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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纪德:他把艰难的忠诚视为自己的荣誉,不愿交出不完善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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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他把艰难的忠诚视为自己的荣誉,不愿交出不完善的作品  发帖心情 Post By:2018-2-11 10:24:27 [只看该作者]

“在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后面,又显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大。他是依然半隐半露着的顶峰,是绵延伸展的山脉的神秘纽带,几条最充沛慷慨的河流从那里发源,新近干渴的欧洲今天正在痛饮它们的水。应该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与易卜生和尼采并列。他跟他们同样伟大,也许还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

  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法]纪德

  余中先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

  此篇写于1908年,原载《纪德全集》第五卷。

  献给皮埃尔-多米尼克?杜布耶

  托尔斯泰伟岸的身影仍然遮挡了地平线,不过——这就像走在山里头那样,我们越是走得远,就越能越过最近的山峰,看到曾被它挡住的远处的最高峰巅——我们的某些先驱者也许注意到了,在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后面,又显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大。他是依然半隐半露着的顶峰,是绵延伸展的山脉的神秘纽带,几条最充沛慷慨的河流从那里发源,新近干渴的欧洲今天正在痛饮它们的水。应该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与易卜生和尼采并列。他跟他们同样伟大,也许还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

  大约十五年前,德·伏居耶先生梅尔希奥·德·伏居耶子爵(1848—1910),法国作家,曾任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其著作《俄罗斯小说》向法国介绍了19世纪俄国的著名小说家。把开启俄罗斯文学的铁钥匙,放在称为雄辩的这一银盘子上,献给了法国。他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却为这位作家的粗野感到抱歉;他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某种天才,但同时高雅地对此表示了保留态度,并请读者原谅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的粗话,承认“绝望使得他试图让我们的世界来理解他的世界”。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几本书是成功的,至少是可以忍受的,他因而为此花费了不少笔墨,但他最后停留在了《罪与罚》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从这本书起便停止了发展”,当时的读者对他的这句话不能不信以为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几乎都还没有翻译成法文。他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会使劲地扑打翅膀,但始终在天空下日益浑浊的雾阵中转圈”;他宽厚地介绍《白痴》中白痴的性格,接着,又说《群魔》“含混不清,结构混乱,常常十分可笑,充满了世界末日的理论”,又说《作家日记》是“晦涩的赞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论战”;他只字不提《永恒的丈夫》它被细腻的文人马塞尔?施沃布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杰作。——原注和《地下室手记》,他写道:“我没有提到一本叫《少年》的小说,跟先前的作品相比,它大为逊色”,他还以更为鄙夷的口气说:“我也不提《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般认为,没有几个俄罗斯人会有勇气读完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最后,他这样归纳道:“我的使命仅仅是请人们注意这位作家,他在俄国享有盛名,而在我们这里却默默无闻,我还在他的作品中指出了三个部分(?),它们似乎最能体现他才华的不同侧面,这就是《穷人》、《死屋手记》和《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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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应该感谢德·伏居耶先生,因为毕竟是他最先向我们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应该抱怨他,因为他可悲地削弱了这位天才作家的非凡形象,使之不完整,甚至被歪曲;当然,他那样说,是出于一种诚恳,尽管他的做法似乎有违初衷。我有些怀疑,《俄罗斯小说》的作者提请人们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忙呢,还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三本书中,而替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倒忙。这三本书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并不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只有超越它们,我们才能充分地展开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景仰之情。此外,对沙龙人士的智力来说,很难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就像不停奔跑着的纯种赛马;读者得保持始终的清醒……使注意力集中……从而引起精神的疲劳……”,等等。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封信里这样说。)

  当然,这些带贬义的评价延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传播,事先就使读者气馁,使夏尔·莫里斯先生最初提供给我们一个残缺不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本在那之后,1906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所谓全译本由夏尔邦蒂埃出版社推出发行,译者为比昂斯托克和托尔盖。——原注,不过,它终究未能阻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渐渐地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后出版现在,只剩下几部不太重要的短篇小说还有待于翻译出版。在此,我们不妨列出一个翻译成了法语的作品的名单,以出版日期为序:

  《穷人》(1844);《双重人格》(1846);《他人的妻子》(1848);《疯狂的阶段》(《一颗脆弱的心》,1848);《诚实的贼》(1848);《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1848);《孩子的心灵》(1849);《一个陌生人的手记》(1858);《舅舅的梦》(1859);《死屋手记》(1859—1862);《被欺凌和被侮辱的》(1861);《地下室手记》(1864);《赌徒》与《白夜》(1848—1867);《罪与罚》(1866);《白痴》(1868);《永恒的丈夫》(1869);《群魔》(1870—1872);《作家日记》(1876—1877);《少年》(1875);《俄罗斯圣诞》(1876);《卡拉马佐夫兄弟》(1870—1880)。

   此外,零散出版的还有一些作品的片段。——原注(所有译本的翻译者和出版社名字略)。

   如果说,迄今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当特殊的精英阶层中慢慢地赢得了读者,如果说,他使那些教养不够、不太严肃、略有善意的公众颇为反感——这些人同样也不大欣赏易卜生的戏剧,却会欣赏《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战争与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么与人为善、而赞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公众也颇为反感,那是不能归咎于德?伏居耶先生的。这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中大部分的原因,因此,我今天要谈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而仅仅是法兰西信使出版社1908年2月出版的那本新书(《书信集》)。

   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到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要谈论这样一本毫无修饰的赤裸裸的书,我心里只想做到公正不偏。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这些书信的文本通常很混乱、笨拙而又欠通顺,感谢比昂斯托克排除了美化译本的打算,没有试图弥补如此具有代表性的这一笨拙。因此,我的全部引文都出自比昂斯托克先生的译文,我希望这些笨拙的文字,甚至文理不通的地方——有时它们还相当别扭——尽可能忠实地模仿了俄文本。但这一点我无法保证。——原注

