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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福克纳 人类必须在行动中为自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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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 人类必须在行动中为自我祝福  发帖心情 Post By:2018-1-12 22:46:08 [只看该作者]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俄裔美国作家,同时也是文化批评家,诗人,翻译家及昆虫学者。
《莫恩先生的悲剧》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者:刘玉红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洛丽塔》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者:主万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2月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于56岁写成的经典之作,国内有多个译本,读者对翻译的优劣也争执不下。最近的一部《洛丽塔》由主万翻译,很多人表示这个译本太多工匠气,毫无纳博科夫本人的神韵。如何同时兼备原文的炫丽与诗意,成为考验译者功底的难题。

  纳博科夫的生日与莎士比亚诞辰是同一天。纳博科夫十分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与这个巧合有关,也可能是跟他在剑桥受过的文学教育有关。纳博科夫在那部知名的《洛丽塔》中应用了大量的戏剧元素,在《庶出的标志》中甚至有一个章节用来探讨《哈姆雷特》的翻译和批评。在看到这个以小说出名的作者的戏剧作品的时候,读者很难不会有好奇:乐于在小说文体中穿插进去戏剧元素的作者,在写作戏剧作品时是否也会有他喜爱的莎士比亚的印记。

  莎士比亚的戏仿者

  这本书是纳博科夫在24岁写成的,译者提到这部剧对莎士比亚从主题、人物、情节,包括抑扬五音步的模仿。读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关于国王、王权、爱情、忠诚、背叛、反抗、充满死亡的,甚至在剧中直接赋予角色奥赛罗的戏服设计来暗示剧情的发展的非单线进行的戏剧作品,存在大量直抒胸臆的独白,对白里有富有创造力的比喻,台词有译者努力保存的韵律,五幕之间、在剧情之外极富延展性的主题,这确实有点莎士比亚。

  故事情节推动上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是由开篇即展示的一个罹患疾病的老人特拉门斯所倡导的一场无政府革命运动,这个行动直接导致了参与者加纳斯的流亡,加纳斯的妻子米迪亚成为一个失去伴侣的人。另一条线,则是国王莫恩,一个庙堂之上的明君,一个为米迪亚的爱情迷失的男人。这两个人一个攫取王权,一个远离王权。诸多人的命运因此也更改了。哪怕是这两个意图打破常规的始作俑者本身,也被这个过程推动,走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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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拉门斯身体的衰败与他造反的激情看起来是不和谐的,他希望把自己身体的不适“传递给这座漂亮的城市”,因为他被“无所事事折磨”,他要让“这城市除了灰烬什么都不剩”,但是他毁灭的欲望是真实的合理的,这可以联系到一些学者认为的贫穷落后地区更容易孕育犯罪和极端主义行为:因为欠缺与不平衡而激发的疯狂与报复。人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感知自己真的存活。特拉门斯的悲剧便来自其自身健康状况引发的偏执。

  剧中的莫恩先生也就是国王,他在第一幕中和第二幕开篇未出场时都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存在,人民为他的神秘和他的英勇事迹以及治国安邦的能力倾倒,而特拉门斯则称他为“占据人民灵魂,占据空气”——佩戴面具充当国王,摘下面具穿百衲衣去小酒馆。去小酒馆的这段描述很容易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哈尔王子年轻时候的那段混迹酒馆的经历。他不是一个暴君,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而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人,甚至在其他人的口中传说的他的诗句,暗示他也是一位诗人。只因为与一个有夫之妇相爱,并且碰巧被化妆了的丈夫发现了,在回归了权力中心的时候,选择了本来不应该选择的死亡。他的悲剧来自一个偶然的错误,更深层的原因是严苛进行自我审判的性格。

  加纳斯是幕前重要的人物,由他造反-回归-与莫恩对峙-决斗-追杀的过程推动两条线索的一步步交织与运动。加纳斯在舞会上以戏剧的方式出场——身着奥赛罗的戏服和妆效。这一个设计很像《哈姆雷特》中王子为叔父导演的那场戏:都是借由戏中戏来暗合戏剧本身的情节。这可能是纳博科夫后来在小说中广泛使用的戏仿技巧的最初尝试。剧本中加纳斯是一位热血不失理智的青年,能够从现实观察中发现造反理由的匮乏,他承认国王治理有方,放弃了盲目造反,却又陷入了与国王的情爱纠纷,在维护爱情的荣誉之下,追杀国王,促成莫恩先生的悲剧,加纳斯的悲剧是信念之失:对造反意义和爱情忠诚信念的失却。

