连懵带吓之后,还真把他的东西给找回来了;离开圆明园之后,车辙热心的为大家张罗了一次拍卖,只是效果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好。


李松到画家村比刘锋植早,刘锋植刚到圆明园时李松热情的像劳特雷特,他为刘锋植当向导,带着他进城、去找朋友吃饭。

村长老郭的小院里堆了很多酒瓶子,有个画家在老郭那儿借宿,卖了他的酒瓶子吃了好几顿饭;刘锋植运气比较好,他在老郭那儿吃过他亲手做的上海梅菜扣肉。

画家村解散前,警察经常进村查暂住证,有一些人被带走,有些中途被放回来,有些被送去筛沙子,还有的被遣送回了老家,有一天刘锋植在五道口洗片子,耽搁到了天黑才回家,没想到他却幸运的躲过了一次清查,不幸的是他听说刘辉被带走了,他当时很着急,好在刘辉第二天就回来了。


圆明园的画家过的是一种大集体般的生活,经常会有十几、二十人聚在一起吃饭,有些人到画家村找朋友玩,会请他的朋友吃饭,但是每次到了饭馆,除了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认识不认识的一坐就是一两桌,所以,饭馆的老板经常会看到一下来了一帮,还不断会有人来的情景,他们似乎也产生了某种幻觉,有一次,一个叫老马头的老板,又开了一家餐馆,开张那天有一帮画家去吃饭,把老马头的小饭馆都坐满了,后来请客的人买了单先走了,陆陆续续的又来了一些人,老马头也被那种氛围感染了,又加桌子又加板凳的,请他们吃完了那顿饭。


在画家村那段日子,刘锋植搬了好多次家,有时是房子的原因,更多的时候是房东的原因,有一个房东说的很干脆:“我租房子要图个清净。”离开圆明园之后,刘锋植搬到了东坝河,没过多久他就有了自己的家。


近两年,刘锋植创作了天安门主题系列作品,他在诗中写道:


天安门

太阳升起的地方

暮色中它象长眠的盒子

……             

(——节选自刘锋植的诗)



(14)徐一晖

  徐一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九一年,他应邀为一本杂志做摄影师来到北京,九二年徐一晖到了圆明园,他拍的画家村主题系列作品,曾被多家海外媒体介绍过。

画家村里,鹿林家永远是个好玩的地方,鹿林很会做菜,他总是亲自去菜市场买菜,就算是买上两个一块钱一只的鸡架,一棵大白菜、买些粉条、猪下水,他也能做的很好吃,有一次,他买了一些螺丝养了两天还没打算吃,一个朋友帮他炒了,鹿林很不高兴,他觉得做的不合口味,完全是糟蹋了那盆美味。

每年一入冬,鹿林就回老家冬眠去了,鹿林离开画家村时,他那条大狗就交给徐一晖养着,有一年村里先后有十几条狗被毒死了,后来那个投毒的家伙,被人抓到送去了派出所,派出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打了那家伙一顿就把他给放了;鹿林那条可怜的大狗一晚没回家,第二天早上,徐一晖出去找,发现它躺在离家不远的街上。


鹿林在画家村任命过两位村长,他跟严正学说:“老严,这里你年龄最大,你来当村长。”他又对老郭说:“老郭,你认识的人多,你来当村长。”两位村长就这么叫开了。

 


 圆明园附近院校的学生都喜欢到画家村去玩,有一位贵州画家和一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热恋上了,当他得知那位小姐非他不嫁时,这位老兄考虑再三,跟他女朋友说:“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我要有一个工作室,第二,工作室要能洗澡;第三,不能给我吃土豆;我听说你们外国到处都是土豆条。”

那位痴情的女孩不知道‘有木有’被雷着,没过多久这位天真无邪的画家就带着女朋友回老家结婚去了,据说他们坐了火车换汽车,在盘山公路上不知道盘了多少盘,又坐了多久牛车才到了他家的村子;这位画家娶了洋媳妇,在当地成了轰动的新闻,报纸还做了整版报道。

在澳大利亚谁都可以是艺术家,家庭主妇有闲情逸致时也会画上几笔……那位贵州画家在澳大利亚住了四五年又回了北京。


还有一位贵州画家叫摩根,其实这个名字是别人给他封的,他女朋友曾经找了个算命高手,要给他改名字,结果高人一看说:“这个名字好啊,不能改的。”因此摩根至今还是摩根。

村里还有一个叫刘铮的画家,刘铮的朋友有一次到圆明园去看他,看他过的很清贫就要帮他介绍工作,刘铮问:“多少钱一个月。”那个朋友说:“两千。”刘铮说不干;“我现在一个月的生活水平大概是三千,找个工作挣两千,我没法干。”


 离开圆明园之后,有个画家找朋友借了一间刚租下来的画室,那是一间毛坯房,这位画家支了个帐篷,就在那儿安营扎寨了;画室除了水电什么设施都不存在,整个艺术区也没有公共厕所,结果,这位高仙,在门外整了盆沙子……创意实在是太强了。

