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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帕乌斯托夫斯基 一枝来自温室的铁蔷薇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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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乌斯托夫斯基 一枝来自温室的铁蔷薇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2-7 10:19:26 [显示全部帖子]

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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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乌斯托夫斯基
(1892-1968),俄罗斯当代散文抒情大师。除代表作《金蔷薇》外,还著有《黑海》、《科尔希达》、《雪》等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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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故事》
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译者:非琴
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7年10月
虽然名为“一生的故事”,但本书只写到30年代。在这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便结婚了,后来在卫国战争时担任战地记者,战后在高尔基文学院执教。后半生算是平静祥和,直至1968年7月14日于莫斯科河畔去世。

 

《一生的故事》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它真的是纯粹的自传吗?作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永远也不是叙事的中心,而是一个“退场者”。六卷本小说,写自己的事情却越来越少。也许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一贯的散文手法。然而,它还有另一种解释,帕乌斯托夫斯基本身就是来自俄国文学土壤的一枝蔷薇,他的璀璨与绽放都与外部的土地密不可分。在那片土地上,艺术家运行着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如托尔斯泰所写,在历史中发挥创造的从来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潜在的、又不可抗拒的群众潮流。

  

  艺术,既是土壤,也是温室

  对我童年初恋的回忆是和这些雷雨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我9岁。

  ——帕乌斯托夫斯基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基辅的圣斯拉夫大街长大。与沙俄晚期的其他城市相对,基辅这座城市仿佛一座世外桃源,这座城市的艺术作品为里面的人提供了防护林似的保护,所有政治风云抵达这里,便渐渐弱化。所以,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时代,尽管这个国家在酝酿着许多重大变动,但他就和基辅的其他市民一样,生活在一个净化的空间里。净化是艺术的一项功能,它意味着对世界的选择与搁置,用一种审美的、非介入式观众的姿态欣赏一切。这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中得到了最强的体现。他出生在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并不富裕,父母要同时养育多个子女,其中还包括帕乌斯托夫斯基一位双目失明的姐姐加莉娅。在分身乏术的空间里,艺术成为一张隐形的摇篮,哺育着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灵魂。

  这种艺术的抚养没有围墙,它不局限在剧院的演出和书店展览中,而是构成了城市的生态。小帕乌斯托夫斯基会在姑妈的小箱子里找到土耳其书籍;会被外祖母带去喝一种被称为“反客为主的咖啡”(听起来像是个现代艺术品的名字,其实只是牛奶含量多于咖啡而已),并且阅读赫尔岑和显克维奇的著作;父亲则会带他去拜访画家弗鲁别利,两个人就坐在工作室内像工友一样聊天,丝毫没有艺术家与低端工人的界限。在房间之外,除了剧院里上演的鲁宾斯坦、罗斯丹、古拉克-阿尔杰莫夫斯基这些俄国艺术家的剧作外,在大街上也随处可见拉手风琴的人,以及弹奏《马赛曲》的女叫花子。这个意大利女乞丐给帕乌斯托夫斯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马赛曲》是被当局禁止的乐曲,为了能够听到这“犹如愤怒的号召,又像圣斯拉夫雅尔的居住者们的诅咒”的音乐,当地居民会派小男孩守在大门口,以便在警察到来时提前报警。艺术早已经点亮了自由之光,人们对善恶和理想都有着自觉的判断,然而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及当时聆听《马赛曲》的大多数人——都沉醉在激昂的旋律里,将自由视为内心的灵魂应许,而非某种靠生命去争取的权利。

  “自由!当时我还只能模模糊糊地想想它是什么。在我的想象中,它就像挂在父亲书房里的那幅寓意画上的那样。那幅画上画着一个年轻妇女,她怒容满面,神采奕奕,露出健壮的胸部,站在街垒上。她一只手里高举着一面红旗,另一只手正在把一根冒着烟的引火线贴近一门大炮。这就是自由。”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时光,就这样在一座“从没见过水兵”的城市度过。他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在溢至大街的艺术氛围内成长。他们也会关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关注犹太人的命运,关注英布战争并且为非洲人民声援,可这一切都是在“审美”中进行的。人们眼中对非洲的关怀来自《环球》杂志上的摄影图片:橙色的沙漠,轻微摇曳的树木,自由生活的人。俄国人无法忍受战争对人与大自然间亲密友谊的破坏。艺术给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生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同时也变成了一个过于纯净的玻璃罩,沉醉于温室中的他幻想大于现实。然而现实的雷雨终将到来,他不可避免地去面对更为宏大真实的命运——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命运,他人的命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当儿时的初恋在一场雷雨后染病离世,父亲出走使得家庭破裂,工人的宣传单和军队出现在由戏剧统治的城市里……纯真的玻璃罩破碎,青年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被迫重新阅读这个世界。

  现实为知识分子的创作确立价值

  “请你告诉我,你写的那些能帮助人们,使他们少受点苦难吗?你是怎么想的?”

