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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这些日记为你解密戴高乐从蛰伏到权力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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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记为你解密戴高乐从蛰伏到权力顶峰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1-10 13:19:42 [只看该作者]

今天是戴高乐逝世47周年。
戴高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也是法国第18任总统。然而,西方对戴高乐在政治上的评价,一直以来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法国在跌落时所能够寻找到的最好的政权保卫者;也有人说,戴高乐在位期间赋予总统的过大权力,使当时的法国走向了独裁和专制。
那么究竟,戴高乐的“集权”是否让法国迈向了极端?他是对是错?今晚这篇推送,我们通过一份第一手资料——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日记,来为你呈现当时的政治格局。
蓬皮杜是戴高乐多来的亲密盟友,期间有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尤值得注意:1944年,蓬皮杜经一位巴黎高师的同学介绍,进入戴高乐的办公室工作;1962年,蓬皮杜出任戴高乐政府总理;1969年戴高乐辞去总统一职后,蓬皮杜成为戴高乐的接班人。
这期间的种种亲历心声和不为人知的故事,蓬皮杜都记录在了他的日记中。今日借着纪念戴高乐,分享给你蓬皮杜从1950年到1953年写下的关于戴高乐的日记。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现由蓬皮杜之子阿兰·蓬皮杜编选收录于《双面蓬皮杜》一书中,广西师大社10月出版。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1959年1月,乔治·蓬皮杜乘公务车陪同戴高乐将军前往爱丽舍宫就职
蓬皮杜日记
节选自《双面蓬皮杜》一书
1950年6月12日至18日
6月14日,(将军)情绪一般。我记录了他的一些看法:“莫里亚克?所有天主教徒都知道他会被定罪。”
在谈到让·路易·维吉耶时提到马克·桑尼耶:“有必要给他让路?”“他可以和其他人一样等上五年。他有天生的好口才,创办了《西龙》杂志,虽然遭到谴责1910年,天主教杂志《西龙》受到教会谴责。,但他会继续做下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能做的蠢事,他都干了个遍。戴高乐派只支持正义的主张。我告诉他,人民共和运动有两位父亲:他是精神之父,我是物质之父。”
在西部之旅中,我注意到他对那些势利之人非常反感。这也反映出他性格的一面:他不希望讨好人,认为这会自降身份。他认为只有患难方能见真情。
1950年7月2日
将军直到22日(星期四)晚上才回到巴黎。星期五,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讨论他的演讲稿。在谈到维希时,他再次引用了一把弓与两根弦的譬喻,以反驳《法兰西景象》(Aspects de la France)刊登的雷米的新文章。我让他删去了这句话。我指出,他这样做的话,就是承认自己被击中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将军在瓦恩谈话的“公报”发表之后,雷米寄来一封长信,同时,他的那个当修女的妹妹雅克琳也来信胡说八道了一通。将军回了一封简短而恰到好处的信,拒绝通过书信展开讨论,还重申了对他的矢至不渝的友谊。大概这封信到得太晚了,未能阻止文章的发表。尽管如此,雷米又寄来了一封信。将军起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他又向博纳瓦尔加斯东·德·博纳瓦尔上校(Gaston de Bonneval,1911—1998),抵抗运动者,曾被关入集中营,后担任戴高乐将军副官(1945—1964)。要去了。信虽然写得热情洋溢,但什么也没有否认,而且毫无悔恨之意。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国家元首的权力。他对我说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法国不可能实行专政,这已有前车之鉴,而且法国还很羸弱,与这种制度不相匹配。因此,应该有一位强有力的、深孚众望的国家元首,“以免各党派做得太过分了”。
1951年3月19日至24日
将军的一件趣事:他认为必须提高工资。虽然这样做既合情合理,又有利于选举,但他拒绝发表声明,因为他不希望(这样做)“看上去是为了蛊惑人心”。
1951年11月12日至18日
非常忙碌。
13日,我与将军仅有过一次平静的长谈。他只有在真正能掌握权力的情况下才愿意掌权。接下来必须有事件发生,迫使奥里奥尔和议会向他求救。因此,在人们准备向法兰西人民联盟求救时,苏斯戴尔要提前发出预警,应该由联盟主席出面解决。人们找将军的话,如果只是表面上的邀约,他会拒绝。如果情况“紧急”,那么“形式就毫无意义”。我让将军不要太过注重形式。他希望奥里奥尔邀请他来组阁,内阁提名要在他“到达巴黎”前通过!科隆贝!可怜的帕莱夫斯基以为必须是个中立的地方才能会面,其实路凡西安(Louveciennes)就可以。
1951年12月25日