还有一位画家,搬到在城里后还总是四处去蹭饭,有一次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对方拿起电话一听是他,马上说:“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王强在画家村开过一个小饭馆,有一次鹿林卖了画儿给王强送去两万,他家的流水宴就改在了王强的小饭馆,没多久,那两万块钱就吃光了。

葛辉在圆明园没卖过画儿,0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台湾一家画廊要代理他的作品,那家画廊要买他一百张画儿,过了一段时间,画廊还要求追加一批……正当葛辉赶作品的时候,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代理突然就结束了。


徐一晖最后悔的是在圆明园时没到北大去学英语,那时北大是大课,只要能抄到一张课程表,就可以去蹭课。


离开圆明园之后,徐一晖和印俊在滨河小区合租过一阵,印俊好喝点儿酒,他总是张罗做饭,有时他喝了酒还会出去惹事。


近几年,徐一晖也常去宋庄,圆明园的老朋友见了面都很亲,东南西北聊起来没完,有一次徐一晖问一位老先生,你们这儿画儿卖的怎么样,老先生说:“卖画儿?谁能卖掉画儿啊?”

前几年的798,主要是西方人买画儿,带动国内资金涌向艺术品市场,然而,更多的国内资金关注的并非艺术本身,而是开画廊,盖画室之类链接艺术市场的相关产业,而且国内资金入市的时候,很多艺术品的价格已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投入艺术品市场,有点像入股……”


“圆明园时期属于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没有考虑结果,没有目的的开始的,早期搬去宋庄的艺术家也差不多,现在来宋庄的,大多数人是以一种等待奇迹的心态在面对现实,其实,就是当年圆明园的画家也早已经分化成了两种,一种是被社会认可的,一种是还在梦想之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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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星星们


 

(1)          老芒克

老芒克家是八十年代人气最旺的地方。

   芒克住的那座塔楼设计的很有才,一座塔楼有五六个单元,每个单元楼内都是一户挨着一户的长廊似的通道,几个单元共用一部电梯,如果一三五开这座楼的电梯,二四六就会开那座楼的电梯;出了芒克家,走过大约七、八十米的通道,推开一道小门就到了楼外的露天通道,露天通道是用铁板铺的,像是遗忘在钢筋水泥中的一段栈道,人走在上面,铁板就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尽管它也能勉强称的上是九楼的露台,但是赶上刮大风的天儿,一推通道的门你就能感受到大风那股呜呜的力量……从露天通道再拐进楼里,走过楼梯间,才到电梯口。

电梯总是嗡嗡声伴着吱拗吱拗的声响,慢慢腾腾的嘎哟着,仿佛离停下来还有无边无尽的距离,所以在芒克家我最怕听到的就是楼下传来破喇叭的喊声:“姜世伟电话,姜世伟电话。”每次老芒克都窜上阳台,大声答到:“来了。”又马上窜进屋里,到另外一个房间哐哐啷啷的到存钱罐,然后拿着几个零崩儿抓起外套就疾步出门;出了门,他要穿过通道去等电梯,下了楼他还要跑到地下室,走过一片停放着的自行车,才能看到摆在居委会窗台上的电话,无论刮风下雨,他都是这样上蹿下跳着,连他自己都说自己像只猴子。

 

   芒克家那座楼的电梯工也很有才,她只要扫上一眼进电梯的人,就知道该在哪层停,凡是找老芒克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她都会毫不犹豫的把手上的木棍点向九楼,如果是生面孔,电梯门开了,她还会不等你开口就说:“出了门往右,走到头就是了。”好多第一次去芒克家的,都是摸到他住的那座楼,就能找到他家的。

 

芒克家,酒和麻将一个都不能少,芒克两口子赢了就大笑,输了就骂牌,还把家里最破的零钱找给人家。

有一次王克平从法国回来,和法国使馆的文化官员还有一个法国女孩儿到芒克家,王克平和芒克教他们打麻将,告诉他们,这叫一番,这叫两番,加起来就是三番,如果你三番和了,大家就要给三倍的钱……过了一会儿,文化官员把牌一推,和了五番,他用不大流利的中国话慢慢数着,王克平和芒克都伸着脖子看,真是五番,俩人都没声儿了。

     

(2)黄山  《撒娇》的元老们

90年,听说老芒克召集人去黄山玩儿,我们也跟着去凑热闹。


 

到黄山的第二天,早上大概四点多钟,天还黑着我们就出了门,走了没多远就掉起了雨点。

我们到了山坡上天还黑着,过了一会儿,东方才有点泛白,无边无际的云海深处渐渐亮了,云像翻滚着的波涛仿佛正向我们涌来,山上静的连风吹在脸上的声音都能听得到。

云层下面渐渐有了一道黄边,越来越大,慢慢变红,太阳从云海深处露出了火红的身影,山坡上顿时就乱了,人们开始欢呼、大喊。

太阳仿佛不是从云中,而是从海面上升起来的,太阳圆圆的贴着云海的边缘上升着,不一会儿,一道金光就照到山坡上了,人群开始欢呼,叫喊;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人群也开始散了,我们刚走了一小段路天就阴了,再回过头去看,太阳已经不见了,云象一团棉花似的飘浮在我们头顶上,仿佛伸手就能抓着。