  ——加莉娅(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姐姐)

  帕乌斯托夫斯基第一次投入现实生活的时候,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统治的罗曼诺夫王朝还没有崩溃,但国内已经积满阴云。“不能说在我的青年时期,革命运动完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是1905年一些事件的目击者,我十分了解莫斯科十二月起义的表面的全过程、喀山铁路上的事件以及‘波将金’号和‘奥查科夫’号军舰的起义。但这些革命事件吸引我的首先是它浪漫主义的一面——暗中破坏,地下印刷厂,炸药,定时炸弹,从流放中逃跑,烈火一般慷慨激昂的演说”。正是被这种“浪漫主义”吸引,帕乌斯托夫斯基接受了动员,而且还为曾经的艺术向往感到羞耻——当别人积极投入到西线部队与现实搏斗的时候,自己却只能躲在房间里写几行字,讨论空洞的人生哲学。于是,在两位兄长入伍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也当上了一名卫生员,并且不断要求军队把他派到离战场更近一些的地方,去实践自己内心的浪漫幻想。

  但在这段兵工厂的生活中,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浪漫却被破坏殆尽。在刺向地平线的铁路路基两侧,随处可见仓促挖成的战壕;大地上不再是白桦、柳兰与高耸的树冠,而是布满变形的罐头盒子,扔弃的军靴,刺刀,还有被撕碎的信件与照片,它们的主人早已不知生死。这时候,在基辅培育的艺术血液被冰冻了,在死者残躯和伤员的运送线上,再也没有抒情与浪漫的空间。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报纸,阵亡名单里写着两个人的名字:鲍里斯·帕乌斯托夫斯基,瓦季姆·帕乌斯托夫斯基。他的两个哥哥在同一天阵亡了,他的心上人廖莉娅也死于感染。就这样,他退出了战争,也告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当时所有参与战争的俄国人一样,在战胜国的军队里,他们是损伤最惨重的失败者。

  这时,与个人命运惨败相伴随的,还有社会命运的惨败。一战结束后,激化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革命的井喷爆发。1917年,沙皇政府被推翻,人们继续带着对未来的美好理想构建社会,可是前途却一片迷茫。此时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正在报馆工作,他对比着窗外的大街与手中的报纸,清晰地看到革命的情绪正渐渐从无忧无虑变得暗淡无光。人们分散在歧路上,肉体和大脑都不知何去何从。“知识分子——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俄国知识分子,普希金和赫尔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孩子们——大都茫然不知所措”。带着这种乏力与迷茫,他投身到了《海员报》,遇见了许多和自己相似的人。在《海员报》里,编辑部的大部分记者都是自发工作,稿费时有时无,每个人都在用文字追寻革命的最新动态。身为记者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跑遍了敖德萨和巴统,把所有港口城市都走了一遍,这份工作让他重新在文字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也让他写下的文字有了意义。

  从阴郁中挣扎出来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舒了一口气,他又活过来了。“它把作者带到高加索,让他看看南方丰富多彩的种种事件、人物和大自然的景色。除此而外,还使生活充满了南方的乐观情绪和幽默感”。不过,在迷茫的时代困惑中,在失去社会理想的时候,知识分子究竟能用自己的思想做什么,依然未能解答。但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在用自己的思想为社会创造什么意义,不如说是现实社会在给知识分子的创作与思考确立价值。

  重新找到价值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犹如从温室中破壳的蔷薇,他的文学从世界转回俄罗斯故土,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仿佛有意识般”地接触俄罗斯的两件事物:自然和文人。在看似与革命无关的氛围中,在草原、水鸟、白柳的萦绕和与巴别尔、布尔加科夫、叶赛宁等人的交流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找到了文学最丰饶的意义,他既回到了童年时“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浪漫幻想,又开始用写作将浪漫带入现实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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