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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贫困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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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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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贫困作斗争  发帖心情 Post By:2018-4-17 11:10:21 [只看该作者]

 

  文 | 卓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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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子遇仙记TheKid(1921)片段,流浪汉的梦境。

  1899年盛行留络腮胡子,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都不例外。那年头,见到的是荒诞而夸张的行为,贫者与富人的天壤之别,还有写满了漫画和报纸的愚蠢偏激的政见。

  母亲从未跟我提过这些,她有自己的战争要打。那年雪尼(编辑注:比卓别林大四岁的哥哥)十四,已经在河滨马路邮局里做了报差,不再念书了。母亲继续靠缝衣服挣点微薄的收入。那时她在一家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衣能拿一先令六便士,需要工作十二小时。母亲最多一周内缝了五十四件,总共只能拿六先令九便士。靠母亲缝衣服挣的血汗钱和雪尼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勉强可以支撑得下去。

  我常常在夜里醒来,看见母亲缝衣服的样子,她低头凑近缝纫机,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而微微张着嘴,盯着在缝纫机下高速移动的线。重复的机器声会让我再次进入梦乡。常常是因为某一笔分期付款的钱又要到最后期限了,母亲才会这样缝衣服缝到深夜。

  后来遇到了一件难事:雪尼需要一件新衣服。因为他一周七天都穿着那套报差制服,惹得所有朋友都取笑他,导致他有两个周末都足不出户。母亲想尽办法凑足十八个先令,给他买了一套蓝色的哔叽衣服。这就导致了我们入不敷出。所以雪尼周一穿制服去上班时,母亲就把那套哔叽衣服当了,换来七先令,周六再赎出来给雪尼在周末穿。

  一年多来,这已经成了惯例,直到有一天那衣服已经开始破损,当铺的伙计说什么也只肯给三个先令了。这算是一个大打击,一向坚强的母亲也急得直哭,那七先令可是用来维系我们一周生活的啊!

  同样,我在兰开夏童伶班的那套衣服也已经破旧不堪,到处是补丁,变得像小丑的戏服一样。

  有一天我穿着这身衣服,遇到了当时在斯托克韦尔街的玩伴。我羞愧得不好意思问他来这儿做什么,他却很亲热地跟我打招呼——我知道他不过是在打量我的窘样罢了。于是我尽量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跟他说,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刚去上了一节讨厌的木工课。但他对我的解释并没有兴趣,又问起我母亲,我笑容满面地说她去乡下了,还关切地问他:“你还是住原来那儿吗?”“是啊。”他盯着我看,好像我出了什么大错似的。我突然冒出一句:“那我回去了。”他淡淡一笑,跟我道了别,然后不急不慢地走了,我则气恼而羞赧,匆忙朝另一个方向跑过去了。

  母亲经常教导我:“总是取悦别人也许什么也得不到。”可是她自己却并不这样做,我也常常因为这个而觉得丢脸和气恼。有一天,母亲在路上停下,责怪几个欺负流浪女人的孩子。那女人衣衫褴褛,留着短头发,这在当时极为少见,所以小孩们大声笑话她,对她推推搡搡,多亏母亲帮了她。这时那衰弱的女人却认出了母亲:

  “莉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啊。”

  母亲立刻认出这是个演歌舞剧时认识的老朋友。我非常难为情,只好在拐角那儿等她过来。那些孩子都嘲笑我,我恼怒地回头看着母亲,她居然和那流浪女人一边说话一边向我走来。我听见那肮脏的女人说,她抱过小时候的我,这真让我一阵反胃。更难堪的是,一路上都有人盯着我们看。

  母亲说这女人当初漂亮又可爱,人称“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不过据那女人自己说,她病过一次,出院后就穷困潦倒了。

  母亲带她到公共浴室里洗了澡。然后带她回家,居然还让她睡了雪尼的床,这让我异常懊恼。之后母亲又把自己所有可以给的衣服都给了她,额外还借给她两先令。三天后,这个“时髦姑娘”离开了,从此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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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金记TheGoldRush(1925)片段,流浪汉幻想着心仪的女孩来家中做客,为其表演面包舞的场景。