 

在黄山脚下住了几天之后,老芒克、老乔、阿曲、马高明、柏桦还有孟浪、王云华、老门等一行人到了杭州,在杭州会合了杭州诗人金耕,余刚、梁小明,上海诗人默默、刘漫流、张亮、阿钟、冰释之。

为了这次难得的聚会,诗人们提议,按年龄顺序,每人一句,共写一首诗作纪念。

第一首,我开头芒克结尾,后面写的人可以看已经写好的句子,第二首,芒克开头我结尾,每人写完都折起来,谁也不知道别人写的内容。

诗写好了,芒克站起来给大家朗诵,得到了一片喝彩。

  

上海的诗人也是一群仙儿,《撒娇》、《大陆》都是精英荟萃的(油印)民间诗刊。

默默他们那群——“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的撒娇诗人宣称——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的死去活来就碰壁,老是头破血流……想超脱又舍不得这个世界,我们就撒娇。”

在杭州我们见到的都是撒娇的元老。

 

 冬天,默默到了北京,有一天他和阿钟到我家来,默默看了我写的那些句子说:“接着写,写多了就会写了。”

可能吗?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

我曾经跟林子清说起这件事,林子清说默默就是这样到处鼓励人家写诗,还真出了几个诗人呢。



 

(3)欧宁

   欧宁出生于湛江,大学毕业后,他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远离乡村远离故土之后,欧宁发现他与母亲之间缺乏交流,于是他写了一封《致母亲书》,在信中,欧宁对母亲讲述了他的成长历程。

欧宁写道:“一本署名为老木编选、内部交流的《新诗潮诗集》彻底改变了我的志向,我在数学课上写下了我的第一首模仿北岛的诗,《梦》……我在学校里成立了“探索社”,用蜡纸刻印小报和自己的诗集,开始用这些出版物来消化和演绎我看到的各种崭新事物。”(引自《致母亲书》)

 

八七年暑假,欧宁到深圳去会晤孟浪,在深大对面麻雀岭的一间大排档,孟浪和欧宁边喝啤酒边谈论诗歌,那是欧宁第一次喝酒,他喝的并不多,回去之后身上起了很多红点点,三天才消退。

 

欧宁赶上了诗歌的末班车,九十年代初,发展经济的大潮退却了诗歌的热浪,大学毕业前,同学为欧宁这个文学青年的前途下了判断:“向你这样的农村孩子,还写诗,一定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务农……”

于是欧宁提前开始写论文,提前着手联系工作,结果欧宁是班里第一个找到工作的。

 

“那时深圳开了也许是中国的第一间酒吧,从蛇口码头的外轮上走私的墨西哥小瓶装啤酒Sol和Corona大行其道,人们舍弃了港式的夜总会而在酒吧饮酒交际,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和社会空间出现了,它对音乐的需求量激增,这启发我成立了一个叫“新群众”的独立音乐团体——它其实是以前诗歌结社的延伸,要在这新的空间中继续以前在文学领域的表达欲和对“群众”进行启蒙的冲动;我开始策划演出……每次演出都出版小册子免费派发给观众——它可以说是对民间诗刊传统的再发展,我们分析罐头音乐的弊端,推举独立和另类音乐,主张音乐生态的多元化,倡导人们听音乐要使用大脑,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要成为“新群众”。(引自《致母亲书》)

 

九十年代深圳聚集着很多文化人,冰释之很内向,欧宁常约他谈论文学、诗歌,孟浪是个近乎完美的人,他内心纯净,做事耐心细致,黄灿然的诗很朴素,很美,这些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翻译上;过玄也很有意思,92年吕澎策展的广州双年展,参展的都是王广义这些一线画家,开展那天,过玄穿着件道袍就去了,很多人都看他,可能是搞不清楚他是参展画家,还是行为作品……

 

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紧急地带》的策展人侯瀚如向欧宁发了邀请,欧宁做的提案是关于城市里的村庄,他所关注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乡问题,侯瀚如认为他的提案很应题,于是,欧宁与他的团队拍摄了《三元里》。

三元里位于广州的城市边缘,城市化进程中它成了城市里的村庄,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一个身份模糊的群体,在行政管理方面,就造成了城中村的居民身份不清,管理权不明确的问题;在这样的城中村里,村民住的是没有街道的‘握手楼’,廉价的出租屋,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使之形成了一个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灰色地带,那种繁华背后的焦灼,前途渺茫的‘蚁族’生存空间,集聚着种种社会问题。

 

威尼斯双年展期间,欧宁在巴黎街头买了一张《世界报》、一张《费加罗报》,两份报纸都介绍了《三元里》,双年展结束后《法国电影手册》也介绍过这部电影。

05年,欧宁又历时半年拍摄了《大栅栏》系列片,08年在国内多个城市放映了其中的一部《煤市街》。


 