将军认为总体形势严峻,令人气馁:“我搓着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知道呢,也许二十年后的苏联会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根据大西洋联盟的失败来调整政策。”
这段时间格外忙碌。
有几件大事。
事件一:
在接到皮杜尔的信之后,将军打电话让我去科隆贝,不过最终还是让达让利厄上将给我寄来一些所需资料。我与将军见了面,在他离开之前,为了让他了解我的想法,我告诉他自己担心发生类似比内就职或他离开这类危机的原因(他告诉过我他决定置身事外,他也是这么对苏斯戴尔说的),并且会予以斥责。星期一我又见到他,他给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态度傲慢,拒绝承认政权的合法性等)。当我离开时,他就差和我说“我可怜您”。在接到消息后,我于星期二早上去见皮杜尔,负责安排星期六在科隆贝的会面。29日(星期六),我早上八时到圣克鲁(Saint-Cloud)接皮杜尔,一起前往科隆贝……在科隆贝,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11时45分至13时谈话,午餐,三人散步,14时30分至16时两人谈话,我利用空档时间阅读了将军的回忆录,16时离开。
皮杜尔认为会面的氛围良好。他坚信得到了将军愿意给予支持的正式承诺。不过他对具体如何操作还有些疑惑,对接手比内有点担心。
我后来发现将军的态度恰恰相反,他对这次会面的印象很糟糕,他并不准备将自己的一时想法付诸行动,而且他从心底也不愿意看到自己人在别人的内阁里任职。
事件二:
我与菲永勒内·菲永,参阅1952年5月18日。共进午餐,我告诉他自己想要转到私营部门工作,我们谈到勒内·马耶尔勒内·马耶尔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担任重要职务。。菲永建议我与马耶尔建立联系,我表示同意。三天后,菲永告诉我马耶尔很高兴能与我在罗斯柴尔德集团见面,时间长短由我定。6日(星期六)我打了电话,8日(星期一)我在里尔街与马耶尔会面1个半小时,会面让我很失望。报酬很好(比内指责之处),但比皮杜尔更严重的毛病是马耶尔(极其)傲慢,易怒,摆出一副厚颜无耻和玩世不恭的架势。不过,会谈很顺利,让人抱有期望。但议员们能否像对集团主席一样地支持他,我对此表示怀疑。
事件三:
关于将军的眼睛。他告诉我(我记得是2日)视力正在减退。我很震惊。3日,他准备见眼科医生吉约马。我问他能否告诉我结果,他回答说:“我不愿告诉您,不是因为不信任您,我完全信赖您,但是我宁愿只有医生和我知道。”但我感觉他放下心来,至少对于病情爆发的时限不再担心。
事件四:
第一区夸尔保罗·夸尔(Paul Coirre,1911—1989),实业家之子,1952—1958年以独立共和与社会行动者的名义当选塞纳省议员。与奥利维耶阿尔贝·奥利维耶(Albert Ollivier,1888—1987),抵抗运动者、历史学家、记者。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成为国民议会成员。领导《联盟》(Le Rassemblement)周刊,1959年成为法国广播电视台(RTF)电视节目主任。的选举结果令人沮丧,这对将军产生了恶劣影响,星期一我打电话时就意识到了这点。星期二,他很早就到了,交给博纳瓦尔一封信(命令他不要给任何人看,包括我在内),宣布联盟和议会之间的决裂。
我和他谈了五分钟,他告诉我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对我要说的话不感兴趣,于是我就出去了。
随后,泰勒努瓦尔(刚从联盟领导小组回来,准备去联盟政治局)表示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以便联盟领导小组能够一致反对比内;但比内最终以9票微弱优势过关,因为承诺向阿尔及利亚提供15亿金额的无耻的包工合同。
泰勒努瓦尔像只狮子一样坚持了半小时,让将军有所动摇。接着苏斯戴尔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或走或留,只能二选一”进行了斗争。第二天,帕莱夫斯基认为我们的担心都是徒劳的,情况恰恰相反。将军召见了马尔罗。10日(星期三)傍晚将军召见了我,讨论法兰西人民联盟解散的条件。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得很精彩,但还是无法解决难题。他认为这一切对他而言已经结束了,但又不愿掩盖过去参与的事实,他绝不接受由中间人作为代表。
该怎么办?我和苏斯戴尔谈过话,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绞尽脑汁,避免灾难性的后果,找到解决办法。我与柯尼希的谈话未做记录,他从印度支那回来,对那里非常悲观。这无关紧要。
迪耶特尔姆安德烈·迪耶特尔姆,参阅1952年1月7日至12日谈话记录。召见并询问我,他对将军的想法感到困扰。“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没有戴高乐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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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写信给隆卡利红衣主教安吉洛·朱塞佩·隆卡利(Cardinal Angelo Giuseppe Roncalli,1881—1963),1945—1953年,在巴黎担任教廷大使,1958年当选教皇,即约翰二十三世。和费尔坦,对他们任期内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将军在以前的谈话中告诉过我,有两个人可以成为外交部部长:勒内·马耶尔和莱昂·诺埃尔。(他极力反对帕莱夫斯基。)
我对以前的笔记做了总结:比约特声称将军“总是在他的军事生涯上设置绊脚石”,将军则声称比约特只打过8天仗!