  父亲去世了

  在父亲去世前,我们曾一度搬出波纳尔弄,住在母亲的一位教友泰勒太太家。这位太太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总是显得精气神十足,而且因为信教的缘故对母亲额外照顾,把自家三楼的一间屋子以很低的价格租给母亲。她那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她的丈夫是一个技工,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他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帮着打打杂。她女儿跟她长得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年轻得多,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这父女俩不信教,但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感化他们。泰勒太太把她的女儿当宝贝,不过我母亲不喜欢她。有一次,母亲跟泰勒小姐吵了一架,在那之后我们又搬回波纳尔弄了。

  父亲并不常常去肯宁顿路上的三鹿酒馆,但有一个晚上我经过那儿的时候,却突然心血来潮,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想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结果真的看见他坐在角落。我正打算离开时,他却笑着招我过去,我很惊讶于他的热情,因为他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走近之后,我发现他眼睛凹陷、身体浮肿,估计已经病得很重。他很亲切地问了母亲和雪尼的一些近况,还在我走之前把我抱到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个星期后,他被人灌醉,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他知道自己身处医院之后,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他才三十七岁,却有很严重的水肿,医生从他的膝盖那放出了十六夸脱的水。

  那段时间,母亲每次探望父亲过后都很伤心。她告诉我,父亲提到要跟她一起,去非洲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我听了之后欢喜异常,但母亲心里明白,她摇着头说:

  “他只不过是要讨我们高兴罢了。”

  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身无分文,想要由戏院慈善团体负担父亲的丧葬费。但卓别林家族里的人全都闹着反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丢脸了。最后,一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负担了丧葬费。他当时正在伦敦。

  下葬的那天,雪尼因为上班而没能去。母亲提前两小时领我到了医院里,她要在父亲入殓之前再见他一面。父亲的棺材里垫着白绸缎,绸缎旁和父亲脸旁都放着白色的雏菊花朵。母亲觉得那花素雅动人,问是谁放的。管事的说,一大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男小孩来过。那是露易丝(编辑注:卓别林父亲的情人,小男孩是其与露易丝所生的孩子)。

  下葬时大雨倾盆,掘墓人铲起泥块抛在棺材上,那声音凄厉而厚重。我看着那肃穆可怕的情景,忍不住哭了。之后,亲人们都把花圈和花朵扔到墓穴里。我们没什么可扔,母亲就拿出那块我最珍视的黑边手绢,轻声对我说:“就把这当做我们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去自家的一间酒馆里吃午饭,临走之前,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发现菜橱只有一碟从烤牛肉上滴下来的油。母亲最后的两便士也已经当饭钱给了雪尼。父亲病后,母亲就几乎没有做缝衣服的活,现在又快周末了,雪尼七便士的工资早就花光。我们都饿了。母亲只能很舍不得的把一个旧煤油炉子卖给了收破烂的,用换来的半便士买了点面包,我们就用面包蘸着那油汁勉强填饱了肚子。

  母亲是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去医院领了父亲的遗物,其实也不过是些破旧衣衫,不过竟然从里面找到了一枚半镑的金币,真是上天怜悯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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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时代ModernTimes(1936)片段,流浪汉在工厂做工时发了疯,把自己卷进了机器里还接着重复着拧螺丝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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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行当里摸爬滚打的老油条

  后来有一天,我说服母亲借给我一先令当本钱,做起了卖水仙花的生意,这时我臂上缠着的黑纱就成了赚钱的工具。那些酒馆里的太太小姐知道我是给父亲戴孝之后,就会给我赏钱。我一下午就卖了五个先令还不止,母亲觉得奇怪。有一天从酒馆出来,我跟母亲撞了个满怀。对于她这个基督徒来说,自己的孩子在酒馆卖花是一种耻辱。“酒已经把你父亲害死了,在这里赚的钱只会让我们蒙受不幸。”她留下了我赚的钱,但再也不让我卖花了。