“不管是展览、杂志还是自我创作,都是我迎向一些令人困感的社会问题的媒介,我动员和邀请不同的智慧力量来探索求解,形成观点然后对外表达,只想让我们眼前的世界脱离混沌,更加清晰……

我这次在泰国,就是去看那里的艺术家如何在农村地区工作,在这之前,我已去过安徽、云南、江苏、河北和河南的农村,我也去过台湾,走访了许多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引自《致母亲书》)

 

2011年,欧宁在安徽黟县做了《碧山丰年庆》,他已经把对农村主题的关注,转入到了互动层面,他和一批艺术家在县里做了各行各业的普查,让艺术家与当地的手工业者合作,设计更新换代生产工具、为当地人放映电影、在祠堂里为留守的孩子搞诗歌朗诵会……

 

  “我第一次离省远行是去上海,那是1987年……当我看着黄浦江开阔的江面,听着海关大楼传来的钟声,这个城市的历史感像一颗致命的子弹命中了我,我站定在那里,眼眶湿润,灵魂一瞬间接驳上了许许多多我崇拜的、曾经在此生活工作战斗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刻,我决意以后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引自《致母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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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史   怀念老甘、老冯

 老史(史建全),人称史爷;老史年青时一直住在花市大街90号,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会找上门来。

   老史早年的色彩小有名气,他曾经跟过《红楼梦》、《西游记》等大型影视剧剧组,从美工到编剧,他即断断续续又始终如一的干了很多年,他创作的《片警》、《针眼警官》、《无悔追踪》等剧本,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电视剧。

 

老史和老甘、老冯都是好朋友,老冯住院的时候,有一天,老冯太太一早就打电话给老史,说老冯不行了,老史赶紧去了医院,他到医院时楼道里已经站了很多人,过了一会儿,老栗先生来了,老栗看了老冯的状况说,看这样老冯的展览得提前了。

老史心里挺难受的,回到家他就写了一篇叫《老冯走了》的短文,老史都想好了,去看老冯时给他念念,逗逗他,老史想像着,老冯听着听着就会笑,他会说:“这儿你得改改……”

老史揣着打印的短文去看老冯的展览,在展厅里见到崔健,还给了崔健一张……老冯的展览下午五点开幕,过了没多久,老冯太太就打电话来……

 

“老冯在创作上真是一丝不苟,甚至执着到了固执的地步……我的一个朋友说,这木雕要是做好了得逗,老冯做的东西就逗,一看就想乐。”老史说。

 

  “老冯手巧,这是他的天赋,有很多不起眼的东西到他手里都是化腐朽为神奇了……我去云南拍戏时带回来很多木瓢,老冯拿木瓢做了个脸谱,龇牙咧嘴的,缠了点麻绳;一个外地的中年男子,把这个小艺术品买走了,中年男子是一个普通干部,到北京出差,他说女儿是学画画的,买回去送给她做生日礼物,老冯七八十块钱就卖给了他,这钱的确不算钱,可是被一个懂得欣赏它的人买走了,老冯就挺高兴的。

“‘六四’那几天,外面都戒严了,我们俩在一个地下室里做木雕,我做了两件,他做了三四件,都不大,最大的也就两尺多高;后来我问他那几件木雕呢,他说叫一个南韩人买走了,好像是三件到四件,再加上他古董摊里几件所谓的玩意儿,南韩人花了四五万块钱一气端了;他有点心疼,我跟他说你别心疼,人家买走了一定会当好东西一样的保存,后来我又在少诚的展览上碰到过那个南韩人,他说他要办一个东方博物馆,专门收集亚洲的艺术品,他还想要买少诚的东西。”

 

“少诚这人活的很飘逸,他做完东西就随手给人,谁一说好,喝点酒他自己扛着木头打车给你送家去了。

牛子是个浪迹天涯的人(少诚小名叫牛子),当时在美术馆给他办展览,想从全国把他的作品收集齐了非常困难,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以展览图片为主。

那天晚上老冯骑车到我家,我说你看看牛子的东西,当时洗出来的小样有厚厚一打;老冯拿着照片,抽出一张“啪”往桌子上扔一张,扔完了,他说:‘咱们不认识牛子,牛子的东西是大师级的。’”


“老冯把摊儿退了,后来从北皋那小院又搬到了宋庄,那段时期他出了一大批东西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包括栗先生,都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年初他来电话说卖掉两张画,我从心底里替他高兴。

他说想盖一个大点的画室,想再画一批画儿,我把我那儿的好多颜色给他拉去了,拍戏这么多年,占公家便宜买的画布也都给他了;有一次,我看到他《最后的晚餐》那张画,我说我太喜欢这张画了,就是颜色太薄有点不肯定,他说我没法肯定,颜色全是蹭出来的,心里没底……就在他跃跃欲试准备创作的时候,查出癌症来了。

上帝再给他三年到五年的时间,他会留下来很多好东西;牛子也是漂泊一生,穷困潦倒,刚想踏踏实实在北京做一批东西…….”

