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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生而有罪:我的父亲是纳粹杀人犯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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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黑侠 帖子:728 积分:7222 威望:0 精华:0 注册:2012-10-3 17:01:35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5-19 10:42:35 [只看该作者]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谈谈,解释一下“那时”——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

 

事情过后几星期,有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莱格的人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一边拿起其中一页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么,问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莱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 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处。”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要不要?这里,听听这一段,‘此处曾居住有玛塔·科莱格,2 岁;安娜·科莱格,6岁;弗莱迪·科莱格,12岁;哈里·科莱格,42岁和苏珊娜·科莱格,38岁。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驱逐出境。孩子和母亲正式死亡时间,1944年1月14日。父亲被正式宣布失踪,死亡地点,奥斯维辛;死亡原因——’你还想听更多的细节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讲过这些吗?”

我什么也没说。我心神恍惚,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父亲从没告诉我,我们住的房子是没收来的。我还以为它一直属于我家。见鬼,我对我儿子能怎么说呢?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亲生父亲?

我向赫斯特说了此事,他答应同迪特尔谈谈,但于事无补。相反,儿子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的父亲。赫斯特也没把事情处理好。他是个坚定的绿党,认为自己属于左翼。在他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像生态问题、核能源问题,才是我们时代的大事。他试图以此来说服迪特尔。他坚称,德国青年今天的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应当放在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是哲学家的事,与十几岁的青少年无关,今天的青年人应当示威反对核电站,反对环境污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会条件制约,必须等待社会变革,那时法西斯主义自然就会销声匿迹,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论,全是废话,迪特尔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想插句嘴,可赫斯特正说到兴头上,谁也没法打断他。

迪特尔终于放弃努力,可赫斯特还在天花乱坠地说个不停。我想从中缓和一下,问迪特尔现在对此有何感觉。儿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说了一句话:“说了半天,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说着他站起身来,回房间去了。

随后几个星期一塌糊涂,除了争执、吵闹和眼泪之外,别无其他。迪特尔和我就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势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边儿看电视,拒绝卷入,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废话,告诉我们消停下来,不要事事那么认真,但对我们无济于事。并且,恰恰相反,迪特尔事事都很认真。

我担心我可能要失去儿子。我没有与父亲决裂,尽管听了他讲的一切。但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我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

在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当然试图说服迪特尔。我们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讲话。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再听我说一次。我竭力想对他说清楚,父亲对他的工作都说过什么,我谈到了我们去奥斯维辛的那次旅行,还有我年轻时的其他事件。我想让他明白,关于父亲的过去和民族社会主义,人们是怎样告诉我的,我对这些叙说有何反应,它们是否或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清楚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当我像他这个年龄时,从来没想到过参加学习小组,调查我们城市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与今天的青年人相比,我们那时很愚蠢、天真、沉闷;也或许,这个题目那时还过于敏感。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迪特尔不再那么怨愤,安静地听我说话,还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不会不惜一切地为我的父亲辩护,他的外祖父决不应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而他也不应认为,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前纳粹分子。我还让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睹他的父亲伤害生命,或者如果父亲没有显露他的这一面,就很难决绝地将他说成是杀人犯。

当然,是的,我主要是请求儿子原谅,除此之外,还要体谅我的处境。我清楚表明了我对以往的否定,对父亲行为的批判。可能,这对我们的和解起了关键作用。

这次谈话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奇妙的事。我与儿子结成了反对我父亲的同盟。我越来越关心他们小组的工作,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搜集和发掘的一切。他们学习小组频频在我家碰头,我会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讨论。今天的青年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让我着迷。这一代人完全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那么扭捏、拘谨、胆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事了。我仍然每星期去探望父亲,每次去之前,我都准备同他谈谈,却一直没有开口。他走路不方便,听力衰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通常推着轮椅陪他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散心。我没有勇气问他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了我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

我曾试图劝说迪特尔陪我一道去养老院探望,和他的外祖父聊一聊。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你父亲。”我也认为,他同外祖父的谈话不会很愉快。

但最终,迪特尔还是让步了。我父亲很高兴看到外孙,他有将近一年没见到他了。他问起他的学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谈话。我以为迪特尔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但我错了。东拉西扯之后,迪特尔转入了正题。他向我父亲提出了曾问过我的同一个问题,即他是否认识科莱格一家,我父亲回答说不认识,他从没听说过他们。迪特尔很固执,问他如何得到我们那所房子,父亲告诉他是买下的。迪特尔又问从谁那里买下的,父亲回答说是一位房地产代理商。迪特尔问他知道以前谁在那里住吗,父亲回答说不知道。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迪特尔实际上并没有非难我父亲。他问一些简单的问题,父亲以他惯常的直截了当的态度回答。我开始以为或许父亲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迪特尔并不气馁,仍像检察官一样刨根问底。我父亲终于失去了耐心。他问迪特尔:“你到底想问出什么?”于是,迪特尔讲了他们的学习小组和他们发现的那些文件,讲了经证实曾在我们那所房子居住的科莱格一家人遭到了驱逐。

 

但父亲否认一切。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是按通常方式买下这所房子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在他之前有犹太人在此居住。迪特尔不相信他的话,但隐忍着没有挑起争执。他悄悄对我说,和他谈这件事毫无意义。谈话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那一天,对我来说,父亲死去了。我不再认识那个我继续去探望的人,他也不再让我感兴趣,我推着轮椅陪他散心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事情。那次探望之后,我们再不曾深谈过。我发现他是个撒谎者。我不想回忆我这一生中他对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谎话。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切无疑的。我被告知的一切,可能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全属歪曲。

现在,我每月只去探望父亲一次。迪特尔再没有去过,我也从不要求他去。我现在站在了他这一边,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没有受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影响,这很好。他在成长过程中,要比我更自由自在,对权威的畏惧更少。但讲到我儿子,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我和他与我父亲的疏离,这是由他导致的。生活在养老院中的那位老人于我已是全然的陌生者。现在,即使是另外一个人坐在轮椅中,我也可以推他绕着花园散步,我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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