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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古希腊是如何对德意志施以暴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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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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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对暴政的反叛

从单纯静穆的古希腊到酒神超人的古希腊,个中的关键环节是尼采。但在巴特勒看来,从反抗温克尔曼的古希腊的角度看,海涅要比尼采更重要:“我最终给出的结论是,真正给温克尔曼的希腊理想以致命一击的人并非尼采,而是海涅。”(p10,概要)

海涅

巴特勒将海涅称之为“反叛者”,此言不虚。海涅对古希腊文学十分熟悉,他能够阅读诸如荷马史诗等古典文学原著。他对古希腊文学和艺术是充分给予了崇敬之情的。但是,海涅却极为轻蔑德国人对古希腊的拙劣摹仿,特别是对所谓的希腊精神的顶礼膜拜。原因很简单,一代有一代之艺术,当代的德国人可以摹仿希腊的某些片段,却根本无法重现希腊的整体性。在《论浪漫派》中,海涅把当时德国盛行的所谓“希腊艺术”称为“园丁培育出来的成品,不是阳光照耀后生长出来的果实。”他还评论说:“莱辛彻底摧毁了对法兰西假希腊文化的模仿,然而他自己也指引别人去学习古希腊真正的艺术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助长了一种新式的愚蠢的模仿。”(p23、p27,论浪漫派,《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巴特勒则总结道,海涅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解释成没有生命且僵硬的东西,并真正将酒神狄俄尼索斯引入到德意志,成为了尼采关于悲剧的观点的先声(p415,第七章)

《论浪漫派》

这种反抗在尼采手中更加入木三分,尼采极其厌恶的指责有些德国人将历史只能作为一种虚伪的知识所崇拜,完全没有将生活与历史统一起来,从而将历史拉低到自己的层次上。而且,这些历史根本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古希腊。尼采使用了另一个词“宦臣”(P41,《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与“暴政”可谓相辅相成。

但即便是海涅,在反叛温克尔曼之余,仍笃信德国哲学将会带来自由的新时代,相信德国哲学的“内圣”会开出自由与必然的“外王”。海涅说:“我们这样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民族是必定从宗教改革开始,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从事于哲学,并且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的。”(p337,论德国的宗教与哲学,《海涅选集》)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如果说法国走的是血与火的大革命,美国走的是独立战争,英国走的是小市民般的光荣革命,那么德国则是精神革命。但在这种精神革命中,温克尔曼的“单纯与静穆”也好,海涅的哲学革命也好,甚至尼采的超人精神也好,都没有如愿以偿的将德国推送到一个良好的新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已经证明了这些。

四、致敬雅典娜

正如海涅谈论文艺的《论浪漫派》被普鲁士政府查禁,巴特勒的《暴政》也被纳粹政府禁止翻译,毕竟在《结论》里,她明目张胆的宣称:“德意志的民族英雄皆幻化为超人,其中许多人都赋有魔性并处在恶灵的掌控当中,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先知和先驱。”(p462,结论)

但即使没有这句话,《暴政》仍然不能摆脱被德国人禁毁的命运,因为通读全书后,我们能够在优美流畅的散文语言中清晰的辨识出作者的政治意图,横刀所向的是纳粹德国那粗陋浅薄不堪佩戴的古希腊面具。正如Thomas Meaney所说:“希特勒所能想到的关于希腊的全部,无非就是多立克的柱式和斯巴达的体魄,这也是他期盼德意志民族能够达到的形式。”(“Half-Finished People”,伦敦书评,Vol.34 No.19·11 October 2012)因此,这本谈文论艺的书之所以被禁,正是对纳粹德国的美学精神予以釜底抽薪,指出纳粹顶礼膜拜的希腊是扭曲而拙劣的。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在技巧上和美学形式上再精美,也无法改变其希腊精神内在虚假的实质。

古希腊歌剧院遗址

更何况,巴特勒着力刻画和赞美的悲剧角色海涅,既是对温克尔曼的反叛者、拆台者,又是一名犹太人。在此时纳粹德国眼里,高贵的单纯是种族净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海涅既不高贵,更不单纯。

Thomas Meaney指出,《暴政》一书建立在两位前人的著作之上,其中之一就是海涅的《论德国哲学和宗教的历史》(“Half-Finished People”)。海涅在纳粹德国的境遇预示着更猛烈的暴风雨的来临。《暴政》的出版不仅挑战了纳粹德国,而且也在向二战之前犹如鸵鸟般沉睡的欧洲进行提醒:战争就要来临了。在我初次打开《暴政》的时候,简直要怀疑处处是微言大义。譬如,巴特勒为什么要“致帕拉斯·雅典娜”?而不是阿波罗、狄俄尼索斯,或是别的什么神祗?于是又想起了海涅,在《论德国哲学和宗教的历史》的最后一段,在预言德国将在完成哲学革命后迸发出强大的行动力量时,海涅提醒法国人要时刻做好战争的准备:

“你们在那些摆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的席前尽情欢宴的裸体的神仙和仙女中间,会看到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尽管处身于那样一种欢乐和安逸的气氛中,却始终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那就是智慧的女神。”(p341,《海涅选集》)

面对,唯有身兼智慧与战争的女神雅典娜才能自救,这便是巴特勒将《暴政》题献给雅典娜的原因。

五、在中国

不管怎么说,纳粹德国毕竟已经远去了,在今天将这本书翻译至中国,是否同样有一些微言大义呢?

不妨先听海涅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英国发明家制造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机器人,但却无法给它一个灵魂。机器人日日折磨着发明家,希望得到一个灵魂,不堪折磨的发明家逃走了。可无论他逃到哪里,机器人始终跟着他,向他索求灵魂。海涅说:

“如果我们创造的肉体向我们要求灵魂,这是可怕的。然而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个灵魂,而它竟向我们要求肉体,并以这种要求折磨我们的话,那就更为令人生厌、令人恐怖和令人战栗了。我们想出来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一直到我们给他一个肉体,一直到我们把它促成感性的现象为止,它是不会让我们安静的。”(p291,《海涅选集》)

这则有趣的故事展现了英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前者太过“唯物主义”,后者太过“唯心主义”。或者说,是经验优先还是观念优先?

《暴政》的译者林国荣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附论作为后记,检讨了古希腊时期哲学与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割裂与对峙”(p483,附论),重点分析了苏格拉底一派以照料灵魂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优越性对渴望哲学教育的年轻人进行召唤,但牺牲了“常识和人类生活的复杂性”(p491,附论),反而导致了这些年轻人丧失了政治意识、历史意识,不再懂得使用民主的技能,最终导致了雅典的覆灭。而这与《暴政》描述的德意志图景极为相似:因为臣服于形而上的希腊精神,德国的诗人和艺术家只知道向德国民众描绘高远苍茫的高贵理想,却没有承担起通过文艺向大众传授常识、教导生活经验的任务,这导致了德意志民族在走向现代的路途上缺乏实际常识与经验,对高贵理想的执著最终通往了悲剧道路。

其中有些话听起来很耳熟。2000年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在思想上,以施特劳斯对古希腊经典的注疏著作的引介为开端,渐及施特劳斯的朋友弟子著作的翻译,又间接推动了如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活跃;在学术上,以施特劳斯解经风格为典型的西方古典学(而非以往以语言学、文献学为典型的西方古典学术)成为显学,间接推动了中国古典学术在今文经学、经学史方面的日渐繁荣;在现实中,上述思潮一定程度上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关切和干涉。

于是,我猜测一定会有读者产生联想:与那些错误摹仿了古希腊艺术的德意志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也在错误摹仿古希腊的哲学?这些面容模糊的古希腊圣哲,是否在遥远东土的礼乐废墟上进行着新的暴政?是否也会像海涅所说的那样,先有了灵魂再去渴求肉体,从而会产生令人恐怖和战栗的现实后果?

再次回到海涅的故事,并考虑到巴特勒作为英国人的身份,我们同样感到不陌生的是,与上述思潮几乎同时,有一股与之相反的思潮也在涌动,在学术上他们有的推崇剑桥学派,有的奉英国保守主义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圭臬,都主张英国的经验主义;在政治思想上则推崇英国的政治传统;在现实中,则将2000年以来逐渐失去理论感召力的部分自由主义者、“公知”或隐或显纳入了自己阵营。

所以,《暴政》在此时此刻被翻译成中文,可以视为上述英国经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进取。一个英国人就古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进行了“起诉”,《暴政》就是“起诉书”,其中译本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经验主义者,就古希腊对中国的暴政进行了“起诉”——当然还远达不到审判的高度和水准。

这不仅仅是思想的交锋,更具有政治的内涵。因为二者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形式,往极端了说,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与英国小店主们组成的公司,二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的差异。

当然,我无意对上述两个思潮进行学案式的人物梳理,更无资格进行观点上的褒贬或是分出品位上的高低。事实上,上述两类书籍我皆常备案头,我唯一发愁的是何时能读完。《暴政》一书就耗时良久,但不是因为其文字晦涩难懂,而是因为其散文式的语言和旁征博引的风格,与现在常见的术语规范的论文和专著完全不同,毕竟这是一部1930年代写成的书啊。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豆瓣友邻SALT、余一泓、夜中及其他好友帮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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