  

“两个都是天才艺术家,这些年我无数次梦见他们俩,到现在大家坐到一块儿还经常聊他们俩,这些年,不断有陌生人因为他们俩跟我聊个没完。”


 

说老冯

  


我认识老冯的时候他就过着捉襟见肘狼狈狼狈不堪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活该,谁让自己从小就想当画家呢。结果画家没当成,想想,我就是一颗大精子。

我解释不了他说的大精子的生命力如何旺盛,死神之手轻轻地扼住他的咽喉,他就连唾液也无法下咽了,只能靠在肋下切开的一根静脉中插进的橡胶管子补充着各式各样的液体,维持着他在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日子。

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

 

望着老冯槁枯得可以吊起来,做人体解剖的骷髅标本样的身体,我迷茫地扪心自问,人类需要艺术家吗?社会需要艺术家吗?世界需要艺术家吗?如果答案是否的话,那么艺术家就是最自私的人,他们只顾自己的好玩和快乐,他们的结果真的就只能是——活该了。

我们的社会缺水,缺电、缺钱、缺房子、缺医疗保险,缺新鲜的空气,唯独不缺的就是艺术家。

为什么他们不换一个活法?


美国的一群科学家为了改造这个龌龊世界,突发奇想地要复制一根人类干净、纯洁的神经,结果,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疯了,剩下的全信了上帝。聪明的上帝并不象科学家那样愚蠢,他把这使命交给了艺术家,于是艺术家们带着上帝的委托一代又一代的,前扑后断的创造着,复制人的新的生命,这是令魔鬼都惧怕的顽强的生命,他净化着人们的灵魂,他鼓舞着人们勇敢与热烈的生活着,他赐于人类一个最真诚最美丽的世界。

老冯就是上帝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一个志愿者。  

他是天生的——艺术家。


他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严格的说是那个年代的即得利益者,他本可以享受,可以去做生意,可以开公司,可以倒卖红头文件,甚至可以不劳而获,但他偏偏参加了上帝组织的这只“志愿者”的队伍。这不乏他血液里渗透着他父辈的秉性,他说:我爸那时也算追星,读过几本书,揣着本唐诗三百首,也不嫌累,楞从广东走到延安去了。

老冯则死心踏的跟着上帝走了。而且,他的作品证明他很出色的完成了上帝交给他的任务。在这只队伍里老冯算是勤劳,不偷奸耍滑的一个,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出他抄袭,模仿了谁的样式。


跟他交往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没看他买过什么画册,没看他认真研究过哪位大师的作品,甚至也没见他读过几本书。他曾为朋友画出的好画惊讶过,佩服过,随着社会的开放,他才知道,不过是那些朋友最早掌握了几本外国画册而已。老冯的作品则不然,完全是他历经磨难和调侃生活态度的展示。

80年代初,他的油画《自在者》就是他自身的写照。时任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蔡若虹先生写文章这样说他:象这样的人不应该让他们拿扫帚去扫马路,而应该让他们拿画笔去扫画布。随着蔡先生的文章,老冯彻底的被从工厂开除,连扫马路的工作都没有了。从此他成了社会之外的人,过上了丧家之犬般的生活。


英国作家毛姆这样诠释上帝派给艺术家们的任务:贫困和艺术家是孪生兄弟,艺术家就得过着贼一样的生活,有时比贼还要贫困。

 

这话在老冯身上一点没糟蹋的得到了验证。为了吃饭养活老婆孩子,90年代初他租了一个小古董摊。他的秉性却使他“不务正业”。人家生意做得有模有样,他却收了一大堆乱七八糟卖不出钱的东西。货架上摆着一大排各式各样的带小烟囱的,有烧碳的,有烧水的铁熨斗,再不就是巴伐利亚时期的碎冰机和破啤酒罐。这在古董行里是卖不出钱的,他全不管,只要喜欢就进贷。几位下海的文人做古董生意都发了财出了名,还出书立传,成了玩瓷器或木器的领军人物,他却还是半吊子,半通不通。整天摆弄着木头,破钟表机械。古董摊成了他的工作间,他用钟表机芯组合做成的《机械人》令人扼腕叫绝,尤其是用旧电话机改造成的《电话人》(笔者起的名)更是奇思妙想。佳德拍卖行第一次做艺术品拍卖,专门到他家要求把这件作品拿到拍卖会上去。他舍不得,最后拍卖行的人说,这是本公司第一次进行艺术品拍卖,最好拿去壮壮门面。这届拍卖会只有老冯和钱少武的两件雕塑作品,最后他还是把这件作品抱回了家。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玩世不恭使很多人并不喜欢他,甚至都懒得和他说话,用北京话说,他有时说话“忒孙子”。这肯定是他自持有上帝做后台的放肆。如果他不是这性格,他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是。如果他通融一点,他也许现在是某个艺术院校的老师,或者是某个艺术团体的专业工作者。起码每月有三百多块钱的“低保”,这就是他自己说的“活该”了。

80年代初,“油画研究会”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一位资深的“大领导”审查作品时在他的画前眉心微蹙,这使得在场的诸位画家们惶惶不安。结果是:摘下来!老冯不知深浅(到现在他也不知)地蹿上前问:凭什么呀?