  我天**做生意,但没处去找本钱。后来我说服了母亲,离开学校去工作,成了在各种行当里摸爬滚打的老油条。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过小伙计,还在一家诊所里当过小佣人,接的是雪尼以前的班。这儿待遇很好,每周能领到十二先令,做的是服务生和打扫诊所的工作。在前一项工作上我很讨病人喜欢,但由于个子小,打扫诊所则很吃力。后来诊所的人很和善地跟我说,我太小了,做不了这事。

  听到这话,我难过地哭了,所里的金西-泰勒医生看我可怜,就雇我当他家里的小佣人。能在这么尊贵的人家当佣人,真是让我欢喜异常。那也确实是一件好差事,所有的女仆都把我当成孩子一样喜欢,如果这样下去,我没准能成为个大管家。但后来有一天,太太让我去清理地下室,我无心打扫,却拿着一根铁管子当喇叭吹,被太太逮了个正着,于是她就把我辞退了。

  我在一个卖报刊的老板那儿工作过,觉得这活儿很好,不过他发现我太小之后马上辞退了我。然后我又去吹过一天玻璃,但让那热气给熏晕了,被抬出去之后,甚至没回去领那天的工资。后来我又跟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的人吹嘘,说我可以操作菲代尔印刷机,因为我曾经在外面看见过那机器转动,以为这活很容易。正巧碰见他们在招男童工,就去了。对我来说,操作这么个二十多英尺长的东西很是困难,不过我还是接下了这个每周能挣十二先令的活儿。

  从此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冒着严寒去上工。不过印刷所的工作也不那么让人讨厌,除了要清洗那些巨大滚筒上的油墨之外,其余的活儿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但三个星期之后,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所以母亲又强迫我回去上学了。那年雪尼十六岁,他有一天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自己找到了一份当号手的差事,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的一艘非洲客轮上工作,负责饭前吹号和一些其他的活儿。这都得益于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号。这个工作每月能拿二镑十先令,给二等舱里用餐的客人服务的时候还能拿到小费。出海前公司预支了三十五先令给他,他都交给了母亲。于是我们就搬去了切斯特街一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因为觉得将来的日子会有转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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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尔杜先生MonsieurVerdoux(1947)片段,凡尔杜先生在数钱。

  第一次出海回来的时候,雪尼带了三镑多的赏钱,都是银币。我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一直放在手边把玩,不停地把它们堆起来,再放倒,一直摆弄着,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个十足的吝啬鬼。

  那时候我们着实阔绰了一阵子,吃了很多精致的东西,早餐吃的是美味的熏鲱鱼和鳕鱼,周日早晨能吃上松饼,夏天还能买上冰激凌。雪尼在那段时间里给我们讲了他在航行中遇到的很多趣事。不过后来他挣的钱都花完了,幸好公司又一次雇他出航,同样提前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但三周之后,这钱就被花光了,到雪尼回来还有三周。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那工钱不够我们开销,于是我们又陷入了经济上的危机。

  我想了个法子,打算把母亲的一些旧衣服拿去卖掉。那个周六的早晨,我拿着那些旧衣服,在纽因顿靶子场上像个老练的小贩一样吆喝着,“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买?一先令六便士?三便士?两便士?”

  有些行人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走掉了。对面珠宝店里的人也对我望着。我有点窘,但还是坚持在那待着,把一双还算好看的鞋罩卖了六便士。后来珠宝店里的那位先生走过来,问我这买卖做了多久了。我听出他话里有些讽刺的意味,同时也觉得该走了,就包好剩下的东西回了家,母亲对鞋套卖了六便士的价格很不满意,她觉得应当能多卖一点。

  那段日子我们为了不交房租而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回到波纳尔弄三号去了。这之后,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的一个老头和他儿子,他们是迁徙于各个城镇的玩具小贩。这种玩具生意最多只要一先令的本钱:准备些不要钱就能弄到的鞋盒子、软木屑,一便士的胶水,一便士的木头,二便士的线,一便士的圣诞节彩纸,再有三卷每卷两便士的彩色锡箔纸。只要这么一先令,就能做成七打小船,看上去五颜六色,招人喜欢,很有市场。每只小船可以卖一个便士。