   是的,最初的接触令人气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传记的德国人霍夫曼表示,俄国出版商挑选的书信不太理想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信笺后,霍夫曼认为,作家的遗孀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和作家的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挑选准备发表的书信时缺乏帮助。他们本来可以在保护作者隐私的条件下,用几封更亲密的书信,来代替许多只谈到了金钱的书信。那样做恐怕会更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第二位妻子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写过不下于464封信,可它们全都没有发表。——原注,但我相信,书信的格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就像眼下的这本书一样,开本很厚,令人窒息这本书虽然很厚,但其实还可以更厚些。遗憾的是,在最初发表的那些书信之外,比昂斯托克并没有再收入后来在不同杂志上发表的信件。例如,为什么他只收入了在1898年4月的《田地》上发表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为什么他没有收入1856年12月1日致弗朗热尔的信,至少是已发表的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封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婚姻,并希望这一可喜的生活变化能治愈他的抑郁症。尤其是,为什么没有收入1854年2月22日的那封非常精彩的信?它是很重要的,其译本曾经在1886年7月12日的《时尚》上发表(由阿尔佩里和莫里斯翻译)。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比昂斯托克先生在书信集的最后附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致皇帝的请求》、《时代》杂志的三篇序言、杂乱的《国外游记》(其中几篇涉及到了法国),另外还有十分杰出的《论资产阶级》一文,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护词《我的答辩》呢?这篇文章写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时期,八年前在俄国发表,法译本(译者罗森贝格)发表在《巴黎杂志》上。也许,应该间或加些注解,那会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也许,再划分一下时期,以便更好地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长久沉默。——原注,不是因为书信很多,而是因为每封信都是扭曲的。也许,我们还从来没见过文学家写出过这么糟糕的书信,我是指毫不做作的信。作为小说家,他能做到巧妙地“谈论别人”,但以自己的名义说话时,文理却那么混乱,思想似乎不是按照先后的顺序从笔底流出,而是一下子同时涌出来,或者说,就像勒南厄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所讲的那样,成了“枝杈繁杂的重担”,表达时肯定要擦伤自己,同时也会把一切都钩破,而这混乱的一大堆,一旦被掌握,就将服务于他小说结构的有力的复杂性。他创作小说时十分刻苦,一再修改,不知疲倦地从头再来,一页一页地重写,直到每一个故事都表现出它所包含的深刻灵魂;然而,在写书信时,他却很随便,大概什么也不删减,倒是经常改口,尽可能地快速,也就是说,没完没了。这就很好地说明了作品与生产作品的作家之间有着多么大的距离。灵感!哦,这浪漫主义的理想!平易近人的缪斯女神!你在哪里啊?——“一种长久的耐心”,如果说,布封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的这几个不起眼的字词用在什么地方最合适,那就是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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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理论是什么,我的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初涉文坛时写信给他的哥哥说,“你认为画画应该一次完成?你什么时候相信这个的?我认为,普希金的诗,短短几行,既轻巧又优美,仿佛一气呵成,那正是因为,它经过了他的长期推敲和修改……即兴写出的东西是不成熟的。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上没有涂改的痕迹,正因为如此,这才出现了那么多别扭和粗糙的地方。要是他多多地推敲,那就会更好。”

 

   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

   这就是他全部书信的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最多的时间、最好的心情来创作,而他写信却从来不是出于乐趣。他经常说到,他“对写信感到一种可怕的、无法克服的、难以想像的厌恶”,“信是一种愚蠢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用来倾诉什么”。还有:“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我明白,关于最基本的东西,关于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什么都没对你说,我甚至都没有给你一个大约的概念。只要我们继续通信,情况就会是这样。我不会写信,我不会写我自己,恰如其分地写我自己。”他还说:“人们在信中是什么也表达不了的。因此,我始终无法忍受塞维涅夫人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因其写给女儿的书信而闻名于世。,她的信好得实在过了分。”他还幽默地写道:“如果我下地狱,我肯定会因为罪孽而被判罚每天写十几封信。”这就是我们从这部阴沉的书信集中找到的唯一一句玩笑话。

   因此,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紧急时刻才写信。他的每封信(最后十年里写的信除外,那时的写信语气完全不同,我会在下文中专门讲到的),每封信中,他都是在呼喊:他一无所有了。他精疲力竭,他请求,不,是呼救……这是一种哀号,无止境的、单调的哀号。他的请求既不巧妙,更缺乏自尊和嘲讽。他在请求,却又不善于请求。他哀求,他催促,他一再固执地坚持,详细叙述自己的需求……他使我们想起圣方济各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意大利人,天主教著名修士,创建圣方济各修会。)《作品集》里讲的故事中,一个天使伪装成云游四方的旅客,来到斯波莱特山谷,大敲新诞生的修会的大门。据说,他那急匆匆的、长久的、猛烈的敲门声,使修士们十分气愤,修士马塞奥(我假定,他就是德·伏居耶先生)终于给他开了门,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敲门时如此不讲礼貌?”于是,天使问道:“那么应该怎样敲门呢?”马塞奥回答说:“你要有间隔地敲三下,然后等着,要是还没有人来开门,你再继续敲……”“可是我实在很急。”天使回答说……

   “我拮据得只想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没有钱还债,也没有钱出去旅行,我完全绝望了。”——“到年底我会成为什么样子?我根本不敢想,我的脑子都裂开了。我再也找不到人借钱了。”(“你可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无处可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说。)——“我写信给一个亲戚,向他借六百卢布,如果他不寄钱来,我就完了。”他的书信集中充满了这样的抱怨,或者类似的话语,我只是信手拈来而已……有时候,每半年他会重复一次这样的天真请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金钱在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这是生命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醉于他的谦卑之中,也将它灌输给了自己笔下的人物。这是一种奇特的俄罗斯式的谦卑,它很可能跟基督教有关,然而,据霍夫曼说,它存在于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心灵深处——即使他没有基督教的信仰——而以尊严为美德的西方人,对此是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的。“他们为什么会拒绝我?我又不是强求,而是谦卑地恳求。”

