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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对《日程》的日程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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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程》的日程化解读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1-14 11:11:57 [只看该作者]

先读
历史如果只能是胜利者的书写,那么至少也要给出轨的胜利者多带几顶绿帽子,这并非出于失败者绝望地报复,文学不是简单用来反抗什么的,而是重新去接近历史的愤怒和可能的真相。在《日程》中,维亚尔试图用文字引领我们去探索荒谬和恐惧的地狱之门是如何一扇一扇打开的。
检书035
撰文▼科西嘉(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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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日程》
(L'ordre du jour)
11月6日,作家埃里克 · 维亚尔(Eric Vuillard)凭借作品《日程》(L'ordre du jour)获得了2017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是“用一个个眼花缭乱的事件,描绘了纳粹德国的崛起”。
就像我们不能忽视策兰一些诗歌的日期,有关《日程》的以下日期不但不应被忽视,反倒值得做一次深入的日程化解读。而这一切是从德国24名工业寡头参加希特勒的一场晚宴开始的。
1933年2月20日:晚宴
纳粹这台国家机器的启动不光要思想依据,还需要德国民族工业作为战争的经济基础。距离3月5日的国会选举只剩下两周了。这一天,纳粹党召集了包括欧宝集团总裁威廉 ·冯 ·欧培尔(Wilhelm von Opel)、克虏伯公司老板古斯塔夫 ·克虏伯(Gustav Krupp)在内的24名德国商业巨鳄秘密参加支持纳粹竞选的晚宴(还包括安联,西门子,巴斯夫,拜耳,爱克发,德律风根,法本等至今知名的企业),迎接他们的是温文尔雅的戈林、戈培尔和希特勒。
如果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控诉法西斯战争的抽象画,那么维亚尔基于史实想象的这场晚宴的情景,就是用文字再现了一幅描述二战的古典油画,而这幅油画本身就是历史。在这一场人数是《最后的晚餐》两倍的宴会上,推拉摇移,慢镜特写,各色人等的动作神情都被当过导演的维亚尔用极其精到的场景调度还原出来。维亚尔在写作时有参考维斯康蒂的《纳粹狂魔》,他相信在语言的深处有一份承诺,在行动的正中有一份希望,他只为此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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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画作《最后的晚餐》
这些知名的企业在表态支持纳粹上台以后,就投入了军工生产,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吞并奥地利。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伟大复兴的任务原寄希望于奥地利,但随着普鲁士的崛起和普奥战争中俾斯麦的胜利,这个使命落在了德国的头上。维特根斯坦的同班希特勒本来是奥地利人,但现在他的要务是吞并奥地利再造一个强大的帝国。
而本书的结尾呼应了开头,追忆古斯塔夫 ·克虏伯(本书的封面人物)等人的晚景,“人们从来不会两次坠落同一道深渊,但人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坠落到荒谬和恐惧之中”。荒谬和恐惧是吸引人的。尽管大多数人在创作时达不到一个自由的状态,但文学本身是要求自由的。维亚尔认为“文学允许一切”,他要用文字引领我们去探索荒谬和恐惧的地狱之门是如何一扇一扇打开的。
1938年3月12日:入侵
我们总以为德军每个士兵都开着坦克,但实际上德军的主力依然是步兵和骑兵,错觉来自于戈培尔的宣传。维亚尔不仅想了解德国闪电入侵奥地利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还想晓得这一天前后,历史上的大人物小人物都经历了什么,即本书的主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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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吞并奥地利
德国吞并奥地利有一个专用名词Anschluss,如今在西方的中学历史课本里也只是几句话带过。维亚尔通过阅读包括纽伦堡审判在内的大量档案资料,用凝缩和抒情并重的语言,以做减法的方式,传达出了入侵前后的讯息。