“老百姓们看不懂!”

“老百姓懂贝多芬吗?”老冯“无理”的追问使参展的画家们慌了,赶紧把他拉到一旁劝说。如果他的“无理”继续下去,只能是他这颗老鼠屎坏掉一锅汤。

画终于摘掉了。老冯骑车回家取来了另外一张《荷花》。画家们看着他几大块翠绿画出的荷花不无感叹:冯国东的颜色是厉害,就这几块色很有张力。

他的作品独树一帜,给“油研会”添抹了奇异的一笔色彩。当时一位画家说“没有冯国栋,油研会就不好叫研究会了。


老冯的作品感染过一代人,他为数不多的油画作品无疑的将在中国油画史上留下一道清晰的足迹。

 


老冯喜欢摇滚,喜欢崔健,喜欢披头士。

当年叶浅予先生看过这个脏了吧叽的年轻人的画喜爱有佳,为了得到他的一张画,叶老提出拿自己的一张画跟他交换。后来我问他,叶老的画哪儿去了?他说他换了一台小录音机听《一无所有》了。

存在叶老那里的老冯的那张画,在叶老故去后,则在近年的拍卖会上卖出了老冯一生从来没有挣过的一大笔钱。

老冯没富有过,可以说他没过一天好日子(他听了一定不同意)。但他总是快乐着。上帝招唤他的时候,他还哑着发不声来的嗓子调侃着上帝,调侃着自己,调侃着这个世界。

……



             史建全

            2005年12月7日早晨

 

此文写完不过20个小时,老冯死了

 

 

老冯死了

             悼冯国东

 

老冯死了。和阿基米德一样的死了。

罗马军队攻进城时,阿基米德正在实验室里凝视着木板上的几何图形。士兵的脚步声惊扰了他。他愤怒的喊道:“喂!你弄坏了我的图画,赶快走开!”他的愤慨激怒了罗马士兵。他要求把原理证明完再走,但无知的士兵,用剑刺死了75岁的这位“数学之父”。

57岁的老冯死在自己的画展开幕那天,他扛着一口气,硬顶到这一天。这次画展对他来说却是生命的终结。换句话说,他用死换来了这次展览。比阿基米德幸运的是,当他身体将被彻底掏空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还画了一百多幅自画速写,至到他死亡的前一天,他还握着画笔。

这不禁又使我们想起死在浴盆里的马拉。

展厅的灯光熄灭,他的生命也走了到尽头。时间就是如此精确。这不是语言上的修饰,这是生活真实的蒙太奇。唉,生活永远大于艺术!


老冯的死对我来说并不突然。九年前,牛子(甘少诚)死的时候,朋友们就对他说:你也准备准备自己的作品吧,别给朋友们找麻烦。看你吃过的西瓜皮,一眼就知道哪块是你啃的,跟掉了齿儿的犁耕过的地一样。他咧着被酒精和黑烟腐蚀得跟小栅栏门儿似的牙齿,笑笑:我的肝和肺早就乱七八糟的了,卖给大街上做卤煮火烧的人家都不要。这话我信,多年饥寒交迫的生活早让他没人样了。

他推掉了小古董摊的生意,在宋庄买了一处很不象样的房子,潜心创作。可他较真的秉性,或者说强迫症,使他对破房子没完没了的改造,就连院里的茅房他都加盖一个象模象样的天窗,这一干就是四年。村里人看过都说,我们农村人都没这样干活的了。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栗宪庭先生这样说:他靠自己的双手,又作瓦工又作木工,还兼管工、电工,修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住房的方式,都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看待它的意义。杜尚倡导生活就是艺术,还有西班牙那个用一生的业余时间自己盖教堂的邮差,都已经被现代艺术史公认为具原创意义的艺术。而象盖房子这些粗活笨活,冯国东所以乐此不疲,就因为他从来不把这些活计仅仅当作体力活,而是象杜尚和那个邮差一样,把这些劳作当作施展手艺和消耗生命的艺术了。生活和生命,一点一滴从冯国东的心灵,流到他的手上,经过精巧的把玩和雕琢,变成艺术。冯国东的一生就是这样一种宣泄生命力和施展巧手的艺术。


每次见老冯的时候,冥冥感到他的时间不多了,总劝他挑好木头做,不要跟烂木头上的疤癞结子没完没了的较劲。他却说,没想法,容易糟蹋木头。至今我送他的那几块云南的映山红和广西的铁梨及一大块专做小提琴面板的木头还甩在他家的角落。他硬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把一块块烂木头做成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品,这就是他的能耐。