我还记下了1947年戴高乐夫人对克洛德·居伊说过的话:“我比您更了解他,他只有胜算在握时才能获胜。”
克劳德·莫里亚克关于纪德的书的看法:纪德是自私的。他不喜欢人类,但他对人类有爱。他是在审视生活,而不是在生活。
1953年3月27日至28日
国民议会把危机推向顶点。
27日,将军斥责了苏斯戴尔、卡皮唐和迪耶特尔姆。迪耶特尔姆(与沙邦)拜会了马耶尔,但没有人告诉将军,对此将军非常生气。这件事的原因归结于沙邦过于圆滑,在事先未通知迪耶特尔姆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结果导致一场严重危机,每个人都深受其害。\[……\]此外,将军与我谈了二十分钟,解释他为何对法兰西人民联盟和联盟领导小组感到厌倦等,他已经厌倦在这个行将腐朽的国家继续开展政治活动,他已经产生厌倦,需要前往非洲寻找新的开始。然而,他希望在突尼斯见到的不仅仅是“俯首称臣的突尼斯人”,还希望与民粹分子见面;我与富歇和刚从罗马回来的垂头丧气的布鲁耶共商此事。
28日(星期日),国民议会在和谐的氛围中结束会议。
将军似乎恢复状态。
我把将军的状态告诉柯尼希。
前往非洲。
非常友好的“告别”。
最后的意愿。
“这是全新的开始。”
1953年5月19日
我与将军见了面:时长1个半小时。他希望让联盟处于休眠状态。把戴高乐派国民行动援助私营联盟(UPANG)为戴高乐将军发动全国行动提供援助的私营联盟,机构负责人是雅克·福卡尔(Jacques Foccart),负责募款。并入内阁。准备不再关心议会,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参入其中。“不可能既是戴高乐派,又是议会派。戴高乐派说:议会一秒钟都不曾想过让戴高乐执政。”我问:“如果苏斯戴尔或帕莱夫斯基进入内阁,您会怎么做?”“我不会阻止他们。如果他们对我说,阻止我吧,我会告诉他们:不会的,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事关你们和你们的良心。”我说:“然后呢?”“然后,一切都结束了。也就是说,他们对我来说就成了皮杜尔之流。”
我想到当天早上,帕莱夫斯基问我他是否应该接受任命,他很犹豫,因为我告诉他,我认为这是决裂和背叛。
我告诉将军,感情因素很重要,苏斯戴尔是不会接受任命的。
1953年5月23日
一个细节:丘吉尔夫人对戴高乐将军说了一些友好但无关紧要的话。我注意到戴高乐的回应中有两句话:“过河时如果发现河底全是淤泥的话,最好绕道而行”和“我对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钦佩和友谊无可复加”。
他甚至跟我这样评论:“当我看到丘吉尔对法国发表的友好演讲时,我在想他在准备做什么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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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蓬皮杜:1928—1974书信、笔记和照片》
著者: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
编者: 阿兰·蓬皮杜(Alain Pompidou)
埃里克·鲁塞尔(éric Roussel)
译者:史利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蓬皮杜将政治和文艺上的感悟都一一记录在日记和通信中。本书是对其私人书信、笔记的整理,呈现其独特的个性,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故事。
作为一个审慎复杂的政治家,蓬皮杜记录了他对社会政治领域的探讨与反思;描述了所接触的政治人物:戴高乐、尼克松、希斯、密特朗,留下了微妙而坦率的评语。作为一个文艺迷,他在书信中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讨论艺术、文学、爱情、女性等话题,展现出对永恒之美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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