   也许这部书信集让我们产生了误解,因为,它所表现的,总是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写信的绝望人……不,他一到手的钱,立即就被他的债务给吞没了,因此,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写道:“我一生都在为金钱写作,我一生都在穷困潦倒中度过;而眼前比任何时候都更穷。”债务……或赌博,混乱,以及他本能的、毫无节制的慷慨,使他二十岁时的同伴里森坎普这样谈论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种人,你和他在一起时很舒服,但他自己一生都很穷。”

 

  陀妥耶夫斯基五十岁时写道:“三年多以来,这本未来要写的书(这里指他九年以后才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使我日夜不安,但是我没有动笔,我想从容不迫地写,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那些人那样。但愿我至少有一本书是自由地写出来的,而不是被迫在一定的限期内完成的。”他后来又说:“我不理解那些为了金钱而草率写出的作品”,不过,他说这话也是枉然,金钱问题始终在干预他的写作,他一直害怕不能及时交稿:“我害怕没准备好,害怕延误,我本不想由于匆匆忙忙而耽误事情。当然,我的大纲是仔细地构思好了的,但是,过分的匆忙可能会破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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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产生出了一种可怕的劳累过度,因为,既然他把艰难的忠诚视为自己的荣誉,他也就宁可累死也不愿交出不完善的作品。他在晚年时说:“在我的全部文学生涯中,我总是不折不扣地履行诺言,从不食言,此外,我也从来不仅仅为了金钱或者为了履行诺言而创作。”在同一封信的上文中,他这样写道:“我在构思主题时,从来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履行在预定期限内交稿的义务。而当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主题,我真正想写,非写不可时,我便承诺——而且预先卖出。”他大约二十四岁的时候,在他最初写的某一封信中这样惊叹道:“无论如何,我立下了誓言:即使将来一贫如洗,我也要坚持,决不按订单来写作。订单只会扼杀作品。订单只会葬送一切。我要求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他可以坦然地说,他毕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然而,他一生都怀着这个痛苦的信念:假如他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他就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使我苦恼的是,假如我提前一年时间写小说,然后再用三个月时间来抄写和修改,那肯定是另一回事。”这或许是一种幻想,谁又能知道呢?如果有更多的闲暇时光,他会写出什么来呢?他还会追求什么呢?——或许会是一种更简洁的文体,一种对细节更完美的把握……其实,他最好的作品,就现在的这个样子,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达到了很难想像能被超越的精确和显而易见。

   要达到这一程度,你得下多大的工夫!“在某些地方,灵感突然爆发,如泉水涌出,仅此而已,然后,就剩下了十分艰苦的工作。”他哥哥曾有一次大概责备他写得不够“简单”,也就是说不够迅速,没有“任灵感信马由缰”,他当时还很年轻,便回答他哥哥说:“显然,你是将灵感,也就是对画面的即时的初次创作,或者心灵的运动(这是常常发生的),跟工作混为一谈了。举例说吧,我的脑子中出现了一个场景,我立即把它记下来,并且我很高兴,然后,我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的时间去修改它……结果当然要好得多。我当然愿意有灵感啦,没有灵感的话,你显然什么都做不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多的引文道歉,不过,读者也许会感谢我尽可能地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自己来说话。“最初,也就是去年年底(此信写于1870年的10月),我把这个东西(指小说《群魔》)看作已经研究好了,构建好了,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它。随后,真正的灵感出现了,突然,我爱上了它,这部作品,我双手紧紧地捧着它,我开始删除最初写下的东西。”他还写道(1870年):“整整一天,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在撕毁和修改……大纲至少修改了十遍,第一部分整个儿重写。两三个月之前,我处于绝望之中。最后,一切终于都组织好了,不能改动了。”但是,即便这时候,仍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当初我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写,不受期限的约束,很有可能会写出杰作来。”

   每一本书都使他感到焦虑,对自己不满意。

   “小说很长,有六个部分(《罪与罚》)。11月底,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写完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把稿子都烧了!现在,我承认我不喜欢那稿子。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提纲吸引了我。我又开始重写,没日没夜地写,但进展很慢。”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工作,但什么都没做成。我整天都在撕毁。我十分气馁。”另一处:“我整天工作,脑子发蒙,犯傻。”另一处:“我在这里(旧鲁萨)像苦役犯那样工作,虽然室外是一片大好春光,我应尽情地享受。我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

   有时候,一篇简单的文章也像一本书那样使他狠下工夫,因为,事情无论是大是小,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

   “我一直把它(指回忆别林斯基的那篇文章,后来失传)拖到现在,总算咬着牙写完了……写十页小说都比写两页文章要容易!这篇倒霉的文章,我先后写了至少有五遍,时不时地把写好的删掉,从头修改。总算好赖对付着把它写成了。但写得很糟糕,让我恶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思想的价值,一直抱定了坚定的信心,即使对他最好的作品,他也不满意,而是要求严格:

   “我很少写过更新鲜、更完整、更独特的东西(《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这么说并非出于骄傲,因为我指的只是主题,只是我脑子里的思想,而不是指写作实践,实践由上帝决定,我可以破坏它,这在我是常有的事……”

   他在另一处又写道:“不论我写的东西有多么糟糕,多么恶劣,对我这个可怜人,对我这个作者而言,小说的思想,以及我为之而付出的劳动,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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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创作《白痴》时写道:“我不满意这本小说,甚至感到厌恶。我试图竭尽全力工作,但做不到,因为我心里难受。现在我在努力地写第三部分。如果写好了这本书,我是会康复的,否则,我就完了。”

