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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随笔]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中国“情结” (演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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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中国“情结” (演 音)  发帖心情 Post By:2003-6-8 11:53:01 [只看该作者]

 
    当约朗·马尔姆奎斯特(汉名马悦然)于1985年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的时候,国内外一些学者都认为,此举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开通了道路。而当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于2000年10月上旬在法国接到他已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表明最初的推测似乎是有一定根据的。

马尔姆奎斯特是瑞典汉学家,他是高本汉的高足。以研究宋代豪放派词人辛弃疾获得硕士学位,又以研究四川方言的音韵获得博士学位。近二十多年来,马尔姆奎斯特一直致力于现代汉语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动态。他于80年代初一踏进中国即被当时正兴起的朦胧诗和实验戏剧所吸引。顾城、北岛、杨炼等人的诗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即以极大的热情阅读、研究、翻译朦胧诗。他早就认定中国新时期文学富有生气,将有一个远大的前程。

马尔奎斯特是中国新时期现代派文学演进最有眼光的西方见证人,他的富于洞察力的观察、研究和阐释,借助于系统而出色的翻译,缓慢而足有成效地在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成员中建立其深刻的印象。9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从老一辈作家移向新一代作家,显然跟西方汉学家研究重心转向当代直接相关。90年代中期以后,连续数年有几个中国作家同时被提名,国际上的汉学家和文学界也参加了对中国作家的积极推荐。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为了将该奖项授予中国作家,作了精心的准备。

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二十余年间,汉语文学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演进过程。无论诗歌,还是戏剧、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本。新时期以来,汉语文学地图的分布已经突破了本土的疆域,一批原来在国内已有相当影响的作家移民或旅居国外,带动了域外汉语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新时期以来富于探索性的汉语文学,一直受到欧美、日本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潮的重大影响。但汉语作家最具有创新风格的作品显然不是外来文学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其复杂影响的积极回应。与世界性的文学思潮相呼应,中国当代文学激荡多变,推陈出新,新作品层出不穷,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性的华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一旦“决定”(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汉语作家,接下来的问题具体而微妙:是授予最杰出的汉语诗人,以表彰汉语诗歌在当代世界诗潮中的突出地位;还是授予最优秀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以肯定他们的写作对于当代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形成已经显得多么重要!

当然,对新时期以来整个汉语文学的评估,由于着眼处不同,侧重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等等原因,我们远远还没有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从这次获奖消息传出而引起的一些争议看,如何理解和评价当代汉语文学,似乎还没有形成初步的共识,从而确立可供进一步讨论的基准。一些作家和研究者各抒己见,缺乏通识,缺乏洞察力,仅仅停留在感性的水平上。要么评价过高,要么评价过低。这种“小国寡民”的心态,面对个体性的深入写作也许是必要的,用于文化性的文学理解和批评就成了问题。我们似乎还缺乏对我们时代重大文学动态和取向的敏感性,具体而言,缺乏对当代汉语文学的一些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系统而细致的读解和阐释的经验和真切体验。在这方面,倒是国际上的一些汉学家做了更系统、更细致的工作。一些优秀的汉学家不仅善于运用严谨而精细的文本研究方法,而且具有宏观的整体性的文化视界。尽管国内有些评论者往往怀疑并批评汉学家所从事的研究的总体动机,认为其研究自觉不自觉地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因而不过将中国当代文学当作变动着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注释或形象资料罢了,因而并非独立的文学研究。这种批评虽然能一言中的,但并不能概括其全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汉学发生重大演变其结果之一就是研究“范式”和理念的变异,汉学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对于当代世界学术和文化的建设性的意义正在逐渐突显出来。如果说,传统汉学的人文主义根本上仍然基于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那么,当代汉学的新人文主义则基于东西方文明日益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交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共同体中,它的普遍意义显然是与它的民族的、历史的、现实的独特性、独创性相关的。这种新的时代观念的确立,西方汉学家作出一定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放眼当代世界文学之林,汉语文学虽然不能说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文学,但确实可以说是普遍拥有严肃的“生存感”的文学。我们可以例举出一系列作家的名单:王安忆、格非、余华、张承志、王蒙、贾平凹、莫言、陈东东、北岛、杨炼、多多、芒克、严力、钟鸣、王家新、黄灿然等等,当然也包括这次获奖的高行健。只要仔细阅读他(她)们的作品,对“存在”的关切,对时代的关切、对人类的关注、对个体生存的关切,可以说是大多数作品的共同基调。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汉语作家放眼世界,更自觉地开始重大探索,寻求汉语文学的独特的表达风格。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汉语作家获奖的可能性如何,经常性地被当作一个话题提出来讨论。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新一代的汉语作家多次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更使不少人为之牵心。尤其是在海外华人圈,每年临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日期,国际性的传媒都得为中国的作家失望一回。几次下来,讥之者称之为中国(华人)的诺贝尔“情结”。说实在的,大多数中国作家太明智了,他(她)们或者把诺贝尔奖根本不放在眼里,或者跟某些批评家一样认为,中国文学的既有成就离获奖距离尚远,大多数人把可能获奖的日期表往后推迟了十年或二十年。

倒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这几年来中国“情结”在日渐起作用。我们注意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除了马尔姆奎斯特,近年来曾担任诺贝尔文学评委会主席几位重要人物对中国都深有好感。谢尔·埃斯普马克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文学界进行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本人是一位现代诗人,文学教授。瑞典文学院与汉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近十多年来,评委会的院士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在不断深入,并给予高度评价。所有这些显然十分有利于为汉语作家授奖增加决定性的票数。

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终决定把该奖授予汉语作家,确实深思熟虑之举。回过来看,近三十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曾多次慎重考虑将该奖授予中国作家,先是老舍、沈从文等人,现在终于把这个奖授予汉语作家,可以说解开了一个双重性的“情结”。也许,在一些富于观察力的人看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是一个失误,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会带来较好后果的失误。它确实使华人世界松了一口气。海外华人也许要比中国本土的公民来得更高兴些是可以理解的。海外华人文学无疑是“汉语文学地图”上最多变、最敏感的部分。汉语文学早已走向世界,这一世界化的进程无疑与包括本土在内的华人世界的共同努力有关。在当代,汉语文学是世界文学中最富于探索性、最生气勃勃的部分。汉语文学在突出它的现代资质的同时,其跨文化的语境正在日益形成。这是一个多元的、内部存在着复杂差异的文学共同

 

体,而在许多方面,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的命运

是休戚相关的。

     汉语文学现在已经进入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国家与民族组成的国际“大家庭”,其喜乎,其忧乎,容见仁见智。若干年以后,又将会有一些优秀的汉语作家获得此奖是可以预期的。那时候,我们的反应也许会更自然些。而现在我们也不妨为此而激动一回。

 

200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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