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裘帕·拉希莉《解说疾病的人》： 和“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作家精于在无事的轻逸里写出愁绪的沉重，擅长捕获那种短暂情感和琐屑日常的肌理温度，毫无夸饰的矫揉，叙述与描写无不流动自然，微澜起伏就像音乐里的“主题再现”。但是，故事又从不缺乏“重音”，突转和高潮总是冒出一下，复归悠长愁绪的况味。

”

裘帕·拉希莉这位美国当代女作家，是最年轻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更重要的，她是靠处女作摘得该奖。很多人并不在意这种“信息”，认为它不过就是腰封的宣传语言。然而，从“最年轻”和“处女作”，我们至少能窥见两点：一是“祖师爷赏饭吃”的天赋，二是起点就是巅峰的水准。这类作家，大多有早熟的自然天成感，他们的写作倾泻喷薄，并非缓慢精进；他们往往直觉狠切敏锐、情感深阻莫测、观察老辣柔腻。在我看来，这可称为“作家型人格”，后天修炼的只是技艺，却学不来人格。萨冈、杜拉斯如此，张爱玲也是如此。

一个作家要善于洞悉自己的控制力——到底是擅以长篇杠鼎，还是靠短篇取胜，就如歌手对他最好的音域抱有自信。拉希莉的获奖履历说明，她天生就是“短篇圣手”，包揽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纽约客》杂志年度最佳处女作、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最佳虚构处女作等奖项，可谓“短篇大满冠”作家。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充分呈现了作家创作的风姿和特质。如果概括而言，就是透过私情和异域，书写诱惑与隔阂。

拉希莉的父母来自印度，移居美国，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就像大批美国犹太裔移民作家一样，他们总在文化、身份和价值的板块裂缝中生存。一方面，是“本土化”背后的“美国梦”、“移民梦”，迫切渴望成功，获得认同，创立家业，安身立命。另一面，是文化基因潜藏的“异质性”，它来自“迁出地”若有若无、模棱两可的父辈记忆和族群归属。这在拉希莉笔下尤为鲜明，她的故事大多是美国和一个“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解说疾病的人》中文版

拉希莉觉得，“印度文化于我是相当远的，尽管我在小说里努力写了许多印度文化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在印度长期生活过，从本质上来说，我和印度是相当分离的。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维系只是定期的访问，以及从小接受的家庭、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坚持不懈地保持着的印度传统的生活习惯”。小说里的二代移民与作家情形高度契合。他们对印度的理解停留在符号之上，缺乏“原生性认知”，仅有一种“二手”经验：父母的讲述、家族的消息、日常的习俗、返乡的旅游。印度对于作家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他者，是充满诱惑的“异域”、一种“遥远的目光”。这是《解说疾病的人》所收故事共有的语境基调。

只不过，作家把这种类似“东方学”的后殖民意识，完全隐匿在家庭的日常和男女的私情之中。这就有了隐喻的“层次感”和“互文性”。一种是生在印度、迁移到美国的父辈们遭遇到的失落隔阂；一种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二代移民，他们被“异域的影子”诱惑，充满了探寻欲。这是美国和印度在文化层面的诱惑与隔阂。在微观上，故事又展现了家庭生活以及男女情欲上的孤独和互不理解。在我看来，拉希莉最优秀的地方，在于写尽人物尝试理解时的愁怨、困惑和倦怠。那种质感就像指甲抓挠墙皮时的痛苦摩擦，艰涩、煎熬。

某种意义上，拉希莉的创作围绕一个“转译”的主题。不仅文化、语言需要转译，私人情感更需要，因为它是维系亲密生活的基础。然而，所有忧伤故事都源于转译的无力、无解和谬误。她自言，“集子里收的许多小说试图道出为了交流沟通，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徒劳、困惑与艰难”，“即便是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同名短篇《解说疾病的人》表面看就是一对美国小两口带着孩子回印度探亲加旅游的故事。旅行中导游的讲解、游客的攀谈，再稀松平常不过。然而，拉希莉却从百无聊赖的尘埃里捕捉“一闪而过的情感”，它微妙、变化、无以名状。在慵懒倦怠的生活里原来一直就潜藏着能量的压抑和对秩序（表面平静生活惯性）的狂乱颠覆。达斯先生和太太米娜带着孩子们去太阳神庙游览，开车接送的是兼职导游卡帕西先生。卡帕西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和评价目光。在他看来，“这一家看着像印度人，却是外国人打扮，孩子们穿着色调鲜亮的紧身衣服，戴着半透明帽舌的太阳帽”。而达斯夫妇三十岁不到，缺乏为人父母的素养，就像是“大号的孩子”。“他们简直就像一群兄弟姊妹”，“似乎也就这么一天他们需要管管孩子，很难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人负起长久的责任来。”

作家不经意就透露出一种优越感，那种不知从哪儿随身自带的“西方自信”。“‘我和米娜都是美国出生’，达斯先生朗声回答，忽然透出一股自信，‘那里生，那里养。我父母回来了，就住在这儿。他们退了休。我们隔两年就回来看看’。”这种描写是富于暗示的——他们已不是移民，他们是美国“土著”，长着印度面孔的美国人。从而，整个故事充满了毛姆那种“南太平洋故事”的气味。印度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异域景观”，如同小说里不断冒出的“哈奴曼”（猴子们），满足着他们的好奇想象。“一个赤脚男人戴着脏头巾，坐在那堆麻袋顶上，人和牛都瘦弱不堪。达斯先生拍了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