  在主线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纯洁的年轻女性埃拉(特拉门斯之女),被青春的欲望驱动,走向理所当然的爱人(诗人克莱恩,父亲的追随者,反叛党之一)。这种对爱情的质疑和追认,体现了一个青年人的自我判断,在激情之中仍然求诸于理性。确认爱上加纳斯,勇敢表白之后,她还是走进了与克莱恩的婚姻,最后也因为这个选择卷入革命运动的动荡而死于生产。可以说她预见了悲剧的结局,却还是成了走进宿命的人,这一点与击溃反派后莫恩选择了死亡是同一个逻辑。他们都需要面对诚实,需要去践行誓言。这是这个悲剧里最古典的一点:不得不死于道德的坚持。这与士人精神有某种类似:(从利己角度来说)可以不死(做),因为某种行为准则(义),一定要做。这种悲剧的古典性,也被亚里士多德曾经呈现过,一种因为性格而纠缠于道德与现实的冲突、最后屈从于死亡召唤的悲剧。

  悲剧之后的冷酷与孤独

  故事背景被模糊化,角色的悲剧都只与个人的选择和坚持有关,充斥通过自白进行的自我怀疑和拷问,让人想起北岛的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一出个体悲剧的集合,而不是人民的悲剧。这其实是说文学对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呈现与道德评价的程度。有些作者更执着于写人民的悲剧,讲述一种确定的历史条件下,体系性的系统性的悲剧,他们诉诸于笔端的是对封建统治、对意识形态等指向明确的带有时代印记的讽刺与批判。但是有一些作者会在作品中致力于探讨个人悲剧,往往着眼于更为抽象的意义和道德。这一点在某些流亡作家或者移民作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被迫与逻辑中理所当然接受的国家立场分离,而在不间断的与变化的环境交锋时,去思考个体面对社会动荡时的种种丧失与悲恸。这类作家在如今新自由主义发展多年之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在更能激发读者的共鸣。着眼于个人的,不受历史和国别限制的思辨、自省甚至是自我批判和痛苦,是超越时代性的话题。

  全文中充满了诘问,对爱情的诘问,对革命意义的诘问,对幸福的诘问。关于幸福是什么,是“煽动的翅膀,是唇上的雪花”——翅膀可以看作是纳博科夫那知名的鳞翅目爱好带来的审美意义的渗入,而唇上的雪花,让人非常直观地感觉到幸福的细微和易逝。作品中没有通过他人对任何一个人物进行道德审判,通过对白直接呈现的更多的是角色本身对自身的反省与解释,作者对所有角色都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超越年龄的悲观和理性,看到近在眼前的革命带来的骚乱和人性中的阴暗,以及这种阴暗所产生的无力。

  这是一出立意古典而意义隽永的剧,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因为没有凯歌,没有一个是狂欢式的英雄,只有对他人更多的质疑与追问。这种色调沉郁的自省精神更多地来自作者民族性的某些气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俄国最后一代贵族,受过贵族式的家庭教育。贵族身份和父亲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人士的身份,让纳博科夫在俄国革命期间开始了告别故土的流亡生涯,流亡期间他过着一种自称的“奇特说不上不愉快的生活,在物质的贫乏和知识的奢华之中”。要求这样一个作者去表达民族性的痛苦、人民大众的痛苦,是不现实的。但是他能给人更多的,除了生活表象的幸福和不幸之外的,一个人纠缠于理性、道德、现实、爱欲之中的反思,是一种超越国界,阶级和任何一个群体的、孤立的有时候又带着冷酷的思考。

  纳博科夫对哪怕不读文学作品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引起反馈的作者——只要谈到他那部被后来影视作品改编而成为流行词汇的,被时尚界引为具体风格的话题作品:《洛丽塔》。阅读体验是相当难忘的:一个口口声声说忏悔的人,每一段都是奸诈的深情表白和渲染,让人错乱,那种被反复咀嚼到模糊又暧昧的禁忌,像是《猜火车》里对吸毒后幻象的表达,是炫耀又是教唆,读者难免和亨伯特成为同谋。纳博科夫构建的多重叙述层面和狡黠的行文隐藏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莫恩先生的悲剧》这部作品使用了几乎人人都能看出来的莎士比亚风格的模式,包裹的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个人(英雄)古典悲剧内核。在这部24岁写成的早期作品之中,虽然没有后来作品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和繁密交织的意象,但是更为直白地展示了纳博科夫后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特色和文学雏形,这也是为什么这部迟迟未出版的俄文作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鲍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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