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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拾思想的节制 承担责任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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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思想的节制 承担责任的重负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0-5 14:35:58 [只看该作者]

高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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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
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作者:(英)托尼·朱特
译者:章乐天
版本:三辉图书
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
托尼·朱特选取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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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作者:(美)马克·里拉
译者:邓晓菁 王笑红
版本:三辉图书
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
以六位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讲述这些思想家如何及为何被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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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的数张面孔:极端年代中平衡的艺术》
作者:(美)奥雷里安·克雷托
版本: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
节制的声音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节制的美德和限度在哪里?克雷托回顾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重提节制的美德。

 

 

雷蒙·阿隆和让-保罗·萨特是大学同学,他们后来也始终以“我的小同学”彼此相称。上世纪40年代以后,萨特逐渐“左倾”,而阿隆则一如既往站在西方阵营,他们就此分道扬镳,友谊也随之结束。阿隆在一次访谈中略带惆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当政治选择不能重合时,友谊似乎也不可能挽救了。政治也许太严肃、太具悲剧性了,以至于友谊在这个领域里抵消不了对立。”

  晚年的萨特和阿隆达成了和解,友谊却不复当年。1980年萨特离世,1983年阿隆也撒手人寰,法国知识界受到连续的冲击。公共媒体、政界和知识界人物纷纷表示哀悼,其中不乏法国总统密特朗,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身影。

  三十年后,魅力虽减,萨特却似乎仍在神坛之上。2013年6月7日,巴黎高师举办纪念萨特的学术会议,超过一百名萨特“门徒”共聚一堂,热烈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方才散场。相较之下,阿隆既没形成自己的学派,影响也几乎只局限于法国的学院之内。

  上世纪40年代以后,阿隆在政治判断和公共表达上几乎没错过,萨特则常常判断失误,过分激进。去世三十年后他们受关注程度的不同形成了一种反讽,让人想到“五月风暴”中学生们的口号“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

  当然,也有少数慧眼识珠者,认为阿隆是法国继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后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态度,他在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和冷静判断,也被后世思想家所推崇,他的思想也被重提来回应当今世界的复杂境况。

  对阿隆稍有了解便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阿隆总是那么清醒而敏锐。面对上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战后的法国左派,“五月风暴”运动,苏联的威胁,阿尔及利亚独立等问题时他总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常常处于少数人一边,事实最终则证明他是对的。

  《责任的重负》

  清醒和敏锐来自对真相和现实的理解

  人们乐于做道德宣誓,描绘自己的理想世界,却不乐于了解现实是什么。因为说出理想是容易的,而了解现实是困难的。阿隆批评这些人“幻想要一个与现社会不同的更空泛的更普世的社会”,实际上却“不愿了解世界,也不愿改变世界,他们只想揭露世界。”

  一般知识分子所做的仅仅是批判,认为解决办法是留给执政者去想的。阿隆却不止于此,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认识真相,说出真相,并且为它产生的问题给出可靠的解答。这一观点后来也受到托尼·朱特的推崇。在《思虑二十世纪》中,朱特说:“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然后遵从这个真理。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

  对真相的认识引出了阿隆特有的“现实主义”,他常常自问也问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内阁部长,你会怎么做?”他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人在其自身处境中受到的限制和能做出的有限选择。与通常意义的现实主义不同,阿隆并不是要摒除道德和理想,在《责任的重负》中,朱特评论道:“他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把所有他所认为的现实都考虑在内……要根据其(道德、理念等)在现实本身的界限内,去探寻可能的抉择的真实内容。”

  这样的思想在阿隆的著作和对现实政治的评论当中随处可见。在历史哲学中,他把人看做历史的产物,同时又在创造历史,既受到局限又能够有所选择,同时要为选择的结果负责。他试图区分道德和政治,政治是在现实中作出选择,而不是在非黑即白的善恶间选择,因此在面对纳粹时,他认为“和平主义”行不通,“一面谴责战争一面部署战备的部长,我们不能以虚伪责之。这不过是个有关个人伦理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区别问题”;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上,他压根儿就不谈对错,只谈现实上不得不“放弃主权”,否则就需要承受一场殖民战争,后者显然是最坏的选择。