观察这些年的法国文学,书写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或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似乎成了主流,但维亚尔不忌讳地书写对西方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这些大人物。其中有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哈利法克斯伯爵(Lord Halifax),他在张伯伦任期内和首相一起推动绥靖政策;有时任奥地利总理库尔特 ·许士尼格,他在前任被纳粹暗杀以后,展开了与希特勒的谈判。希特勒迫使他让亲纳粹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Inquart)加入内阁,后者之后接替许士尼格成为奥地利傀儡政权的总理。许士尼格不见得是开明的民主派人士,也会镇压工会和左派政党,只是在更为强权的希特勒面前,他只能退缩。还有退让的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有法国当时的总统阿尔贝特 ·勒布朗(Albert Lebrun),他要求法国按兵不动,有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和张伯伦在唐宁街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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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在山雨欲来的二战前夕,即便是海德格尔和布朗肖也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清醒者又有几人呢?作者部分的用意正是年鉴学派史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命名的外交历史(L‘Histoire diplomatique)。
书写这些大人物,是为汗牛充栋的图书馆添加一本了无新意的作品?不是的,正如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公民》一诗中写道:”罗伯斯庇尔每天早晨用一小时盥洗/他把剩下的时间奉献给了人民/在标语天堂里,在道德机器里”(李笠译)。罗伯斯庇尔的生活都可以继续写,所以写什么不是大问题,怎么写才重要。何况维亚尔在《日程》里还提到了入侵时被杀害和自杀的人民,他们的代表是:
Alma Biro, 公务员,40岁。割腕自杀。
Karl Schlesinger,作家,49岁。朝太阳穴开枪自杀。
Helene Kuhner, 家庭主妇,69岁。开枪自杀。
Leopold Bien,公务员,36岁。跳窗自杀。
维亚尔认为,我们经常想象作家只为自己写作,是现代性发生以后才有的。圣西门写《回忆录》也多是娱乐自己,民众并不感兴趣。夏多布里昂一段时间为了经济收入也要撰写《墓畔回忆录》。独立作家为自己写作的自由反倒是旧制度传袭下来的态度。当我们谈论启蒙时代产生的文学这个词,一个没有庇护的个体拿起鹅毛笔作为职业,可能要追溯到卢梭,但在卢梭那里,公共问题和写作策略一开始就不是粗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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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4日:革命
《日程》承接了作者去年的《7月14日》(14 juillet),是近些年来政治性最强的一本获奖作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这两本小册子的同时褒奖)。正如作者坦言自己不可能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写出《7月14日》,任何作品都不应该脱离历史社会语境去看,即使是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多了解一点里昂作家维亚尔的生平和作品,尽管他比当代许多法国作家更不愿谈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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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尔及其作品《7月14日》
1968年5月4日,“我刚出生,母亲就把我抱到阳台上,指给我看正在打街垒战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虽然不是左派,但也反对权威统治。在他父亲的书架上是那一时期流行的存在主义文学,但对维亚尔讽刺文风有较大塑造的是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曼佐尼(《约婚夫妇》作者)一本关于米兰鼠疫的书。维亚尔一直成绩优异,但学校生活很快就令他厌倦,而文学则成为他活着、理解这个世界和为其发声的全部。中学进入寄宿学校后,他开始了漂泊的生活。
在艾克斯(Aix-en-Provence)取得法律和政治学深入学习文凭(DEA)后,他来到巴黎,在社会高等研究院取得了“历史和文明”专业的DEA(师从德里达)。那一时期,他也在别的学校修了很多哲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课程。维亚尔渐渐发现文学可以成为组装不同学科材料的地域。31岁那年,维亚尔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猎人》(Le Chasseur),书的出版让他因缘际会认识了导演菲利普·格兰德里厄(Philippe Grandrieux), 他们合作编剧的电影《新生》于2002年上映。维亚尔借着这笔收入以非游客之姿环游了世界,一路往东,他经过中欧、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一直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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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Le Chasseur)