他能耐大了去了。癌症手术切除了他的食道,把他的胃从心窝提溜到心口,挤在肺和心脏中间,他很不满意大夫的手艺,认为没有自己缝的好。如果自己做这活儿,一定很漂亮,而且也会把胃放得比现在舒服。这话我信。有一年我和他到云南拍戏,导演突发奇想要加一场模仿卓别林的戏,需要一双翘头皮鞋。这可犯了难。老冯从宾馆捡来一双旧皮鞋,楞是和导演的新皮鞋合二为一地缝到一块,精美绝伦。

老冯死在他画展开幕的日子里。

那天,天亮的时候我刚写完一篇《说老冯》的小文,准备开幕翌日到医院里去念给他听。我还一遍遍地编织着他听完以后,坏笑着夸我写得好的语言。想想真是开心的事,他开心,我也开心。可惜只隔了20个小时他没能听到。


画展结束,一堆朋友聚到一起喝酒。席上,大家为老冯点燃祝福的腊烛。祝福内容却很茫然,说啥?祝他身体健康?显然不可能了。祝他画展开幕?可苟涎残喘的他躺在医院里根本看不到。

摇曳的烛光唤响了手机的铃声,老冯媳妇来电话——老冯走了!


今天,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哭着喊着还要交党费的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了。

可象老冯这样临死还握着画笔(不是猝死。猝死是指拿着画笔一不留神就死了的主儿,而他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却还握着画笔的人)的艺术家生活中却有,而且——很多。

世界上的人们都象艺术家那样工作时,那这个世界就美好了。罗丹说。


              史建全

2005年12月11日

 

   


老冯去世后,老栗先生编辑了一篇叫《大家聊起冯国东》的文章。

老栗先生讲到:“宋庄十年联欢会上,大家开玩笑,每个人都发奖,也给了老冯一个奖,让老冯上去讲两句;老冯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领到奖,我除了想哭没有什么想说的’,底下哄堂大笑。”


张伟说:“他年纪比我大一些,我总觉得他像是我哥哥,这二十年在美国的生活,只要想起北京,想起冯国东,都像想起家人一样的亲切……冯国东总是用一种诙谐的态度看待生活,什么困难他都能‘轻松’的去面对,我觉得他非常值得敬佩;他的语言非常有魅力,就像他的画一样,他的为人处世,那种平民化的生活态度,处处都表现出一种大师气派。”


刘是说:“我觉得他从头到尾,不管干什么,就象画画儿一样,卖古玩,谋生、或者给人做个灯箱,对他来说,都在体验创造的乐趣。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跟他做朋友,跟他聊天,一是他那种说话方式,他说出的东西是让你感到意外的,特嬉皮,特有自己的人生态度,而且特别尖锐;你看他桌子上的每一样东西,都能体味到一份创造的乐趣,他没钱买杯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楞把酒瓶子给锯了,把茬口磨平弄成一个个杯子。

有一种艺术家,生活就是艺术。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他开古玩店的十年没离开艺术,虽然在拿古玩换饭养活自己,但每一天,他那手,那脑子还跟画画一样,他的生命力还是不断的在把‘这个’改成他的‘那个’,跟他画画一样,你听他做生意了,但实际他还跟艺术家一样。”


老栗先生说:“他的木雕也有象阿尔谱的东西,但是其实他组合的东西是最幽默的,比方木瓢的,他就在组合和结构上很精彩;他这点象王克平的语言方式,都是从根雕过来的——“随形”……但是他的随形很象现代主义里面的元素,随形一个基本抽象的东西,比如葫芦的形,他就用葫芦那种圆形,不断地组成女人体,这是一个基本因素,一下就把原来的根雕提高了,他这类的作品挺多的;还有在组合上,包括电话、钟表,就是西方强调的**物,现成品,非常接近达达、杜尚这条线索在做作品,但是他全是自己悟出来的。”


老史说:“他还是一个大男孩儿,这也是艺术家难能可贵之处;所有艺术家,所有成功的艺术家,都有这种大孩子的心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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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的影像

  


  总有许多散乱的画面在我内心深处飘荡,仿佛是重叠在一只不经意被打开了的盒子里的旧时光,偶然有一道光从那里穿过,于是我就能看见它们在我心里旋转起来轻飘飘的上升着,上升着,像是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似的,我的目光就这么跟随着它往时空的深处走,走到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已经消失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哪里,更不知道我是谁。

隐隐约约的我仿佛能感觉得到在遥远的空间里存在着的另一个世界,我不仅会出现在这里,也同时正出现在那个世界里,那些画面就象是有关瀑布和瀑布的倒影连接在一起一样,轰鸣声早就压过了真实的那一层画面,而这个时候我心里的无数影像有点像即将磨断了的绳子——无论是已经悬在半空的还是即将出现在下一幕的,都是开端也都正在结束。

不是因为那些重叠的影像让我恍惚,而是我心里总是有许多事情的开头跟结尾始终连着,我相信它们绝对不是幻觉,那种扑面而来的情绪是我能清晰的感受的到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离我很近甚至是触手可及的。