   他不但写出了被德·伏居耶先生认为的三部杰作,还写了《地下室手记》、《白痴》、《永恒的丈夫》,然而在努力写新的主题(《群魔》)时,他仍然在叫喊:“应该写一点严肃的东西了!”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第一次对N夫人写道:“我知道,作为作家,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对自己不满意。您可以想像,我在作自我反省的某些时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达的东西不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我能表达的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是习惯性的希望救了我,有一天,上帝将赋予我很多的力量和灵感,我将能更完全地表达,总之,我能把心灵和幻想中所包含的一切都展现出来。”

   这离巴尔扎克,离巴尔扎克的那种自信和那种不求完美的慷慨大方有多么遥远!福楼拜曾对自己如此苛刻过吗?曾经经历过如此艰苦的斗争,如此狂烈的劳动吗?我想未必。福楼拜的苛求纯粹是文学性的。如果说,福楼拜在其书信中首先讲述的是自己的劳动,那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劳动,虽然不能说他对此加以了吹嘘,但至少他是以此为荣的;同时,那也是因为福楼拜取消了其他的一切,认为生活“是一件极其丑陋的事,忍受它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它”,并将自己比作“烧毁乳房以便拉弓的阿玛宗女骑士阿玛宗女骑士是西方传说中的一族女子,擅长骑马作战,年轻时自毁右侧乳房,以便拉弓。”。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什么也没有取消,他有妻子儿女,他爱他们;他不蔑视生活。从苦役犯监狱中出来时,他写道:“至少,我已经生活过了;我痛苦,但我毕竟生活过了。”面对自己的艺术,他表现出了忘我的精神,这种精神虽然不那么高傲,不那么自觉,未经过深思熟虑,却更为悲壮,更为崇高。他喜欢引用泰伦提乌斯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90—前159),古罗马作家。的话,认为人类的一切对他都不应该是陌生的:“人没有权利回避和忽视世上的一切,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最高的道德理性:Homo sum, et nihil humanum.这里的拉丁文省略了后半句,原文为:“Homo sum, et 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 puto.”意思是:“我是人,人类之事没有不关乎我的。”等等。”他毫不回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充分地承受它们。当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去世时,他这样写道:“于是,突然间,我又变得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却写道:“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真是猫的生命力!”他那时候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之后,他又结了婚。

   二十八岁时,他被关押在要塞中,等待发配去西伯利亚,当时他写道:“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原来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后来,他在西伯利亚结束了苦役生活,刚刚娶了寡妇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便在书信中(1856年)这样写道:“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在我的工作中充满了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努力,那么多的活力……在这六年期间,我有过那么多的活力和勇气用来斗争,还带着无比的痛苦,而我却没有办法弄到足够的钱来喂饱我自己和我的妻子,这一切可能吗?算了吧,没有人知道我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我的才能有多么高,而我*的正是这些!”

   但是,咳!他要抗拒的不仅仅是贫困!

 

 

  “我工作时几乎总是神经质,焦虑,烦躁。当我工作太多时,我就真的病倒。”“最近,我实际上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我的病不时发作。”在另一封信中:“我的病发作起来会要了我的命,每次发作之后,我得用四天的时间,才能让我的思绪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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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隐瞒自己的病。他那“神圣痛苦”的打击也来得太频繁了!以至于他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有时成了目睹现场的证人。斯特拉霍夫曾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讲述了那样的一个发病场景。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并不认为癫痫病有什么可耻的地方,除了引起写作上的某些困难之外,并不表现为精神上或智力上的某种“低下”。即便在第一次给一些女性通信者写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对自己迟迟没有复信表示道歉,并且天真地、直接地说:“我刚刚忍受了我的癫痫病的三次发作,以前从来没有发作得如此剧烈,如此频繁。在发作之后的两三天里,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我不能写,甚至不能阅读,因为我的心灵和躯体全都垮了。所以,我现在请求您原谅,您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原谅我迟迟地没有给您回信。”

   这一疾病,在他去西伯利亚之前就已经有了,在苦役营中犯得更重了,去国外旅行时稍有缓和,但再度发作时更凶猛。“当这毛病久不发作时,突然发作一次就特别厉害,让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我陷于绝望之中。以前(他写这封信时五十岁),发作后低落的情绪会持续三天,现在,则要持续七八天。”

   尽管癫痫病发作,他还是紧紧地抓住工作,努力不懈地完成自己承诺的事:“已经预告了,在杂志(《俄罗斯通报》)的四月号中要刊登我的续集(《白痴》),可我还没有写完,只写了无关紧要的一章。到时候,我给他们寄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前天,我又犯病了,犯得很厉害。但是,昨天,我还是写了一点,在几乎疯狂的心态中写的。”

   假如,发病之后他只感到难受和痛苦,那还真算不了什么。“可是,咳!让我绝望的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像不久之前那样快速地工作了。”有好几次,他抱怨说,他的记忆力和他的想像力都在减退。在他五十八岁时,也就是逝世前两年,他写道:“很久以来,我就注意到,我越是前进,我的工作就越是困难。因此,我常常生出一些总是难以抚慰的想法,一些阴郁的想法……”而这一时期,他在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去年,当波德莱尔的书信集出版时,蒙代斯先生曾经慷慨陈辞表示抗议,而且夸大其词地提到了艺术家的“道德廉耻”,等等。而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时,不禁想起了那句据传为基督本人所说的精彩话,它在不久前传得很广:“当你们重新赤身裸体时,当你们不再感到羞耻时,天国就将来临。”此言出自所谓的伪经《多马福音》(1897年首版)。