回到法国后,一直在漂泊的维亚尔也终于在雷恩和妻子安居了下来。他拍摄了同样热衷历史考古的小说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戈尼》(Mateo Falcone)。拍摄完这部电影后,维亚尔似乎找到了书写历史题材作品的窍门。和帕特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类似,接连出版了以某一特定日期为线索的叙述,视野遍及全球,从中还能看出维亚尔对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学习。
2009年的《征服者》(Conquistadors)讲述了1532年皮萨罗征服秘鲁的历史;2012年的《西线战事》(La Bataille d’Occident)诉说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同一年的《刚果》(Congo)关于1884年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历史会议;2014年《大地的悲伤》(Tristessede la terre)涉及美国西进运动时期的传奇人物有“白人西部经验万花筒”之称的“水牛比尔”(Buffalo Bill),尤其以捕杀野牛和经营流浪马戏团知名。这些作品的一个共性就是叙述者讲述的时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摇摆,它们都不是“现场直播”。尽管维亚尔偏爱自维庸以来的法国抒情诗传统,但这几部作品的语言却越来越节制,伴随越来越多生僻的用词,知识分子话语、里昂方言和法国50年代的黑话,应有尽有。这些作品让维亚尔得了一些大大小小文学奖,在批评界小有名气,但真正让他名声大振的是去年八月出版的有关攻占巴士底狱历史的《7月14日》,少见地迅疾成为法国大学讲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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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Congo)
巴黎第十大学当代文学教授Dominique Viart先生认为,经过战后一段时间法国先锋派文学对历史的漠不关心以后,历史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回到了文学的舞台。尽管愈来愈多滥竽充数的历史小说(roman historique)充斥着法国的图书市场(这一类小说依旧延续着19世纪大仲马式历史小说的俗套,在一个基本尊重史实的框架下进行大量虚构的奇情侠义),法国还是出现了他称之为“历史学者小说”(roman historien)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都出自历史学者之手,相反来自一些有着很好的历史学素养,却对既有的历史学著作的叙述和话语存疑的文学家,他们选择用文学的方式深入那些历史学的不毛之地。诸如维亚尔的《7月14日》,莫迪亚诺的《多拉 ·布吕德》(Dora Bruder),佩雷克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阿兰·纳多(Alain Nadaud)的《零的考古学》(Archéologie du zéro)等。
尽管米什莱的历史书写有很强的文学性,但他也没有给攻占巴士底狱的20万“群氓”部分地有名有姓有职业。维亚尔借助档案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当中有妓女,裁缝,乞丐,羊毛工人,修鞋匠,修车师傅,短工,鞣革匠,伙计,制蜡工人,商贾,无业游民等等,他们值得被关注,就像那个给奥朗德理发的师傅一样值得。20世纪,文学世界里几乎已经看不到史诗,那些重大历史决定的幕后操作,台前群情,如果不依赖攻占巴士底狱这样的大事件,可能再也找不回托尔斯泰小说几百号人的气魄。我们既不能抹去这些被统治的无名者,也不能在诸如殖民问题上用殖民者的恶这样空洞的概念阐释问题,维亚尔没有明确的写作计划,但是当材料积累到一定时候,榫卯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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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攻占巴士底狱的画作
历史如果只能是胜利者的书写,那么至少也要给出轨的胜利者多带几顶绿帽子,并非出于失败者绝望地报复,而是重新去接近历史的愤怒和可能的真相。文学不是简单用来反抗什么的,但政治的情势和文学的镜子虽然不是反映论,却是一体两面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还在于为什么要在2017年讲述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历史,即使在普罗读者对二战题材极为厌倦的今天。
面对法国大革命和纳粹这两个西方现代史上最大的神话叙述,维亚尔通过福柯在《声名狼藉者的生活》(la Vie des hommes infames,infames更强调默默无闻者)中纲领性的表述,为自己书写《7月14日》和《日程》中的群像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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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如果说福柯这篇文章对其他作家的帮助是间接的话,对维亚尔来说就更为直接,因为福柯在其中收集了大量巴士底狱囚禁者的档案。尽管叙述者通常是第一人称复数的nous或泛指代词的on,但既然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我们怎么能不好好认识他们呢?