  跟他们熟了之后,我开始帮点忙,所以很快学会了他们的手艺。他们搬走之后我就自己经营起来。我在一个星期内,花了六便士的本钱,做了三打小船,手指也因为剪硬纸板而磨出了水泡。可惜对于两个人的工作而言,我们的顶楼显得太小了,母亲的罩衣常常摆满整个房间,所以总担心我的胶水弄脏了那些衣服。而母亲的活儿能挣的多点,所以我只能放弃这门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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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金记TheGoldRush(1925)片段,饥饿难耐的淘金者出现幻觉,把卓别林饰当成了一只鸡。

  母亲疯了

  六个星期过去了,雪尼还没有回来。最初母亲还没有慌乱,但一周之后,她就写信去那个轮船公司的办事处询问,得知雪尼因为风湿症留在开普顿就医了。

  这让母亲更加焦虑了,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她继续干活,幸好我也有了一份工作,放学后给别人教教舞蹈,每周能得五先令。

  就在这时,麦卡西家搬到了肯宁顿路。麦卡西太太是我母亲的朋友,一位爱尔兰喜剧演员,嫁给了沃尔特·麦卡西会计师。自从母亲离开舞台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们夫妇,没想到七年后又重逢了。

  母亲很少能去看他们一家人,但我很快跟他们的儿子沃利成了一对好朋友。我总是在放学后先赶回家,看看母亲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做,紧跟着就跑到沃利家去。我们常常在他们家住的霍克特大厦后面玩演戏。身为“舞台管事”的我总是安排自己演坏角色,因为我的本能告诉我自己,演坏人比演好人要好玩。我们每次都玩到沃利要吃晚饭才停。开饭前,我总会表现得很讨喜,从而让他们家人留我吃饭,不过这法子也有不灵的时候,那时我就只得留恋地回家。

  母亲看我心情好,就会用烤肉的油煎些面包,或是把外祖父弄来的鸡蛋煮一个给我吃,再泡上一杯茶。有时候,她会读书给我听,也有时候跟我一起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评论着过路的人,编出种种故事逗我开心。

  一个星期后,雪尼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当时我太年幼无知,没法感觉到母亲的焦虑,也意识不到将要发生的事。我没有注意到,那几天她总是沉默地坐在窗口,毫无精神,连屋子也不收拾了。我也没有注意到,那家服装店对母亲做的活开始挑挑拣拣,不再给她工作了。因为没法交分期的付款,缝纫机被收走了,我教舞蹈挣的钱也没了着落。我并没觉出,这些问题接踵而至,母亲却表现得迟钝而冷淡。

  病了很久的麦卡西太太突然去世了。我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麦卡西先生能和母亲在一起,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且,我和沃利又是那么好的朋友。麦卡西太太的葬礼后不久,我跟母亲提起:

  “你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多看看麦卡西先生。我打赌他会娶你的。”

  母亲的笑容很黯然,说:

  “那就让这个可怜人来跟我求婚吧。”

  “只要你打扮整齐,跟以前一样叫人喜欢,他肯定会来的。可你连试都不试,只是在这脏屋子里坐着,让人看了害怕。”

  我真后悔说这些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母亲那是营养不良而引起的虚弱。但第二天,她却不知哪来了力气,又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那正是暑假里的一天,我还是只想躲开家里那间顶楼,所以觉得还是早点到麦卡西家为好。他们家留我吃午饭,但一种直觉让我觉得要回母亲身边。刚走到波纳尔弄门口,我就被邻居的几个小孩拦下了。一个小女孩对我说:

  “你母亲疯了。”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嘴里嘟囔着:

  “你们在乱讲些什么啊!”

  “是真的啊,”另一个孩子说,“她刚刚敲门,分给每个人家一块煤,说是给孩子的生日礼物。不信你去问问我妈。”

  我不再听,一路跑进大开的门,一个箭步冲上扶梯,推开房门,喘了一口气之后,紧盯着母亲看着。那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极度闷热。母亲跟平时一样坐在窗口,慢慢地转身看我,苍白的脸上全是痛苦。

  我大声喊着:“妈妈!”

