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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朗诵在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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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在维也纳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4-21 10:25:46 [只看该作者]

作者:顾彬

 

 

 

 

王家新和顾彬在维也纳。(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0日《南方周末》)

谁都知道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但是很少(外国)人能够感觉到:维也纳人本来不应该算奥地利人,他们好像是作为他们自己的外族而存在。这跟他们的历史有关。因此最好把维也纳与奥地利分得很清楚。怎么分呢?

维也纳人喜欢唱“维也纳,维也纳,只有你……”这首著名的歌儿。如果只有维也纳,没有奥地利,那么这有道理吗?维也纳作为国都。这个城市看上去充满人生乐趣,是天堂——到处都有华尔兹舞与大蛋糕,有咖啡馆和猪排。但是维也纳跟奥地利其他地方不一样,这座城市到处都有古老的公墓与坟场。

欧洲第二大坟地是维也纳的“中心公墓”,可以说维也纳是一个逝者的城市。因为墓场太大,在那里面可以开车,从坟墓到坟墓,从荒地到荒地。墓场外有好多电车和轻轨火车站。车站的名字叫第一门、第二门、第三门。也可以这样理解:到了中心公墓后,人要进死亡的第一道门、第二道门和第三道门。

1968年我在维也纳大学开始学日语与现代汉语,我住在中心公墓对面的小果园。因为我当时没有钱,维也纳的亲戚给我提供他们那里的小房子。小房子附近还有破败的宫殿。我经常走路进城上课,要走一个小时。路上我到处看到老人在窗户边看马路上的人走来走去。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我呢?我爱生活,比如带中国作家跟我参观我的维也纳,一个华尔兹舞、大蛋糕之外的维也纳,一种弗洛伊德(Freud)性的维也纳,一个忧郁的维也纳。

我喜欢维也纳人的世纪末感。我喜爱跟人家到中心公墓的小森林散散步。我跟北岛、梁秉钧、翟永明等诗人去过中心公墓。我总是告诉我的中国诗人朋友:维也纳的墓碑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安慰。到了维也纳这座死亡之都后,你们跟贝多芬(Beethoven)、莫扎特(Mozart)、舒伯特(Schubert)一样,他们在忧郁者的心上永恒,而你们是读者心上的熊熊烈火。墓碑下的灵魂在等你们,欢迎你们到中心公墓。怕什么呢?你们在那里朗诵你们的诗歌,所有的死人会开始跳舞。是死人的舞蹈吗?可能。怕什么呢?庄子不是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另外一个状态吗?诗人的状态老在变,因为时代,因为社会,因为爱情。

我是半个维也纳人,我的妈妈是在维也纳出生、长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很穷,没有饭吃,我的妈妈经常带我到这个忧郁的首都。我外祖母的妹妹在维也纳,她老给我吃她做的维也纳猪排。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还不如早死”,她当时已经94岁。好像死亡与吃肉有密切的关系。死人还吃吗?他们吃诗歌,李商隐的、顾城的诗歌。我们呢?我们还活着,除了钱以外,还要酒与饭。在中心公墓散步之后,我带中国诗人们到对面的饭店,那里有美酒、美食。心,你还需要什么呢?

维也纳是我的血,因此给中国作家看维也纳时,我给他们看我的血。什么血呢?一个维也纳人的血,他灵魂的血。维也纳不光是死亡之都,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忧郁(melancholia)之都。维也纳人老发愁,诉苦,发牢骚。从早上到晚上他们发愁,从晚上到早上更发愁。发愁有好处吗?好像是有的。可以多跟其他忧郁者喝酒,喝世界上最好的、最新鲜的白葡萄酒,在外面喝,露天喝,在葡萄架下喝。喝得差不多了,维也纳人回家前还要喝最后一口。因此他们用两种互相鼓励的说法来决定能否结束多喝的酒会:第一,咱们再喝一杯。第二,咱们喝一杯逃跑酒。那么,第一句话不要解释,第二句话需要哲学家说明它吧。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逃跑。我们逃跑什么?大概逃离我们自己,避免面对我们自己。跑到哪里? 跑进梦里吗?好像是。在那里找到什么?遗忘?是,维也纳人不敢记忆。他们跟中国人一样主张“今天”:我们今天还年轻,我们今天还能享受生活。明天呢?明天难说,今天享有才好。

也享受文学吗?如果有葡萄酒喝,有饭吃,维也纳人很多参加朗诵会、前来享受的。三十多年来我老想跟维也纳作家合作,但是不太成功。我第一次带一个中国诗人去维也纳大概是1985年的夏天。当时北岛要求跟当地的作家见面,我就给那里的作协打电话。接电话的男人想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接触。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有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当时我们却没能跟他们见面。

我给维也纳作协打电话的时候,好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原来不该说有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诗人很想跟你们作家认识认识,我大概应该说有好酒、好饭在等你们跟一个北京来的诗人见面。那么,我估计他们当时都会来。

我是德国北威州南部区作协主席,我老请国内、国外的作家来波恩介绍他们的作品,也跟他们去维也纳开朗诵会。先说我自己吧。十多年来我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都是奥地利出版社出版的。可能是因为奥地利笔会会长帮忙。大概是2002年,他安排机会在维也纳外的小出版社出我第一本小说集。女出版人非常兴奋地组织发布会。发布会在大宫殿(Hofburg)对面的奥地利文学中心举行。这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来参会的人不少。