   无疑,总会有一些生性敏感、廉耻心容易被触动的文人,跳出来反对出版私人书信和隐秘文献,他们只希望看到伟人的正面形象。他们似乎在这些书信中只看重一种沾沾自喜,那是平庸之辈因英雄的书信中暴露的那些与自己相似的缺点而产生的沾沾自喜。因此,这些文人就说,这样的出版物“很不得体”,或者用浪漫主义的语气说,这是在“挖祖坟”,至少,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他们说:“不要来碰作者,只有作品才是要紧的。”——显然如此!但是,令人赞美的,让我受到了无穷教益的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写出了作品。

   我不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而仅仅是根据书信集提供的材料,为他画一个肖像。我只谈到了他自身的那些局限,我想我还可以谈谈那些局限中的持续不断的苦难,那种苦难跟他是如此的紧密相依,似乎成了他天性的一种秘密需求……但是,一切都对他冷酷无情。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却在刚刚开始文学生涯时就被认为适合于服兵役,而他那比他强壮得多的哥哥米哈伊尔却退了役。他不巧进入了嫌疑分子集团中,遭到逮捕,被判死刑,后来被赦免,发配到西伯利亚服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四年在苦役营,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列兵。在那里,兴许不是出于我们一般人认为的伟大爱情“啊,我的朋友!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地爱着她,然而,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并不幸福。当我见了你的面后,我会告诉你那一切的。你只需要知道,尽管我们在一起很不幸福(由于她古怪、多疑的性格,近乎于病态的反复无常),但我们无法不继续相爱下去。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越是不幸福,就越是彼此唇齿相依。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事情确实如此。”(在他妻子死后写给弗朗热尔的信)——原注,而是出于一种炽热的同情心,出于怜悯、柔情、献身需要,以及他那承担一切而毫不回避的天性,他娶了一个苦役犯伊萨耶夫的遗孀此处似乎有误,据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伊萨耶夫并非苦役犯,只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税务员,不务正业,生性嗜酒。,她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儿子,这?子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从此就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抚养。“假如您问到我的情况,我怎么回答您好呢:我承担了家庭的苦恼,我一直在苦熬着。但我想,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还不打算去死。”他的哥哥米哈伊尔死后,其家庭成员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抚养。他只要有点积蓄,就投入到他所创办、维持、领导的那些报纸杂志中德?伏居耶先生是这样说的:“为了捍卫他认为自己具有的思想。”——原注,另外,把可能有的余暇也一齐搭进去:“当时必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我开始在三家印刷厂同时出版;在金钱、健康、精力功夫上,我毫不吝惜。我一个人担当一切。我看校样;我跟作者们、跟书报检查官们打交道;我修改文章;我找钱;我一直站着工作到清晨六点钟,只睡五个小时的觉。最后,我终于使杂志走上了正轨,但为时已晚。”确实,杂志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但是,最糟糕的,”他接着写道,“我一方面像苦役犯那样工作,一方面却不能为杂志写任何文字;没有一行字是以我的名义写的。读者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名字,不仅在外省,而且在彼得堡,公众并不知道是我在主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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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他继续下去,坚持不懈,从头开始。什么都不能让他灰心,不能让他垮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在继续斗争,不是与公众舆论斗,因为他最终已经赢得了它,而是跟报纸上的反对派斗争:“我在莫斯科说了一番话(指他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您瞧一瞧,几乎所有的报纸是如何对待我的,仿佛我在哪家银行里偷窃或诈骗了钱似的。就连乌康采夫本人(当时的一个著名诈骗犯)受到的谩骂都不如我来得多。”

   然而,他追寻的并不是一种奖赏,促使他行动的,也不是作家的自尊心或者虚荣心。在这一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接受他最初的辉煌成就时的方式。他这样写道:“我从事文学已经有三年了,我已经晕了头。我不在生活,我没有时间思考……人们为我创建了一种可疑的名望,而我不知道这一地狱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是那么的坚信自己思想的价值,以至于他作为人的价值也与之紧紧混杂在一起,并消失于其中。“我对您做什么了?”他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弗朗热尔说,“值得您如此地爱着我?”在他生命的晚年,他这样写信给一个陌生的女性通信者:“您认为我是解放心灵、拯救灵魂、驱赶痛苦的人吗!许多人给我写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们的失望和厌恶。我很少能够抚慰别人,尽管我有时候也能这样做。”然而,在这个如此痛苦的心灵中,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温柔!他在西伯利亚写信给哥哥说:“我每夜都梦见你,我成天提心吊胆。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一次见到你,并且拥抱你,我亲爱的。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安心吧。请看在基督的分上,假如你身体健康的话,你就放下你的一切事情,一切烦恼,马上给我写封信,因为,不然的话,我会发疯的。”

   至少,在这里,他是不是要找到某种支撑?“请尽快地给我写信,仔细地给我说一说。您觉得我哥哥怎么样(这是他于1856年3月23日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写给弗朗热尔男爵的信)。他对我是怎么想的?以前,他是那么的爱我!他跟我告别时痛哭流涕。他没有冷落我吧?他的性格改变了吗?这会让我多么的悲伤!……他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吗?我不能相信。但是,如何解释他一连七八个月都没有来信呢?……在苦役营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收到过自己家人的来信。1854年2月22日,即他被释放前的十天,他给他哥哥写了西伯利亚书信中我们所知道的第一封信,这封精彩的信,我却没能在比昂斯托克先生翻译的书信集中找到。他的信中写道:“看来,我终于能够跟你更长久地、更安全地交谈了。但是,首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写上哪怕只言片语?我万万想不到会这样!在我的监狱中,在我的孤独中,有多少次,我感到了真正的绝望,我想到,你兴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整夜整夜地思考你的孩子们的生活,我诅咒命运让我无法伸出手来帮助他们……难道人们禁止你给我写信?但是,这是被允许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能收到好几封信……但是,我相信我猜出了你的沉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天然的冷漠……”——原注再说了,我看到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太多往日里的那种真诚!我将永远也忘不了他对K所说的话,当时,我曾托K转告他,让他照看一下我。他在信中写的是:‘他还是留在西伯利亚为好。’”没错,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了,但是,这句令人寒心的话,他只求人们把它给忘了;我刚才引用了一些片段的那封给米哈伊尔的精彩的信,写在这封信之后;此后不久,他写信给弗朗热尔说:“告诉我的哥哥,我紧紧地拥抱他,我请求他原谅我给他带来的一切苦难,我要跪在他的面前。”1855年8月21日,他写信给他哥哥本人(这封信比昂斯托克也没有翻译发表)说:“亲爱的朋友,当我在去年10月的信中向你作同样的抱怨(关于你的沉默)时,你回答我说,你很难读得下去。哦,我亲爱的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埋怨我!想想我孤独一人,像一粒被遗弃的石子,我的性格始终是那么的阴郁、病态、喜怒无常;想想这一切,假如我的抱怨是那么的不公正,我的设想是那么的荒诞,就请原谅我吧。我第一个就相信是我错了。”