  她很冷淡地问:“什么事?”

  我跑过去,扑到她膝上,脸紧紧地偎在她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

  “好了,好了,”她抚着我的脑袋,很亲切地说,“怎么了?”

  我哽咽着:“你身体不好。”

  她安慰着我:“我身体好着呢。”但看起她是那么神思不定,忧心忡忡。

  “不是!不是!他们说你去每家人那里,去……”我已经泣不成声。

  她很虚弱地说:“我是去找雪尼呀,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见他。”

  这时候我才相信了那些小孩的话。

  “妈妈,你别这样说!快别说了!”我哽咽着,“我去找医生。”

  她一边摸着我的脑袋,一边说:“麦卡西家知道他在哪,可是他们把他藏起来不让我见。”

  我大声说:“妈妈,你让我去找医生来。”我站起来跑向门口。

  她一脸痛苦地盯着我看:“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医生,一会就回来。”

  她不再说话,只紧盯着我。我跑到楼下去找房东太太,跟她说:“我妈妈病了,我去找医生!”房东太太告诉我他们已经找过医生了。母亲被诊断为精神失常,而且营养不良,教区的医生跟我解释,说这是饿的。他把母亲的病症写在一张纸条上给了我。

  房东太太安慰我:“还是让她到医院里好,她在那儿可以多吃一点儿。”

  她帮母亲穿好衣服。这时的母亲因为过度虚弱,像个孩子那样温顺。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们。

  医院大约在一英里外。我扶着母亲缓缓走着,她虚弱到像喝醉似的,踉踉跄跄。我们的悲惨生活就这样无情地被暴露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之下。我觉得身边的人像梦中的影子一样。母亲一言不发,仿佛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自己也急着要去那似的。我宽慰着她,而她已经虚弱到无法说话,只是一路微笑着。

  到了医院里,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我们。母亲顺从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看护要领她走的时候,她却突然转身,很痛苦地察觉到我是要把她丢下了。

  而我强颜欢笑地说:“明天见!”

  她急切地一直回头看我。看着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身问我:“孩子,你怎么办呢?”

  我实在不想回贫民学艺所里生活了,所以很礼貌地跟他说:“我去我姨妈家。”

  从医院回去的路上,我已经难过到整个人都麻木了,但我知道,母亲在医院里,要比没吃没喝地坐在那黑屋子里要好,所以也稍有安慰。可我无法忘记看护领她走的时候,她脸上那伤心的表情。

  我想到了她的好,那开朗的性格和温柔和蔼的样子,想到这个瘦弱的人常常沿路精疲力竭地走回来,可一见我扑向她怀里,就一下有精神了,满面笑容地看着我。这时我总是急着看她给雪尼和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放在纸袋里。就连那天早晨,我伏在她膝上哭的时候,她还拿出一点糖果给我吃。

  那天,我没勇气直接回家。只是一路走到纽因顿靶子场那儿,徘徊到下午很晚才回去。顶楼显得那么空寂和破败。菜橱里除了半小包茶叶之外没有一点儿吃的。母亲搁在壁炉台上的钱包里,放着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她刚刚给我吃的糖果还摆在桌角。看到这些我又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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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时代ModernTimes(1936)结尾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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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刻意避开他们家,逃离了所有的人

  那晚我睡得很熟,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第二天醒来,照在地上的阳光让这屋子显得愈加冷清了。房东太太上来对我说,在她把这顶楼租出去之前,我还可以住那,还让我饿了就尽管去找她要点吃的。我谢了她,说雪尼回来后会补上房租。可我羞于向她要吃的。

  这一天我没有兑现跟母亲的承诺,没有勇气去看她。但房东太太去找了医生,并听说母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伤心事反而让我的良心稍稍好过了一点,因为那儿距家里有二十英里远,我是去不了的。等雪尼回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母亲。刚开始的几天,我没有向认识的人提起母亲的事。

  我总是一大早就溜出去,在外面闲晃一整天,随便弄点吃的,饥一顿饱一顿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过房东太太也曾邀我去她那吃饭。