  “9·11”事件以后,阿隆的《和平与战争》《克劳塞维茨》等著作再次受到重视,因为他试图在国际政治问题中主流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在诸如刑讯恐怖分子的问题上,单纯诉诸道德的人可能会面临两难,而在阿隆那里,现实选择根本就不是问题。他在谈及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曾讲到,恐怖主义和酷刑当然都应该遭到反对,但问题是它们两者处于相互加强,相互补充的地位,只要恐怖主义存在,酷刑就不可避免,只要战争存在,极端不人道的现象就一定会持续发生,因此终结战争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对现实复杂性的认知带来思想上的节制

  对现实的认知,就一定会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因此阿隆的思想常常是点到即止,并不宣称绝对正确,他懂得思想上的节制。如果说认识并说出基本事实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思想上的节制则可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德。

  萨特也不是不了解现实,他清楚地认识到集中营的存在,也公开发表文章承认集中营中关着几万囚徒,但是他不谴责苏联。对于一个人道主义者,这不是自我矛盾吗?其原因可能正在于萨特不懂得节制对思想的激情,他太相信自己的思想以至于到了要无视现实中的残酷的地步。

  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对知识分子受到各种理想概念的诱惑而忽视现实做了精到的分析。此书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治学者马克·里拉,他延续了阿隆的传统,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对六位“亲暴政知识分子”做了批判性的阐释,试图理解这六位鼎鼎大名的思想家: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里达。

  他认为,他们的思想没有做到张弛有度,而被对一个理念的爱引致癫狂,他们没有意识到思想当中可能含有十分暴虐的成分。而只有在智识上达到自我控制时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幸福,在节制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做得很好,现代知识分子却忘记了其重要性。

  雷蒙·阿隆在马克·里拉眼里则堪称思想节制的典范。在和刘擎的一次对谈中,他提到:“阿隆对人类的政治激情力量,特别是这种激情如何在宗教中获得表达,以及将这种激情导向健康目标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理解。伯林与阿隆实践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责任政治’(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说,他们总是追问自己:如果处在权威的位置上他们将会做什么?这使他们免疫于歇斯底里、乌托邦主义、狂热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他们敏感于政治的限度,懂得最终需要运用公共权力来防止人类更可怕的灾难,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塑造人类或整个社会。”

  正是对现实真相执着的追求,带来了阿隆思想上的节制和冷静,这正是阿隆总是能够对现实作出清醒判断的原因。

  《节制的数张面孔》

  适度和冷静的气质对现时的影响

  随着特朗普现象的出现,阿隆的思想中的节制精神也受到美国思想家的关注。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奥雷里安·克雷托(Aurelian Craiutu)在2016年出版的新书《节制的数张面孔:极端年代中平衡的艺术》中,考察了雷蒙·阿隆、以赛亚·伯林、迈克尔·奥克肖特、亚当·米奇尼克等二十世纪重要思想家的思想,力图发扬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作为美德的节制精神。

  与今天受恐怖主义影响的西方社会相似,阿隆时代的法国社会同样处于撕裂的状态,人们就来自东方的威胁、左派运动、“五月风暴”、殖民地问题、欧洲内部及与美国的关系等各种问题争吵,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激情的狂潮。阿隆却从未被裹挟,总是冷静沉着地批评着各种不负责任的主张与行动。克雷托评价到,作为欧洲自由主义传统最后一个伟大的捍卫者,阿隆试图在黑暗时代让心灵免于麻醉,让狂热趋于冷静。

  能够如此也正因为阿隆对激情的警惕,克雷托引用阿隆的话作为新书第二章的引言,“自由之花在温带盛开,却在先知和群众信念的烈焰中凋萎。”

  在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美国社会之撕裂之势就可见一斑。他不但没有弥合社会,反而放大了所有人的不良情绪。这个时候克雷托将阿隆拉出来正是要提醒人们,该重拾节制这项美德。正像阿隆一直强调的,要考虑不同情境的不同需要,从现实出发。还需要保持谨慎和思想上的谦卑,平衡多元的价值诉求,拒斥狂热主义。要接受生活的复杂性,拒绝轻佻的乌托邦愿景和一劳永逸的解决社会诸问题的办法。

  重拾阿隆精神确实是有益的,他对现实的执着探索,说出真相的勇气和责任感,认识到现实复杂性所带来的思想上的节制,将道德考虑在内的“现实主义”,这一切都将让我们在这个混乱和喧嚣的时代更加清醒和冷静,更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负责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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