   兴许霍夫曼是对的,西方读者面对如此谦卑的忏悔,会嗤之以鼻;我们那带有浓重西班牙色彩的文学总是教导我们,要在永远不忘侮辱中见出一种高贵性格来!……

  那么,这样的一位“西方读者”,读到以下这句话时会说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您写道,所有的人都喜爱沙皇。那么我,我也爱他。”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待在西伯利亚。这是一种反讽吗?不是,在书信中,他反复提到:“皇帝是无比的善良和慷慨”;当他在十年之后,在同一封信中请求允许他返回圣彼得堡,同时接受他的养子保尔入学时,他这样写道:“我反复考虑过了,假如他们拒绝我的一个请求,他们也许不好意思拒绝另一个,假如皇帝不准许我在圣彼得堡生活,那么他也许会同意给保尔一个学籍,以免把一切都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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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如此的顺从让人困惑。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都从中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什么!竟然没有一丝一毫造反的呐喊吗?假如不反沙皇的话——因为对沙皇最好还是要尊重——那么,至少也应该反对社会,反对他从中出来时已年老体衰的监狱,难道不是吗?那么,请听他是如何说的:“关于这四年中我的心灵和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和我的情感,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起来话就太长了。我用以躲避残酷现实的那些沉思,不会是没有用的。我现在怀有的欲望和希望,是过去根本无法预料的。”1854年2月22日致米哈伊尔的信,没有被比昂斯托克收入到书信集中。——原注还有:“我请求你,不要猜想我还像我最近几年里在彼得堡时那样忧郁不堪,那样疑虑重重。一切都彻底过去了。此外,是上帝在指引着我们。”最后,多年后,在1872年致S. D.雅诺夫斯基的一封信中,他承认了那样一种非凡的情感:“您是那么的爱我,照顾我,我这前往西伯利亚之前精神上有病的人(因为我现在承认自己有病),我的病在那里痊愈了。”(引文中的异体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强调的)

   竟然没有一句抗议的话!有的反倒是感激!就像约伯被永恒之神的手折磨,却从他口中得不到一句亵渎神的话约伯之事,见《旧约·约伯记》。……这个殉道者实在令人气馁。他因了什么信仰而活着?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他?——兴许,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表现出来的他的观点,我们将能够理解他在公众中不太成功的那些秘密原因,理解他的不走运,理解他为什么迟迟地留在这荣誉的炼狱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党无派,惧怕派系之争。他写道:“我思考得最多的事情是,我们的共同思想是由什么构成的,不论我们各自的倾向有多么不同,我们会在哪一点上相遇。”他深深地坚信,欧洲的“各种对抗的因素在俄罗斯思想中调和了起来”,他,作为一个如他自称的“老俄罗斯欧洲人”,他以全身心的努力,致力于这一俄罗斯的统一,而所有的党派都应该融于对国家和人类的巨大的热爱之中。他在一封寄自西伯利亚的信中写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观点,俄罗斯将完结欧洲,这是它的使命本身。这对我来说向来是显而易见的。”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到俄罗斯就像一个空闲的民族,“有能力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前列”。假如,出于一种信念,兴许还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信念,他对俄罗斯人民的重要性抱有一种幻想(这可不是我的思想),那根本不是基于一种沙文主义的自负,而是基于他作为俄罗斯人而具有的一种直觉,他认为,他对分裂欧洲的各派系的不同激情和不同理由有着深刻的理解。谈到普希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赞扬他具有“人类普遍同情心的能力”,但他又补充说:“这一天赋,他恰恰是跟我们的人民一起来分享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是民族的。”他把俄罗斯灵魂看成是“欧洲一切倾向的一个调解地”,他甚至这样高喊道:“哪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不会首先想到欧洲!”甚至说出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俄罗斯流浪汉需要人类的普遍幸福才能得到安宁。”

   他深信,“俄罗斯未来作用的特点,应该是在泛人类的最高层面上,而俄罗斯思想兴许将是欧洲在其不同的民族中持恒努力发展的所有思想的综合”。他常常把目光转向外国;他对法国和德国所作的政治判断和社会判断,对我们来说,是他书信集中最有趣的部分。他在意大利、瑞士、德国旅行并逗留,甚至滞留了好几个月,原因很简单,最初是渴望多多地了解,后来,则由于持续不断的经济困难,或是没钱继续旅行和还清新债,或是害怕回俄罗斯后被债主告上法庭……他在四十九岁时写道:“我的健康状态不好,要是被监禁的话,我怕连半年都经受不了,更何况我无法工作。”