  因为不想让麦卡西家知道母亲的事,我刻意避开他们家,逃离了所有的人。

  一星期后我对这随遇而安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最怕的是如果雪尼再不回来,房东太太就要把我的情况跟教区负责人说,我就会再次被送去汉威尔,所以我一直躲着她,甚至睡在外面。

  我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小巷子里,认识了几个流浪汉模样模样的劈柴人。我觉得他们干的这活很有意思,几天后开始帮着他们做。我无意于卖柴火,只是觉得在棚子里和他们一起劈柴很热闹很好玩。

  他们都不到四十,安静而和善,不过样子和动作看起来却很老。老板(我们对他的称呼)鼻子通红,满嘴就剩了一颗虎牙,但他看起来有一种自然的、和蔼可爱的样子。另外一个人脸色很黄,嘴唇厚厚的,虽然挺和气,但是沉默寡言,说话很慢,有癫痫症。每当中午快一点钟,老板总是抬起头来跟我说:

  “你吃过奶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我回答:“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啊。”

  于是他哈哈一笑,露出那颗牙齿,递给我两个便士,我就跑到路角阿希的小店里,买回来一便士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我很讨阿希喜欢,所以他总会多给我些。我们把乳酪皮洗干净了,加上水、盐和胡椒。老板有时再放上一块咸肥肉和一点洋葱屑儿,外加一罐热茶就是一顿可口的午餐。我并没向他们要工钱,但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周末时老板竟给了我六便士。

  老板还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过一场戏,我们坐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楼座位。我甚是激动,因为那周上演的是弗雷德·卡诺(几年后我进了他的剧团)的喜剧《早起的鸟儿》。

  上学的事则一直让我很担心。劈柴的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因为暑假结束了,他们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白天特意躲着他们,到该放学的时间再过去。但这样的日子是冗长而难熬的,因为我要在酷热的阳光下闲逛到四点半,然后才能到他们那阴凉的地方去。

  一天夜里,我正要溜上楼去睡觉,却被一直等着我的房东房东太太叫住了。她很激动地递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明早十点在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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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之光CityLights(1931)片段

  “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去接雪尼的时候,我的样子太寒酸了,衣服脏乱邋遢,鞋子大张着嘴,帽子的衬里耷拉得像女人衬衫一样,因为怕提水的时候从房东太太门前经过,所以也很多天没有好好洗过脸,只是在劈柴人的水龙头底下那么冲一下而已,前晚上污垢还留在耳朵后面没洗干净。

  雪尼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怎么了?”

  我顾不上婉言相告了,直接说:“妈妈精神失常,我只能送她去医院了。”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但控制住情绪,问:“你现在住哪儿?”

  “波纳尔弄,老地方。”

  他转过身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苍白和消瘦。他叫了辆四轮马车来拉行李,我发现他的行李里居然有一筐香蕉!于是马上急着问:“香蕉是咱们的吗?”

  他点点头:“不过太生了,过几天才能吃。”

  他一路上都在问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所以估计他只听了个大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在开普顿医院治病的经历。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从一些士兵那赢来了二十镑,原先是准备把钱都给母亲的。

  他跟我说他打算演戏,不再去航海了。估计这些钱可以让我们过上二十个星期,他就在这段时间里去戏院找工作。

  我们带着香蕉、坐着马车的归来引起了那小弄里的轰动。房东太太跟雪尼说了母亲的事,不过为了免去他不必要的烦恼,就省去了一些细节。

  雪尼当天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那晚,我们穿戴得体体面体面面,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雪尼一直说着:“要是妈妈今晚也在,还不知道要怎么高兴呢。”

  那一周,我们去凯恩-希尔探望母亲,在会客室里的焦急等待让人难以忍受。终于,在听见一串钥匙响之后,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的母亲走进来了。她认出了我们,但没有那么开心,没有以前那种欢欣鼓舞的神情。一个喋喋不休的看护陪着她,她说母亲今天身体不舒服。