我并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一丝恐惧,倒是让我时常期待着有一天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画面能够像现实一样随时随地的出现,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被恍惚折磨着,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能听到很多的声音,有时是呼吸声,有时又是低低的拍打沙发或者是挪动椅子的声音,甚至有时我会感觉到自己的后背一阵发凉,很多东西一起挤在那里注视着我……我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怎么样,我总是屏住呼吸等待着,我能感到它们的呼吸,而且能感觉到他们仿佛也正急切的想让我发现他们。

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令我迷恋,我开始期待他和他们,就像期待一段恋情——就像我常说的,烧坏了脑子的那种。

现在想起来,那些仿佛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遥远的能让我说起来就仿佛是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即轻描淡写又索然无味,有那么点儿离题万里般的不着调儿。

感情浓重的那些记忆可能都被夹杂在里面的恩恩怨怨洗刷尽了,就像一座空置了些年月的城池,多年之后岁月除了留下一些忧怨也再不会额外赏赐我们什么了,更多的时候我到希望它能像一片空地甚至是一座澄明而辽远的无名湖泊,只是这种感觉多少让我感到渴望而不可及,于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彻底的宁静,就像死寂的从来都没有时间走过的一片原野,抑或是一个幻灭的预言……

无意中翻看起自己的情绪,我才发现,这世界是那么的虚假!比如大脑中情绪的细微变化本来是我不曾察觉的,兴许很多时候我都是被他们操控着的,在他们的诱导下我烦闷无聊,甚至气急败坏;说到这儿我才发觉自己幼稚,我发现,诱惑并不完全来自他或者他的身上,而那些令人情不自禁的感受,其实是我根据他的某种暗示自己编织的,那些暗示说白了也就是些虚幻的眼神抑或一些含情脉脉的亲昵举动,而这一切往往比什么都更能让人智商下降,甚至高烧不退;而我总会在那些本来不应该去理会的暗示上再傻傻的添加上诸多的一厢情愿,加工复制再加工复制,直到自己被自己制造的幻象操控了才觉得满意,确切的说是直到编织出彻底的一厢情愿才肯罢休。

或许这就是整个恋爱季节的秘密。

他的样子在我心里已经一片模糊了,我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还把他留在心里,而且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他放到他应该被放到的地方去审视、放大一下,比如说一些大杀风景的事儿,经管我不愿意去想,但是仍然有很多于此相关的画面不由自主的在往上涌,一层层的由浅至深的幻象从我眼前飘过去飘过去,仿佛是在一个无形的舞台早已经开场了的一般,我心里其实很清楚,在生命的某个地方,我这一生一直都在那儿存在着——无论我同意与否,它都在以我的命运的形式运转着,我只能在时间里遇上它们的时候,跟着时间里正上演的一幕去哭去笑,除此之外我做不了别的。

那些有关我的事儿都藏在哪儿?我今生又注定要遇上谁?

我发了疯似的想追赶前面的画面,可是,我发现,像是隔着一道墙,那个若隐若现的我让我一阵阵心疼,我想飞过去,我想拽住她,或者像影子一样的跟在她身边都行,然而,这个我和那个我像是同一个梦,一个无法聚合的影子,在时间的隔绝中各自孤独着,注定不到生死的尽头是不能相遇的。

心突然往下一沉,念头就空了,那些影像也就自然而然的断了。那些幻象在我眼前清晰了一下又渐渐的虚了,于是,我又像进入了预定程序一样,自觉的选择了心不在焉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像是在面对着别人的事儿一样,可以完全不过脑子。

时常我都是这样的,只要不是发现刀架在了脖子上,从来都是不动脑子的,就仿佛出门时根本就不用带着脑子一样。

现在我能想什么呢?真的不会想什么,心里虽然是空白的,脑子却是仍然发着烧的,仿佛世界就是鲜花和鲜花盛开的海洋,微风都长的像菩萨一样似的……

那天的梦里我还梦见了他,他坐在沙发上,没有什么表情的看着我,我不知道或者是对我自己的反应没有留意,反正我没一会儿就醒了,不知不觉的就又接着在想他,我想他是病了,身边也没有什么人会关心一下他,想着想着就想到现在他可能正需要我,说不定他在我睡着了的时候已经打过我的电话了呢……

事情到了这里,就开始缺乏想象力了,这里是触及到了现实的礁石的浅滩,许多令人乏味的景象旋转着泥沙具下般灌进了我的脑子。

我没办法把自己从胡思乱想中拯救出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早就分不清幻象和眼前必须要面对的事儿的界限了,已经这样了我还能怎么样?我就欢天喜地的看着那些影像象上上下下的两个磨盘一样,不断的幻化出一些镜像又不断的碾碎着一些镜像,日复一日的就这么继续着继续着。

到什么时候都一样,遇到谁也都是一样,不是报恩的就是报怨的,不是讨债的就是还债的。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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