   但是,一到了国外,他就怀恋俄罗斯故乡的空气,怀恋与俄罗斯人民的接触;对他来说,无论是在斯巴特、在托莱多、在威尼斯,都没有故乡的那种空气,他都无法适应。有一段时间,他无论到哪里都郁郁寡欢。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简直无法向您表达,我在国外生活感觉有多么的难受!”没有一封流亡中的信不表达这种抱怨:“我必须回到俄罗斯,我在这里烦闷得要死……”就仿佛,他本来是在那里尽情地汲取着他作品所需的神秘营养,而现在,一旦根系从俄罗斯的土壤中被拔出,他就失去了元气。“我没有了写作的兴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或者说,我写作起来十分痛苦。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实在弄不太明白。我只是想,这是因为我需要俄罗斯。无论如何,必须回国。”另一处,他写道:“我需要俄罗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作品……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在德累斯顿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那都无关紧要,我始终是在异国他乡,脱离了祖国。”还有:“假如您能知道,我在这里,是那么地感到自己是个无用的人、外乡人……我变得愚蠢和狭隘,我丢失了俄罗斯的习惯。没有俄罗斯空气,也没有俄罗斯人。总之,我根本就不能理解那些俄罗斯移民。那都是一些疯子。”

   然而,他却是在日内瓦、在沃韦写的《白痴》,在德累斯顿写的《永恒的丈夫》和《群魔》。这又有什么关系!“您对我在这里的工作说了一些金玉良言,确实,我在这里落后了,不是从世纪进展的观点来看,而是从我们国内发生的情况来看(我当然比你们更清楚这一点,因为,每一天,我都会从头到尾地读三份俄罗斯报纸,我还收到两份杂志),但是,我这样会脱离生存的活泉;不是它的思想,而是它的精髓本身。这大大地影响了艺术创作工作。”

 

  因此,这种“人类普遍同情心”始终伴随着一种热情的民族主义,并因之而强化,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它不可或缺的补充。他不知疲倦地、毫不懈怠地反对当时被那边的人们称为“进步主义者”的那些人,也就是说(请允许我在此借用斯特拉霍夫的定义),“那些政客,他们期待促进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但不是通过民族资源的有机发展,而是通过仓促地吸取西方教导”。——“法国人首先就是法国人。英国人首先就是英国人。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保持自身的原样。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他反对“那些将俄罗斯人的根基拔掉的人”,他不等巴雷斯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政治家。作品《离开了根基的人》写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生活。冒出来,就警告那位大学生,“他脱离了社会,抛弃了社会,不是走向人民,而是走向别处,去国外,进入欧洲主义,进入从未存在于世的世界人的绝对统治中,以这样的方式与人民决裂,蔑视人民,误解人民”。他跟巴雷斯一样,反对“不健康的康德主义”,他在给自己主编的杂志写序言即《当代》杂志,比昂斯托克把这篇序言作为附录收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原注时写道:“从国外引入的思想无论有多么丰富,它都无法在我们这里生根和驯化,无法真正地对我们有用,除非,我们的民族生活在毫无外界的启示与推动下,自然而然地、切切实实地从自身中产生出这种思想来,以满足大家必然的需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多多少少比较稳定的社会,是按照一种从国外进口的命令程序而构成的……”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我也没有见到比他更为断然和坚决的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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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我很遗憾地并没有在巴雷斯那里发现的思想:“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脱离自己的土壤,以便不带任何成见地看待自己,这是一种很强烈的个性的标志,与此同时,能带着善意来看待外国,这是最伟大的、最高贵的天赋之一。”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没有预见到,这一学说会把我们引向何等的盲目:“要让法国人清醒,要阻止他自认为是天下第一,这是办不到的。更何况,法国人对天下的事知道得很少……而且,他还不想知道。这是他们全民族的共同特点,很有代表性。”

   幸运的是,由于他的个人主义,他跟巴雷斯截然不同。而与尼采相比,他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表明,对自身价值的这一信念,有时候并不伴随有多少的自满自得和自命不凡。他写道:“世界上最困难的,莫过于保持本身的原样。”还有:“不应该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了爱国主义,没有了个人主义,他也是没有办法来服务于人类的。假如,我刚才引用的这些话会使某些巴雷斯分子信服的话,那么,下面的引语要不能引起他们的反感,那就怪了。

   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话:“在新人类中,美学概念是混乱的。建立在实证主义之上的社会的道德基础,不仅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且也不能确定自己,只能在欲望和理想中摸索。要想证明社会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证明那些道路并不通向幸福,证明幸福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来自它,难道事实还远远不够吗?但是,幸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写了那么多的书,人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东西:在西方,人们失去了基督……因为这个,只是因为这个,西方衰落了。”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法国的天主教徒会鼓掌的……不过,我刚才故意删掉了那几个关键的词:“人们失去了基督——由于天主教主义的过失。”那样一来,请问,哪一个法国天主教徒还敢于被这书信集中所包含的虔诚的眼泪而打动呢?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向世界显示一个俄罗斯基督,在世上默默无闻,其原则包含在我们公认的教义中”,那也是枉然,因为,法国的天主教徒,出于他们自己的正统教义,会拒绝听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又说:“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未来文明化力量的原则,是我们使整个欧洲死而复生的原则,是我们未来力量的整个精髓。”但这样说依旧枉然,至少在今天是枉然。

   同样,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德?伏居耶先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对思想、对丰满人生的竭力反对”,看到了一种“对愚痴、对漠然、对消极的神圣化”,等等,那么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哥哥的信(未被比昂斯托克收入在书信集中)中,却读到这样的话:“人们会对我说,这是一些简单的人。但是,一个简单的人要远比一个复杂的人更为可怕。”一个少女渴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她想当一个护士或者一个助产士,他这样给她回信说:“……通过有计划地接受教育,人们就是在准备一种更有用一百倍的活动……”他还说:“您接受高等教育难道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大多数专家是一些并没有多少知识的人……我们的大多数男女大学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教养。他们能够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呢!”当然,我并不需要读这些话语也能明白,德?伏居耶先生实在是弄错了,但是,人们毕竟还是可能误会了。