  母亲微笑着很有礼貌地瞥了她一眼,好像要等她走开。

  看护走之前补了一句:“她身体好点了,你们再来。”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雪尼一直想要给母亲打起精神,所以一直说着为什么在国外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又怎么运气好,怎么挣了钱,但母亲只是坐在那,边听边点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我安慰她,说她很快就会痊愈的。于是她难过地说:“是啊,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后来,医生跟雪尼说,母亲这次精神失常一定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虽然她现在有时能清醒,但完全康复还要几个月,需要继续治疗。之后的很多天里,母亲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着:“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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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时代ModernTimes(1936)片段

  成为一名演员

  约瑟夫·康拉德曾在信中跟朋友说到: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瞎眼老鼠,等着自己的是即将落下的棍棒。这说出了所有落入困境中的人面临的恐怖场景,但这些人里面总有一些会否极泰来,我就是其中一员。

  虽然我曾经做过许多杂活,当过报童、印刷工人、玩具小贩、吹玻璃的,还有诊所佣人,但跟雪尼一样,无论自己在做什么活,我从没忘记自己要当演员的最初理想。

  一到休息日,我总会穿上擦亮的皮鞋和洗干净的衣服,再戴上干净的硬领子,准时到河滨大街贝德福路的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那去。这是我的惯例,直到我的那套衣服破到没办法再穿出去为止。

  第一次去的时候,事务所里站得满满的都是穿着体面的“演员们”,有男有女,装模作样地交谈着。我生怕有人看见我那身破旧的衣服和开了口的鞋子,很羞愧地躲在门边的角落里。间或会有一个年轻职员从办公室走出来,极干脆地说一句:“没你能做的工作。也没有你的。也没有你的。”瞬间那些骄傲的“演员”就蔫了下去,事务所里的人也渐渐都走光,像做完礼拜的教堂一样。

  有一次,那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那职员看见了我,突然停下来问:“你来做什么?”

  我像奥立弗·退斯特求人给他添点粥一样,可怜兮兮地挤出一句:“你们需要人扮演小孩子的角色吗?”他问我登记了没有,我摇摇头。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领我到隔壁的办公室里,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和一些其他细节,并告诉我会在需要的时候通知我。我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那里,因为终于完成了一项任务。

  在雪尼回家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让我去他们那。于是我打扮得焕然一新,被带去见了布莱克默先生,他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摆架子或是吹毛求疵,而是和蔼可亲。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去查尔斯·弗罗曼的事务室里去找C.E.汉密尔顿先生。

  我向汉密尔顿先生虚称我已经十四了,其实我才刚十二岁半。他看了字条,见我又矮又小,觉得挺奇怪又挺有意思的。他告诉我,需要我扮演《福尔摩斯》里的小佣人比利,一共巡回表演四十周,从秋天开始起。

  此外,《福尔摩斯》里的主角H.A.辛斯伯里先生,自己又编了一部叫《吉姆,伦敦人的传奇》的新戏,也有一个要孩子出演的角色。“它很适合你。”汉密尔顿先生说。巡演《福尔摩斯》前,戏班要先在金斯顿戏院试演《吉姆》这部戏。他在这部戏里给我每周两镑十先令,之后演《福尔摩斯》的时候也一样。

  这么多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飞来横财,但我却一本正经,连眼睛都不眨,说:“我要跟我哥哥商量一下这个待遇怎么样。”

  汉密尔顿先生似乎觉得很有意思,大笑起来,还把工作人员都叫出来看我:“这就是我们的比利,如何?”大家都满面笑容地看着我。我有些纳闷,世界忽然变得不一样,它开始对我宠爱有加了。

  然后,汉密尔顿先生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去莱斯特广场的绿厅俱乐部里找辛斯伯里先生,于是我踌躇满志地去了那儿。在那儿,辛斯伯里先生同样把工作人员们都叫出来看我。他把桑米的脚本给我,说这是他剧里的重要角色。我几乎不会读书,所以生怕他让我当场念台词的时候出丑,不过幸而他让我带回去抽空看,一周以后才开始排练。

  回去的路上,高兴到有点傻呵呵的我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我就要实现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一名演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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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别林自传

  作者:[英]查理·卓别林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喜剧人生

  译者: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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