2017年11月6日:叙述
其实维亚尔这次获奖有很多需要避嫌的不利因素。首先,南方行动出版社(Actes Sud)社长弗朗索瓦丝·尼桑(Fran?oise Nyssen)女士5月初刚当选马克龙政府的文化部长。其次,龚古尔奖参选作品都来自八月底开始的文学季,而这本5月出版的作品是唯一破格入选的(情况和前年同一家出版社的获奖小说《罗盘》如出一辙)。
9月底的德国联邦选举中,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议会获得了13%的选票,也是德国战后首次有极右翼政党参与组阁。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评委会也是在那公布的第二轮名单。紧接着,只有三十岁的党魁库尔茨领导的,有着纳粹历史渊源的奥地利人民党在10月15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面对集体右转,动荡不安的欧洲(虽然马克龙赢得了五月的选举,但国民阵线的势力,尤其对青年人的影响是递增的),这既是评委会的意图,也是维亚尔的写作驱动力。再次,这本只有150页小开本标价只有16欧辞藻华丽的作品,可能创下偏官方偏大众的龚古尔奖的销量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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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重要的,在2002年帕斯卡尔·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凭借《游荡的影子》(Les Ombreserrantes)——一本叙述(récit)而非小说(roman)——摘取龚古尔奖之后,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2014年埃马纽埃尔·卡雷尔的《王国》Le Royaume就因为是récit而不是roman被淘汰)。纵观过去十七年甚至更长时段法国文学的发展,长达两个世纪名家辈出的法国小说时代可能离我们真的渐行渐远了,笔者不能确定当下的中国小说是否处于最蓬勃的时期,但几乎可以肯定21世纪的法国文学在向着叙述的路上一骑绝尘了。在法国,“文学的终结”如果还争论不休的话,去年美第奇文学奖颁给历史学家伊万·雅布隆卡的récit,“小说的终结”似乎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趋势,还有待历史检验。
当然,小说不也是叙述的一种吗?但在法国这是两个文类,他们的分野有很多种说法,比如维亚尔以《7月14日》和《日程》举例,作品要处理群像,叙述里是没有核心人物的,没有线性情节(即使先锋派小说打乱了线性),没有一个主要的戏剧冲突,像生活一样。我们的文学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一个非线性的叙述,反英雄的命运,但又陷入了偏个人主义的现代派窠臼和文学民主化时代相对平庸的面向之中,无法书写集体性事件,对宏大叙述畏畏缩缩,为了处理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和人物,为了辩证地扬弃这一现象,可能暂时只能把“小说性”(romanesque)放到一边,想象力对于小说来说是重要的,但它暂时抚慰不了历史的伤痛,同时他的难度又远在卡波特式新闻体非虚构之上,综合而又开放,在笔者看来,如今的叙述(récit)更像是文学性很强的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论文,但又不尽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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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尔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记忆之场》(Lieu dememoire)里提到了文学对事件的“变形”见证了历史意识的转换和当代史写作可能的紧迫感。事件报道不能都交给媒体,尽管笔者不太认可巴迪欧通过“真理-事件”召唤“主体”的说法,但是历史事件,宏观地说它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微观地说它是个体和时代关系的晴雨表。
这本书之于现实的意义,维亚尔旨在警示“精英和实业家会在妥协时刻滑向深渊”。维亚尔不在书中作过多的道德判断,但他指出商业的利益法则是没有道德的。很想知道:在这个历史虚无的年代,文学还能不能承受住历史的重量。文学应该在消解意识形态和服务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当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当代的法国作家对事件一直有着密切关注,比如杜拉斯的《痛苦》(La Douleur),卡雷尔的《对面的撒旦》(L'Adversaire),西蒙的《刺槐树》(L'acacia),莫维尼埃的《在人群中》(Dansla foule)等等。维亚尔正走在“事件文学”的路径上,他的下两本新书节选已分别发表在了《新法兰西杂志》和《列纳列斯学刊》,前者是奠边府战役,后者有提到约翰·雅各·阿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德裔美国商人,泰坦尼克号上最富有的乘客,看来“沉船事件”将成为他叙述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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