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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后殖民视角下的日本帝国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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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视角下的日本帝国主义论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1-10 13:10:09 [只看该作者]

先读
尽管“满洲国”打出“王道乐土”的旗号,但关东军很快与历来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日本流氓、人贩子与贩毒分子结合。他们在“满洲国”登堂入室、改头换面,成为“满洲”经济的活跃人物。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东北建立起庞大的鸦片种植与消费网络,从中获取大量利润,成为“满洲”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
检书033
撰文▼汪力(检书作者)
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曾被积极地理解为世界“进化”的发展方向,被东亚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提倡。而自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1901)以来,特别是俄国革命之后,“帝国主义”作为批判性的概念,开始在东亚社会科学乃至民众的社会认识中经历漫长的“理论旅行”,直到197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化”、实证主义及种种“后学”的冲击而被渐渐遗忘。
但只要左翼的批判性思考仍然存在,试图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东亚建立帝国统治的历史把握为“帝国主义”的努力就不会终结。其中,新锐日本研究者马克弟(Mark Driscoll)写作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一书,成功揭示了“色欲·奇异·荒诞”背后整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构,可视为这一批判性思考中最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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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欲望,绝对奇异》
[美] 马克弟 著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版
帝国扩张的“生命政治”
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后藤新平认为,人的欲望总是无限膨胀而无法满足,而唯有通过帝国的强有力的权力介入,才能维持人的生命欲望与社会的平衡。同时,帝国支配必须积极利用市场手段,而市场带来的经济发展,同样也是日本帝国的军事的扩张,此即所谓“文藻的武备”。这些原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构中都得到了有力的体现。
马克弟则分析了在此原则下,日本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发现(“猎奇”)和塑造的几种主体。
首先是中国苦力。最初,日本在东北试图以大量移民工人推动殖民扩张,然而,殖民机构和资本家却发现,中国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最有利于获得超额利润,于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对苦力劳动力的掠夺。苦力忍受着极端的劳动条件和极低水平的工资,而闲暇时仅余的资金也用于在日本资本开设的鸦片烟管的麻痹神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劳动者被塑造成“非人般愚蠢的个体”,“沉溺于鸦片,没头没脑,‘逆来顺受’”,经常死于过劳与事故,而日本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又得意的声称自己为中国人提供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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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奴役下的中国劳工
其次则是日本的皮条客和人贩子。人们对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在近代的延续与嬗变的论述已经耳熟能详,但作者独特的视角使这个问题呈现出异样的相貌。马克弟指出,十九世纪晚期,东亚地区的性产业仍然被传统的中国商人所控制,他们不仅拐卖中国妇女,也招募诱拐日本女性从事性产业。而日本的皮条客与人贩子采取合法的告发与非法的暴力手段“解救”中国商人经营的性产业中的女性,随之立即将她们掠夺来从事更大规模,同时在“生命政治”方面更重视“卫生管理”与“温顺”的日本女性形象塑造,而且也在日本内地大规模诱拐女性到海外卖淫。而如福泽谕吉那样的“启蒙”思想家都对此予以热情的支持。最终日本皮条客们击败中国商人,夺取了东亚区域性产业的主导权,并在近代日本的资本积累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不用说这背后是众多日本女性的血泪与生命,也铺平了通向日本军队战时性奴制度这一空前反人道罪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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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在东北大力开展性产业
第三类主体是朝鲜殖民地的日本女性。不少女性活跃在朝鲜殖民地,不仅有性工作者,也有各类女性商人、职员等“成功人士”。日本的言论一方面赞赏她们为殖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活跃把握为“离巢”,认为她们在殖民地丧失日本女性的传统美德,变得叛逆或者充满欲望。在1920年代,这种状态被宣布为“歇斯底里”,成为精神病院管理的对象。而更有意思的是,日本新兴的性学话语又批判西方性学的禁欲主义,主张承认“健康的性欲望”,最终又将这种“歇斯底里”规训为帝国扩张的动力。
最后则是殖民地朝鲜的农民,他们被“奇异化”为夜郎自大、顽固守旧的主体,从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土地和超高额地租提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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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农民
可以看到,作者讨论的各个主体的塑造,固然是帝国统治的问题,同时也紧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的问题,继承了帝国主义如何从周边地区掠夺超额利润以完成资本积累的卢森堡式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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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1-10 13:10:22 [只看该作者]

生命政治到神经政治
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生命政治”,将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原有的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特性被否定,被吸纳到剩余价值生产中。而在关于日本国内昭和初期的“色情、奇异、荒诞”等社会文化的探讨中,日本资本主义则进一步塑造主体的感官、欲望,这种“生命政治”被马克弟称为“神经政治”。
围绕昭和初期消费和风俗文化,社会风俗研究者权田保之助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扼杀了真正的大众娱乐的可能性。权田对摩登男女的出现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其包含实现真正民众娱乐的“乌托邦”式契机,但最后又认定他们也同样堕入消费主义。性学研究者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批判日本性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主张客观承认人的诸如施虐∕受虐等种种“变态”欲望。与此相似,梅原北明曾作为“进步”的文化人积极参与左派政治活动,又是一位狂热的色情文化的传播者,他的小说《杀人会社》描绘了一家异样的跨国企业,其业务充斥着杀戮、强奸乃至食人、奸尸等变态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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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会社》