文学与食物在德语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发布会或者一般的朗诵会都应该提供面包与葡萄酒。于是,当天女出版人准备好了吃的、喝的,文学中心坐满了听众。我很满意,以为谁都会买我的小说集。我太幼稚,听众没有来听朗诵或准备看我的书,他们来吃饭。休息时他们把所有的面包吃光了,把所有的葡萄酒喝掉了。我的书呢?没有人买。真的没有吗?有一个作家看了空空荡荡、原来摆满了食品的桌子,同情我,觉得我太可怜,就买了一本。我非常难过。

三十多年来我住在波恩。这个小镇的人口不多,什么都小,书店也小。最小的书店叫“46号书摊”。到现在那里还能买到马克思150年前出版的《资本论》,当然是新版本,还可以听到已经退休的老板解释:“《资本论》很难看得懂,需要注释,看法国专家的注释,读者才能得到部分理解。”那么,我呢?我现在有一点了解,因为我买了有太多注释的《资本论》。

无论如何,我每年在“46号书摊”介绍我的新书,包括中国文学、哲学作品的译本。最近也有一次,但是来的人太少,只有11个听众,书店提供的葡萄酒瓶恐怕比客人还多。不过他们基本上没喝,他们听,买很多书,让面包与美酒孤独地晾在一边。在波恩书店开朗诵会时,经常不是顾客发牢骚,是桌子上感到寂寞的食品会喊一声:你们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因为北威州作协不少成员也是翻译家,所以我们经常请外国作家跟我们见面,聊天,当然也吃饭。我们常常用自己的钱邀请作家。很多中国有名的作家来波恩开过朗诵会,包括莫言、王安忆、舒婷等。结果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到北京等城市,当然也请过我给中国介绍奥地利作家。

王家新在维也纳孔子学院朗诵诗歌。(Richard Trappl供图/图)

有一次我们邀请维也纳作协的作家来波恩开朗诵会。我们到机场接他们,给他们安排宾馆住,请他们吃饭。来参加他们活动的人不少,都买了他们的书。当然我们不需要翻译,尽管他们的德语是18世纪的,很软、很甜,也很残酷(这里的“残酷”指维也纳德语中有些词语充满戾气,比较暴力。——作者注)。但是在波恩文学中心介绍他们,好像还是一种翻译工作,听他们朗诵也是一种翻译。耳朵能翻译吗?耳朵老在搞翻译!把他们当地的语言翻成我们德国西部的普通话。

过了几个星期后,我们北威州作协的作家去维也纳。没有人接我们,没有人给我们安排地方住,没有人请吃饭,甚至也没有一个当地的作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来的人大部分是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的学生、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作家不来的原因大概是那个晚上没有准备饭和好酒。后来呢?十年来我去维也纳跟作家见面以前,我先告诉他们我请客,他们就来了。

原来维也纳、奥地利应该感谢我,因为我每年给他们带来中国最有名的诗人。最近我把欧阳江河、王家新介绍给维也纳。但是我不敢再带他们到某一个维也纳的文学中心去开什么活动,怕没有好吃的,当地的人不来。我们宁愿到维也纳的孔子学院开朗诵会。虽然没有大蛋糕,没有卡布奇诺(Cappuccino), 还是会有人来,是在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可能还会来一些汉学系的学生和我邀请的朋友。

关于维也纳我写得不少:好多诗歌,一些小品,一两个短篇小说。维也纳感谢我吗?不。有一次维也纳某一个文学中心请我介绍我的诗歌。他们发现我不是奥地利人,不要我,还说“我们不请外国人”。我是外国人吗?在我爱的维也纳好像是。

维也纳感谢我每年给他们带中国当代作家吗?也不。当地的报纸还骂我是中国的走狗。我真的是吗?我不是中国的朋友吗?有什么问题呢?好像维也纳人是排外的。

怎么办呢?我还是走自己的路,文化的路——中国文化之路、维也纳文明之路。这是我的任务,因为我的身体是中国人的,我的灵魂是维也纳人的。德国呢?我的责任感、我的精神是德国人的。

我诉苦吗?发牢骚吗?“君子不怨”,是不是?可是君子也需要肉、需要血。

我维也纳的亲戚1960年代留给我一套房子。房子没有洗澡间,厕所在走廊,位于工人的、老百姓的、外来人的地区,叫Meidling。那里是底层的维也纳。好像跟孔子最重视的学徒一样,我住在那里的“陋巷”。也不错,那里的小酒店里的猪排好吃,新鲜的葡萄酒好喝,还能听当地方言。这样我可以多写诗歌。附近还有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的墓碑。我非常喜欢听他的《告别的交响曲》(Abschiedssinfonie),因为我觉得什么都是告别。

我所住的维也纳的房子附近有我外祖父母的墓。我经常去那里献花,然后回到房子里。楼梯有腐烂的味道,20世纪末的味道,是弗洛伊德时代的味道。然后我写维也纳的诗行或散文,去那里的露天饭馆,在那里学当地老百姓的语言,学十八世纪的语言,学死人的语言,想起我的外祖母曾经也是在窗户边看烟雾、胡同,等着我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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