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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哲学家背道而驰的布尔迪厄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大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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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学家背道而驰的布尔迪厄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4-20 9:46:2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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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英会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声音几乎是缺席的。但是这种声音的缺席却并不意味着他不在场——他一直在场,但只是不参与这种知识分子激情式的讨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名声是由萨特、波伏娃、加缪、阿隆等这些人的影响力构筑的,他们是那些年主流的声音,他们控制着文化领域,为公共辩论定好基调,设定使用的语言,影响大众的判断,他们介入或者拒绝介入关键性道德问题的方式,都加强了法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象。

但这个共同体的形象同时也将很多公众性议题排除在外,比如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他们的兴趣主要是在文学、哲学和艺术方面,他们参与公众话题的方式不是实践,而是讨论——这并非是非议他们参与公众话题的方式,事实上,他们也曾参与实践,比如走上街头,加入到抗议的人群,加入某个党派,为某种理念摇旗呐喊,但是这种实践的层面过于肤浅,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苦难”,他们了解的只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美国与苏联,冷战与战争等等这些宏大的词汇。他们的实践只限于抽象的概念,比如讨论“大众”时,他们的大众绝不包括他们在大街上偶遇的一个乞丐、面临失业的男人、吸毒的妓女等等。

而身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正是以这种“实践”的方式在场: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贫民窟的访谈,展示出当代法国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痛苦,并通过社会学来解释这种痛苦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最新的布尔迪厄作品系列中,能够清晰地展示出布尔迪厄研究性质的代表作品就是厚重的《世界的苦难》,相对于他奠基性的理论著作《实践理论大纲》,自传性的《自我分析纲要》,颠覆性的《男性统治》,《世界的苦难》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学家的心声:通过调查研究和访谈,让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进入知识分子的话题场域,从而把知识分子的话题从形而上拉回到真实的地面。

从哲学家到社会家

要知道,早年的布尔迪厄也是巴黎高师中的一员,而且与萨特一样,是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的学生。他其实身处在一个哲学表现的辉煌时代,但他最终却放弃了成为一个哲学家。

在《自我分析纲要》这本并非自传的传记中,布尔迪厄表达了他对这种哲学家身份的反感,他说是萨特把这种“法国高师哲学家”的世界观推向了顶点。在高师时,他也曾赞同过这种世界观的教育,这种教育致力于培养一种知识贵族,一种全能型的知识分子,一种对哲学家身份的迷恋。而布尔迪厄正是在这种哲学家的教育空间中发现了它存在的弱点:一种经院式的封闭。大部分法国的哲学家都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这样的环境只能助长一种愈发同质化的共同生活,培养出的哲学家只能促进一种与世界的精神距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表达了他对萨特的反感:“我最不喜欢萨特的地方,是把他不仅变成‘全能知识分子’,而且变成理想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的一切东西,尤其是他对自由知识分子神话的绝无仅有的贡献,这种神话为他赢得了所有知识分子的永久认可”。布尔迪厄后来从事社会学,正是出于一种对这种经院式封闭教育的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这种经院观点是一种知识的傲慢,一种社会的疏远,“我在这种社会疏远中,从未能够感到自在。这种姿态令我不快,而且很久以来,我拒绝这种关于哲学思想的世界观,这种拒绝无疑有力地把我推向社会科学,尤其是某种从事社会科学的方式”。(《自我分析纲要》)

布尔迪厄的大部分著作都让人感到难以进入,这种阅读的困难源自一种我们无法对他进行一个清晰的定位。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我们无法对他的场域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的各种著作版本散乱,主题也涉猎广泛,评价更是参差不齐——就好像我们换了各种角度,都无法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样。社会学家热拉尔·莫热评价道,布尔迪厄的作品之所以难以进入,是因为他切断了知识分子与世界之间迷人的联系,他摆脱了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各种哲学和主义,他与统治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理论彻底决裂,与美国社会学中的实证经验主义相抗衡。他的作品难以归类和评述,在纯粹的经验主义者看来过于理论化,在纯粹的理论家来看又过于经验主义。他所有的作品都无法化约为社会学场域中为他留下的空间。所以,这种无法归类的属性,让我们长久忽视他的存在。

但是在读完《世界的苦难》后,我发现了进入布尔迪厄作品场域最直接和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说,《世界的苦难》这套长达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之所以成为布尔迪厄晚年的集大成的代表作,并不在于它的学术性,而是在于它普遍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所谓“世界的苦难”是指布尔迪厄选取的这些调查者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们都代表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对他们生活的深入调查揭开了知识分子普遍忽略的问题。用布尔迪厄的话说,这样的底层调查起到的作用不容否认:“使受苦的人看到把痛苦归咎于社会,从而免于自责的可能性;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隐而不宣的。”

被压抑的东西再现

对法国知识分子有着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有个让人信服的论断,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不是政治理论家,都很少关心政治观念,但他们都无法逃离政治生活的场域,为了让他们的论辩具有更多现实的紧迫性,只有那些真正的实践者才能赋予其意义。所谓实践者,指称的大概就是布尔迪厄这样的社会学家和列维·施特劳斯这样的人类学家。他们对现实和底层的调查研究,为理论的争辩提供了大数据和活生生的例子。虽然大多数造成痛苦的经济和社会机制不容易消除,但是,这样的学术调查研究有助于给采取行动发现一些可能性。

如果阅读布尔迪厄的作品有一个进入他学术场域的顺序的话,我建议就是从阅读《世界的苦难》入手,这是了解布尔迪厄作品最容易的途径。在这部著作中,布尔迪厄与其他22 位合作者,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法国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苦难。这部著作大多数篇幅的主人公都来自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的经理人、农民、中学生、老人、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右翼分子及支持者,也包括那些基层的管理者、社会工作者、警察、法官等各式人等,他们平时散落在法国各处,却无法进入知识分子的话题场域,他们的声音是被长期遮蔽和忽视的,他们丧失的话语权应该让法国知识分子蒙羞,试想一下,当萨特和波伏娃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讨论存在主义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存在主义也可以指称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下卷的最后有布尔迪厄撰写的关于访谈形式、结构、沟通、写作等这些细节问题的经验总结。其中有一段话表明了布尔迪厄对访谈的真实态度,值得单独摘录出来:“访谈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思想活动,旨在通过忘掉自我,真正达到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的目的。与人为善的态度意味着把受访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也是一种依照这些问题的独特的必然性,实事求是地加以把握和理解的能力,这是一种知性的爱,一种赞许必然性的眼光,一如‘对上帝的知性的爱’,也就是爱自然秩序,斯宾诺莎认为它是知识的最高形式。”

布尔迪厄曾说,他之所以从事社会学,而不是哲学家,就是因为社会学研究的职业可以促成被压抑东西的再现,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没有人愿意知道的东西。这也就是《世界的苦难》想要表达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布尔迪厄作品集四种(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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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上、下卷)

张祖建 译

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认真的观察及倾听,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所写就的田野调查著作。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鲜活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当代法国社会普通人的种种困苦,并透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出痛苦背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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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统治》

刘晖 译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揭露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男性统治》正是布尔迪厄为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实践上为妇女解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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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析纲要》

刘晖 译

这本书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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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论大纲》

高振华 李思宇 译

本书是布尔迪厄对于人、社会和文化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其田野调查材料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策略、仪式行为、神话的地位等问题的深入细致考察,布尔迪厄提出了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谋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

 

文/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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