这些都表明了,在一战后日本的大众消费社会中资本主义如何控制和动员了人们的感官和欲望。民俗学者今和次郎创立了“考现学”,将民俗学方法用于现代社会,通过研究消费社会中人的行为模式,从侧面反映出人的物化。同样研究都市风俗的中山由五郎,则将都市中资本主义人格化地描述成一个吸血鬼,不断通过“色欲”和“奇异”吸收资本和生命。吸血鬼的形象同样出现在江户川乱步的侦探小说中,那里吸血鬼不断唤起人的情欲,致人死命。社会学者赤神良让则从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已经操纵人的神经系统,控制人的欲望与情绪。劳动者从资本家那里拿到工资,就要从欲望消费那里还给资本家。因此资本主义制造出越多的“爱欲”与“奇异”,就能得到越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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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资料
马克弟则敏锐地指出,这种对色欲的不断刺激将产生剧烈的暴力。如梅原北明本来期待大众媒体的发达能够为进步文化的传播创造条件,然而时势推移,他本人在日本殖民地大量发行在内地难以刊行的色情文本,并猎奇地表现战争中的色欲现象,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色欲表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结合,色欲成为战争的动力。
神经政治到死亡政治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生命政治”体现出新的形式,日本帝国主义将中国人民塑造成活着的死人,必将为日本的资本主义积累与帝国膨胀而死。这样的生命政治又被称为“死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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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执政就任式
尽管“满洲国”打出“王道乐土”的旗号,但“兴亚”的意识形态很快让位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因此关东军很快丢掉“非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迅速与历来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日本流氓、人贩子与贩毒分子结合。他们在“满洲国”登堂入室、改头换面,成为“满洲”经济的活跃人物。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东北建立起庞大的鸦片种植与消费网络,从中获取大量利润,成为“满洲”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
著名的杀人犯、日本特务甘粕正彦成为“满洲”夜间的统治者,在投机分子与右翼活动家中如鱼得水。继而“革新官僚”古海忠之、星野直树、岸信介也来到满洲,他们将毒品得来的大量资本运用到日本的总体战经济大业中,与大量动员来的劳工与先进的泰勒制生产相结合。新兴财阀如日产也加入其中,利用所谓“特殊劳工”。结果是数以万计的工人死于强制劳动,而新官僚与财阀们则鼓吹新的“全体主义”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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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东北日本移民妇女用手纺车纺织。
最终,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塑造“活死人”式的主体,在东亚大陆留下无数万人坑,日本国民自身也被动员选择死亡,帝国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命运。
“色欲-奇异”理论的得失
马克弟试图通过“欲望”(eros)与“奇异”(grotesque)这两个概念来把握和理解整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政治”。虽然从文化研究中发掘“帝国”的结构,在各种后殖民文化研究中可谓司空见惯,但马克弟的特殊之处在于,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理解,同事努力打通后现代左翼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不过这种努力是不是完全成功,还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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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马克弟有时存在主观推测,混淆了相关论述所体现的政治性问题与这些论述的作者本人的政治意识。姑且不论将赤神良让作为代表性的“左翼”风俗研究论客是否合理(他今天还偶尔被保守的思想史学者关注主要因为他战中战后撰写的一些反共小册子),马克弟对江户川乱步的分析尤其不能令人信服。马克弟把江户川乱步解读为一个左派的社会批评小说家,将乱步的文学视为对神经政治的批判。事实上,乱步如谷崎润一郎一样,更多属于非政治的美学文化,其作品更多地体现的是对官能欲望的非政治的享乐态度。我们固然可以分析其隐藏的政治意识,但代替作者主张其具备主体的反体制性,未免强作解人。而且乱步本人就对左翼批评家对描写伤残军人的情欲的《芋虫》的赞赏感到无奈。马克弟声称,既然整个昭和战前期文化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能想象乱步置身事外,不禁让人觉得他对日本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中的非政治要素缺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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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川乱步
其二,马克弟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方面的论述并没有很大的创新性。对关于“满洲”只有繁荣的都市与飞驰的“亚细亚号”列车这类“现代”印象的读者而言,书中血淋淋的描述可能令人震撼,但对于多年积蓄的日本帝国主义研究而言,只能说是做出了明白晓畅的论述。马克弟的论述特色更多在于他始终把帝国主义研究中的资本积累问题与左派文化研究中的“生命政治”问题相结合,正是在这里“色欲-奇异”理论得以用于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这两者又常常被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很好地证明理论的效力。比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政治至少在日清战争前后的形成期就在东亚区域展开了,而“色欲·奇异·荒诞”文化则要到关东大地震以后才普遍兴起,其中至少有二十年的时差,因此,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期的“生命政治”理解为“色欲-奇异”,无疑还有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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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时的奉天(沈阳)街道
再者,马克弟无视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的理论积蓄,仿佛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传统并不存在。在序言和导言中,他首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以詹森(Marius Jansen)为代表的,冷战下曾经占据北美日本研究主流的“近代化”论,认为他们“要不完全无视日本所设置的亚洲外圈,要么将讨论局限于殖民主义机构与行政化运作,而不去考虑对亚洲劳工的大规模暴力管制”。他也指责著名的日本帝国史研究者比蒂(Mark Peattie)陷入“现代化主义”,以至于取消了“关于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此外,他还批评另一种左翼的日本研究的视角,这种视角强烈地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主义(丸山真男)的影响,强调日本近代所包含的“前近代性”。
显然,马克弟拒绝将近代日本理解为特殊的“后发型”现代性的立场,也暗示这种立场难以避免某种日本特殊论。但如果不想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我们就不能忽略与马克弟论述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对于日本在东亚的色情产业,我们不应忽视其与“封建残余”日本式家族制度的联系,但可能不够“奇异”,因此被作者所忽视。
总体来看,从文化政治中分析日本帝国的比比皆是,但如此执着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论相结合的论述尚不多见。这无疑也提醒我们不必为各种时髦的帝国论述所吓到,而应当坚持对历史认识形成课题的韧性的思考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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