   同样,我们实在很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因为,一方面霍夫曼确实有道理说:“社会主义者,如果从这个词最人道的意义上来说,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在他的书信集中读到:“……已经侵蚀了整个欧洲……”

   是保守派,却不是传统主义者;是保皇派,同时又是民主派;是基督徒,却又不是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是自由派,却又不是“进步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让各个党派都不满意的东西。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有着完成他使命的一切智力,或者说,为了当前的即时目的,他有权利让这一无限微妙的工具倾斜、歪曲。他写道:“说到所有这些可能的倾向(异体字是他自己强调的)——它们汇集成了一种对我的欢迎(1876年4月9日)——我本来是想写一篇文章,好好说一说由这些信件引起的感受……但是,经过对这文章的考虑后,我突然发现,我根本不可能真诚地来写它;而假如没有真诚的话,那还有什么写的必要呢?”他这是想说什么?无疑,是这一点:要写出这篇既使人们皆大欢喜,又能确保成功的文章,就必须歪曲自己的思想,使它极端地简化,最终把他的信念推到超越自然的地步。而这,是他断然不能同意的。

   出于一种不太生硬的、跟他思想简单的正直性相吻合的个人主义,他只同意介绍自己的思想时要展示其复杂的完整性。他在我们这里的不成功,或许可以归咎于这个最重要也是最隐秘的原因。

   我并不是在暗示说,伟大的信念通常总是带有某种不太正直的推理;不过,它们往往不需要什么智力;而巴雷斯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不会不马上明白到,要想让一种思想迅速地流行在世界上,人们不应该公平不偏地阐明它的各个方面,而只应该坚决地推行它的某一方面。

   要让一种思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单独地提出它来,或者不如说,假如你们愿意的话,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单独地提出一种思想来。找到一个好的模式还不够,还必须钻进去不再出来。公众在面对每个名称时,都愿知道它们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忍受不了让他们费脑子琢磨的东西。当他们听到巴斯德这一名字时,他们总愿意立即能想到:是的,狂犬病。听到尼采的名字呢?想到超人。居里夫人?镭。巴雷斯?大地与死者。甘东勒内·甘东(1867—1925,法国生物学家,研究海洋生物的起源。)?原生质。完全就像是一说到:波尼布斯波尼布斯(法国著名的芥末和腌黄瓜制造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著名品牌。)?马上就想到的是: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安托万·帕芒蒂埃(1737—1813,法国军医和农学家。),由于他“发明”了土豆,仅此一点,就使他变得赫赫有名,甚至比他假如发明了整个菜园中的所有品种还要更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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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点儿在法国获得成功。当时,德?伏居耶先生发明出了“对痛苦的崇拜”这一称号,并由此为他在《罪与罚》最后几章中找到的学说贴上标签。《罪与罚》中存在着这个学说,这一点我很愿意相信,而且这个标签模式找得也很贴切……可惜的是,它并不能彻底地涵盖作者本人;他从各个方面都要超越出来。因为,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认识上帝”,那么,至少,这一对上帝的认识,他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充满人性的、充满焦虑的复杂性中来做到。

   易卜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简化的;作品中疑问多于肯定的那些作家,情况大致也一样。易卜生有两部戏剧赢得了相对的成功:《傀儡之家》和《人民公敌》,这不是由于它们的卓越,成功来自于易卜生在其中加入的所谓的结论。其实观众对作者并不那么满意,因为作者并没有找到某种明显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这是不确信造成的罪过,是思想的懒惰,或者信念的微弱。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品尝到很少一点点智力后,他们就断定这一信念充满了暴力、坚韧,以及单调的肯定。

   我不想再扩大本来就已经十分广泛的话题,今天,我并不寻求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我只想指出它所包含着的被西方人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因为西方人不怎么习惯这种对极端相反的东西的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坚信,在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在个人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这些矛盾只是表面的。他认为,如果只明白这一重要问题许多侧面中的一面,那么,对立的各派别离真理都是一样的遥远。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次引用他的话,它无疑将比任何的阐释都更能说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难道必须失去个性才能达到幸福吗?拯救存在于抹却之中吗?要我说,恰恰相反。不仅不应该抹却自身,而且还应该成为一个个性,甚至要达到一个比西方还更高的程度。请理解我的话:自觉自愿的牺牲,在充分的意识中、自由地独立于任何强制的牺牲,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这正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级的标志,标志着对自身的一种完美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一种彻底发展的个性,十分坚信自己有成为一种个性的存在权利,不再为自己担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别的事,也就是说,只能服务于一个用途,只能为其他人而牺牲自己,好让所有的其他人都成为同样自由而又幸福的个性。这是自然法则:正常的人都要达到这一点。”(引自《国外游记》中一篇叫《论资产阶级》的文章。比昂斯托克先生很有道理地把它发表在了他翻译的这部《书信集》中。——原注)

 

  这个答案,基督早就教导给他了:“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出于对自我的爱),必真正救活性命。”(参见《新约?路加福音》,ⅩⅦ∶33。译文稍有出入。)

 

  1871年到1872年的那个冬天,五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他在给雅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应该承认,衰老已经到来;但是,我不怎么想它,我还准备再写(当时他准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一些最终能让我满意的作品;我还等待着生命中出现新东西,但是,很可能我已经收获了一切。我对你谈到我;是啊,我是那么的幸福。”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生活中,在他的作品中,感觉到潜伏着的,正是这一幸福,这一超越了痛苦的欢乐。尼采早就彻底地嗅到了这一欢乐,而我最怪罪于德?伏居耶先生的,恰恰是他没能觉察到这一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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